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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初期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國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8]。
後來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國內各族團結一致，在平等基礎上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滿族不再是要被驅逐的對象，而是要團結的對象。所有的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民族國家，並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濟弱扶傾，成一个大同之治。[9][10]
民权主义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選舉、罢免、创制、複決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權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11]
孫中山認為西方代議民主中的國會權力太大，是一種國會獨裁或議會專制[12][13]，所以提出將監察權從國會中分立出來、成為五權政府的一個獨立分支，並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當於西方國家行使立法權的國會[14]）對代表人民行使民權的國民大會負責。進而提出權能區分，以形成有能政府，為人民謀福利，同時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罷免、创制、複決四大民權管理政府[15]。在中央層級，由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16]。
民生主义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發表的三民主義演講中開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7]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18]，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 [19]孫提出，由於當年中國的社會實業經濟程度尚不發達，中國祇可「師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馬克思之法」[20]。而中國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和外國的目標相同。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20]
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中最早具體成形的思想，孫文並堅持將之列入同盟會誓詞當中。孫文平均地權的主張主要受到兩個人的啟發：其中漲價歸公主張是承襲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節[21]中就提到對土地買賣的資本利得加以課稅，因為地價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會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後，應該歸還給社會。[22]而孫文照價徵稅的主張則是源自於亨利·喬治。後者主張應以地價稅（land value tax）作為政府單一收入，而停止徵收其他雜稅。[23]孫文曾指出「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 。」[24]並曾在多次演講與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提倡以地價稅作為政府主要稅收。[25]亨利喬治的主張發展迄今，一直受到當代主流經濟學家推崇與支持。[26]而英國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其房地產持有稅佔政府整體稅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國家之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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