说起来父母的工资也较高，按一家七口来算的话，人均50元以上。可我们从小受到的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教育。除了家中书多，有一台如柜子般大小的老式唱机和很多唱片外，和周围同学伙伴们的家庭没什么不同。文革前，我基本上未穿过新衣，开开心心地穿着仨姐嫌小换下来的旧衣裙。
实际上，因穷亲戚多，需接济，又担负着赡养老人的担子，父母的手头并不宽裕。母亲还常接济家庭困难的昔日老友。说一节好笑的。一日，母亲不在家，来了一位阿姨，说她是母亲的老朋友，在地下工作年代里，曾掩护过母亲。绘声绘色地讲了一段如何机智地帮助母亲逃脱追捕的故事，让我们听得入迷。母亲回来后，和她到小房间内去谈了一阵。她离开后，我们缠着母亲多说几个昔日的传奇故事。母亲听我们说了她讲的故事，笑了起来，说是她编的。那阿姨原来曾是个革命不坚定者，有脱党变节可能。49年后，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知道母亲人好，向母亲要资助来了。母亲给了她（好像是）二十元。她的要求也不高，满意地走了。
要说我们家与众不同的可能是，从我上幼儿园大班起，周日就有了由老妈主持的家庭民主生活会。（抄自我旧文）“由姐姐们轮流作记录。父亲虽工作忙，但也尽可能参加。会上讲评孩子各人一周来的表现，可摆功邀赏（多得几颗糖什么的），可批评检讨申诉解决争议，也可向爸妈提意见。会后全家出游或大扫除或打上几副牌。当年有时会因心怀鬼胎（犯了什么错误）而不想参加这会，如今回想起来就只有温馨的感觉了。”
陈毅的《手莫伸》诗，我们早在60年代初，就被要求背诵过了。那“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的句子牢记心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里，没有一人自个儿经商的、也无人从政。我倒是曾被作为“第三梯队”培养，可自知自己从小接受民主思想教育，惯于大胆直言。经历了文革后，更是同情弱者、嫉恶如仇，鄙视党棍。这性格，不适于在国内体制下从政，还是逃之夭夭出国留学为好。结果还是家中从事教育的颇深渊源，占了上风。外祖父花一生于办学教学的精神，溶入了我们的血脉。说来有趣，我们五人里，曾有四人在上海交大任教。但只有大姐，在交大应用数学系的教学研究岗位上，坚持到了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