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底我随父母，全家下放农村，在生产队分口粮。开始挤在一户农民家里住，第二年盖了草房，看起来要全家“扎根农村”了。
我在村里的“戴帽子”小学(附设初中)读书，每天背着小板凳和书包，和农民的孩子一起上学。学校的条件差，窗子没有玻璃，用塑料薄膜蒙着，阴天还能透光。上课是“复式教学”，比如说，三年级和六年级合用教室。一个课时分两半，老师先教六年级内容，三年级学生看书。下半课时，六年级学生做作业，老师教三年级学生。农民对老师都还敬重，尊称先生。调皮孩子的家长会对老师说，“先生，你给我打呀！”，老师也真打学生。刚刚看过城里的学生批斗老师，又来看老师打学生，感到很奇怪。
后来，我到县城的中学住校读书，寒暑假回村里。比起省城的中学，县城的省立中学要抓得紧，晚上安排自习。只是受教材内容的限制，讲的内容不深。取消物理和化学课以后，改教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
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的情况改善一些，虽然不能返回省城，却被调到石油地质勘探部门工作一段时间。那时国家有政策，野外勘探部门可以子女招工，恰好那年有招工指标。单位又规定了土政策，招工录取以后，必须到农场种地一年。农场有四百亩地，我们一百多男女青年，一去就收稻子，冬天挖沟。开春以后，就要抢收抢种。第二年收完稻子，我被分配到石油普查大队的钻井队做钻井工。
77年高考之前，我已经先后在两支钻井队工作，在大江南北勘探石油，从钻井学徒工提升到副司钻。虽然歌里唱“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下”，但是野外石油勘探钻井队十分艰苦，比大庆的钻井队还要艰苦，因为大庆是已经开发的油田，有生活基地。我们的勘探钻井队完全野外作业，三到六个月完成一口勘探井，接着就搬迁。新的井位，也许在麦田，也许在河边。我们的钻机是老式的基辅钻机，井架和设备搬迁全靠人拉肩扛。开钻前，先搭住的帐篷，再支井架。开钻以后，无论酷暑严冬三班倒，当班的司钻负责井口的一切工作，即使正常作业也会有工伤事故，压伤扭伤是常事。下班回来，工作服和翻毛皮鞋上都是油污和泥浆。钻井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个队都配指导员。对我来说，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比户口在生产队的时候好多了，吃皇粮，每月54斤粮票，二级工三十八块半，每天还有五毛钱的野外补贴。但是也知道这不是长期的工作职业，还想读书学习。
我获悉77年有高考招生的消息很迟，母亲的来信寄到偏远的钻井队，我还摸不着头脑。在此之前，母亲给我寄过地质学和钻井技术的书籍，还有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和工作有关的地质和钻井的书平时读过一些，数理化的书却是没有怎么翻。这时候只能临时抱佛脚，下班以后翻看这些书。帐篷离井台不远，只有睡铺，没有桌子，钻井机隆隆，对我影响并不大。主要的问题是一个人自学，书似乎是看懂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理解，融会贯通，书上的习题也少，没有难度。到了考试的前两天，听说当地县城的中学老师有公开的辅导课，晚上赶去一看，礼堂里黑压压全是考生，原先的辅导班已经结束，老师回答了一些考试的问题。
我在当地的考场参加了考试，第一天早上的数学就考砸了。一道三角函数题，概念不清，很简单的题，做错了。另一道题，题意理解错了。考出来以后特别不舒服，下午都不想再去考了。后来的语文和政治考试感觉好一些，理化考试又觉得不好。
十二月份考完以后，钻井队又开始搬迁。在新井位的乡村，我收到了体检通知书。到城里医院体检时，遇到我们单位的另一位考生，他在二线的修配厂工作，就在这个小城里。我和他交流了各自的考试情况，他好像比我要考的好一些。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只知道参加体检的考生分数线是两百分多分，平均每门大概六十分。我感觉数学没有考好，而考前填写的志愿学校和专业却偏重数理。
尽管感觉不好，能够参加体检，又让我对录取抱有一线希望。我特别担心我的地址和户口随钻井队迁移，当地的招生部门在录取过程中无法与我联系。在焦急的等待中，却发生了另一件事，让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
我在的石油地质勘探单位属于地质总局和省政府双重领导。77年华国锋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我们勘探的油田是其中之一，石油部也加入要开发，已经有年产三十万吨的能力，省里也重视。单位就向上面打报告，请大学代为培养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最后批复了文件。省内外几所院校，有地质，物探，计算技术，自动控制，医学甚至政治专业，大概有三十个名额，青年工人都可以报考，与77级一起入学，要求尽快报名考试。因为野外流动工作，我依然没有办法找到老师指点，或者参加辅导班。但有了第一次的高考经验，自己再看了些书，觉得有了点底。考场是在单位的总部驻地。我的第二次高考结束以后，觉得数学基本都对，除了附加题。理化也还行。语文政治都能过关。后来才知道，试卷是省高考的备用卷，难怪题目看起来与第一次高考类似。
我很快就接到录取通知，与单位的五个人，包括体检时遇到的同事，到省城的一所大学报到，分别在三个专业。77级的辅导员给我们安排了宿舍，大学的紧张生活就开始了。
一下子到了宁静的校园，每天宿舍，教室，食堂三点跑，可是心里并不平静。离开单位之前，我们被告知，我们上大学属于代培，以后还要回来工作。另外，毕业以后的文凭和待遇，批复的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只能说以后尽量争取。对这样上大学，我感到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想下一年再考。可是真要高考，又如何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应付大学的学习？我又如何向单位提出退学，再申请高考？我很喜欢现在的大学和专业，同学们也很好，如何向他们告别？下一年一定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和专业吗？实在下不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时间过得快，78年的高考报名的截至期转眼过去了。我也慢慢专心学习，不再去想第三次参加高考。这时候已经有文革以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消息，我看到了自己的学习目标。
77级毕业之前，我参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并被录取。同班有四分之一的同学被录取。同单位来的五位同学，两位录取本校，一位录取中科院北京研究所。另一位同学第二年被录取中科院在省城的研究所。只有一位同学回原工作单位工作，以后的发展也蛮好。
在我读研究生之前，我的兄长已经到美国读研，他原来是工农兵学员，考上第一届研究生。一年以后，我的弟弟也考上研究生。弟兄仨都读研究生，在那个年代让父母很开心。他们的上一辈都读完大学，他们自己在抗日烽火中仅上到高中，特别想让下一代多读书。
回首在农村上学，到读大学，研究生以至留学，我感到很幸运。从城市一下子到偏远的乡村，幸运没有染上疾病；务农做工从事重体力劳动，幸运身体没有落下伤痛；读大学留学绝路重生，幸运精神上折而不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