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人周庆久》里我说，我最后终于还是被一家工科院校录取了，当然那又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现在我要写下这个故事，也是为了纪念和感谢另一位帮助过我的好人。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家都喜形于色，中断了十年的大学梦又有机会梦想成真了。我也递交了申请，可是没几天副校长潘士凡找我，给我看了中央关于高考招生工作的文件，里面有一条是对考生年龄的界定，考生的年龄限制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后生人。潘校长说，你看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你的年龄超限了。我看你就不要申请了，学校也需要你，年轻教师都走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也不好安排。既然文件有规定，学校有需要，我马上痛痛快快地答应，我不报考了。
我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出生，看，我多不会挑日子，如果我晚出生四个月，是不我也能上大学了，可现在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怨天尤人，我只怨我自己，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这对我是多么不公平。多少年后，我的自我意识才慢慢觉醒，凭什么一纸文件就决定一批人的命运？凭什么我早生几月就要断送我的大学梦？而且这种意识在我心中越来越根深蒂固，现在我看不得不公平，不公正，看不得由少数人来决定别人的命运，我看到这种东西就非常气愤。最近在谈到政治改革时，国家某领导人说：社会公平比太阳还光辉。真是至理名言！
也不知道制定政策的人哪根筋搭错了，他是根据什么选定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这个日子？我虽然还处于懵懂状态，可是毕竟有觉醒者，一些人愤怒了，上访告状。
几个月后中央又一纸文件纠正了错误，允许所有文革前的中学生参加78年的高考。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那些为了捍卫自己权利而奋斗的思想先驱者，为我自己，更为这个社会，因为他们的斗争，我才坐享其成地完成了我的大学梦。因为有他们，我们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如果没有人呐喊，没有人抗争，没有人奋斗，这个社会只能是静止的，不会有进步。
这其实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我当时的状况是没有了上大学的热情。
说来不好意思，我失去热情是因为安于现状。我虽然生在城市，可是小农意识却非常浓厚，当时我已有家，有媳妇，有孩子，有工作，和 不少人比起来我已经很不错了，我希望过安稳的日子。
那年我工作的师范学校要招一个数学大专班，一些同事就劝我，就念这个班，地点不变，工资不变，只是身份变了，教师变成了学生。我一想也对，在报名即将结束时我报考了。
时间不多了，我赶紧找资料复习，准备应考。对考这个班我是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想考更好一点成绩，这里有一个脸面问题，怕丢脸。
开考第一天就有数学，数学是我的拿分点，因为我是数学教师，考高分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寄希望考高分的数学，恰恰考砸了。当时刚恢复高考，出题比较简单，一般每科都是五道大题，每题20分。数学的最后一题是平面解析几何题，我不知为什么就转不过向来，越着急越懵。数学考不好对我来说是顶丢脸的事，心理负担使我无法走出困城，结果数学考了80分。考完数学我感觉太失败了，我想退出，结束这次丢脸的考试。这时候还是媳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天我已告别沮丧，精神抖擞地重返考场。考场上感觉还不错，可是走出考场看到考生们围着一个个圈子讨论试题的时候，我心里又有点打鼓，特别看到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吐沫横飞地在分析正确答案，和我的答题好像离得太远。发榜时我的这位同学名落孙山，看来人光有自信还是不行的。
到考 最后一科语文时，我已经得心应手了。语文的不确定因素是作文，这次作文是要求缩写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对我来说很有利，不用去挖空心思的去编故事，只要抓住文章的精髓，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句子和段落就成了。这些年龄大的考生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因为这些考生不论是生活阅历还是读的文章都比小考生多的多，删改文章靠的是语文知识的积淀，现学是来不及的，我极轻松地完成了考试。
公布成绩了，我的成绩很好，比我事先估计的还好。录取大专班是三个手指捏田螺——笃定。大家向我祝贺，我也春风满面。我收拾了我的办公桌，我知道下学期我在这上面将不是写教案，而是写作业，这办公室的人不再是我的同事，而是我的老师，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这时有不少人认为我只念一个专科太可惜了，鼓动我改报本科。改报志愿的事没成，主要是我不愿意离家去念个师范理科专业，这在《好人周庆久》里我已经详细记录了。
在我心安理得等待录取的时候，有人还是替我惋惜，其中就有副校长潘士范，他比我清楚专科和本科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老潘的坚持和努力，我只读一个专科，那么我后来连当教师的资格都没有，我虽然不一定去烧锅炉，但完全可能去管理锅炉。老潘很欣赏我，平时就对我很不错。第一年高考，他找我谈的话，按照中央文件精神不让我参加高考，而有的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文件，他觉得是他耽误了我，所以对我也有歉疚之心。老潘是个认真的人，执行上级文件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我再不通情达理，我也不会埋怨他。
9月底，老潘率队去录取。10月2日我正在家里轻松过节，传达室的人跑来喊我，说潘校长给我来长途电话。当时打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得经过113长途台呼叫，有时候几个小时都接不通一个电话。我急忙去接电话，老潘问我：东北林学院去不去？专业任你挑。我一想不是师范，不是理科，我应该去。我答了句：我去！要放电话的时候，我不甘心地问了句：林学院能要我，离家近的学校不能要我吗？那时候打电话惜字如金，不可能想现在这样在电话里详细探讨问题。我也不知道那边的具体情况，就顺嘴那么一问。这一问让老潘头又动了心思。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老潘在我的问题上是动足了脑筋。他入住招待所后，同屋的一个东北林学院的老师已经录取完新生，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老潘向他推荐我，当然要把我说得天花乱坠，林学院被说动了心，表示愿意要我，而且专业任我选，他甚至退了车票等着落实我的事。有了下家了，老潘还要解决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文件中规定的教师限报师范类问题，其实老潘已经想好了办法。他直接找省招办的领导，把我的问题拿出来，说文件规定的是：中小学教师限报师范类。这个考生不是中小学教师，他是中专教师，按文件规定，不应该受限制。老潘把文件是研究到家了！这个文件我也看过，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我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没有影响面，领导很痛快地同意了。
如果没有老潘的努力，我的档案是绝不会有学校提挡的。我的成绩很高，志愿很低，又没有服从分配的选项，任何人都明白这个考生有特殊情况，录取了也不能报到。所以我的可怜的档案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没人过问。
东北林学院把我的档案提出来办了录取手续，接着老潘觉得还是问问我的意见好，这样就给我打来长途电话。
老潘知道我希望离家近一点，他又急忙找我们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抚顺石油学院，即现在的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油院也同意要我。这样又重新办录取手续，林学院白等了一天。
我被大学录取了，专业是：力学师资班。又是力学，又是师资，我苦笑了，这是我的命，我逃脱不掉。
我为什么不愿学理科？因为我有自知者明。我虽然高考成绩很好，可是我知道那只是强弩之末，我三十二岁，已经不是学理科的年龄了。我虽然不算愚笨，可我也并不聪明，天资平平，而且后继乏力，等待我的必将是艰辛岁月。后来也确如我估计的那样，当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弹性力学》老师不拿教材，不拿讲稿，只拿粉笔用三块黑板推导一个力学公式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作为数学老师推导公式是常干的活，可是，这样复杂的推导过程和这样的推导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更加觉得我不是学力学的材料。
还好，三年级时力学班分出一半同学改学工科专业：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师资班。研究螺栓螺母总比推导力学公式轻松些，最后我以这个不伦不类，而且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专业毕业。这是后话。
当时，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