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南昌起义，有三件事和林彪有关联，陈赓要枪毙林彪，林彪丢军饷和林彪做逃兵，特别是林彪做逃兵，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并由此联系到伟人的“星火燎原”，乃至于四十多年后，1969年9月，林彪重游井冈山，写下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等到林彪出事后，当局便有人拿林彪做逃兵做引子，说明林彪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眼前发生的“九一三”正是四十年前林彪故态复萌与本质暴露。由此坐实林彪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投机分子，从而坐实林彪的“三反两叛”由来已久，以此来向全国人民交这一笔永远无法厘清的烂账。
陈赓要枪毙林彪和林彪丢军饷，砖头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做过详尽的考证与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今天就说说林彪做逃兵的事儿。
林彪做逃兵一事，流传非常之广，只要是涉及到林彪早期军事活动，都会有相应叙述，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林彪这一生》（少华，胡游）：部队驻扎在大庾县城时，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林彪的说法。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陈毅也诚挚地劝告大家，“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大多数士兵信心日益增强的时候，悲观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离队，朝梅关方向跑去。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几个离队者失去了联系，只身一人，踽踽而行。路遇一个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一听这话，林彪又害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部队。
《林彪传》（付光炯）：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会昌县筠门岭。朱德与李勋硕、周士弟商量：“目前我们与党失去了联系，这样东碰西撞，我心里不是滋味呀！”李勋硕也说：“应该尽快设法与党取得联系，行军作战才能心中有数。”周士弟建议把没有武器的人员疏散到当地，找地下党联系工作。朱德沉思一会儿说：“我看这样吧，第一、立即派毛泽覃只身前往湖南找寻毛泽东；第二、勋硕同志立即赶赴上海寻找党中央；第三、部队立即整训，坚决把南昌起义剩下的这支骨干部队保存下来。”周士弟表示赞成：“勋硕同志在上海工作多年，又与党中央有过联系，他去最合适。”李勋硕为难地说：“目前是部队最艰难的时刻，我一走你身上的担子太重，我看还是另派他人吧。”朱德拍着李勋硕肩膀说：“没有比寻找党更重要的任务了！勋硕同志，实际上你的担子最重。你走以后，陈毅同志接替你的职务。路上你一定要小心呀！”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排长以上干部会议，朱德谈了当前形势和打算，然后他坦言相告：“形势艰难而危险，但共产党并未杀光，毛泽东就在湖南打起革命的大旗。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去找毛泽东；不愿意继续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等人发言，坚决支持朱德的意见。经过整顿，官兵们重新燃起胜利的希望，部队继续向西前进。不久，周士弟也奉命离开部队。
然而，疲劳、饥饿、疾病和险恶的战斗，将这支南昌起义部队折磨得精疲力竭，也使林彪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动摇。一天，宿营后林彪和几个连排干部一起去找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一碰就会跨。不如分散了另外再搞。”他们一致要求陈毅带领他们到上海去找中央。陈毅坚决不肯，他说：“队伍不能散，散了只有束手就擒。再说我们并不孤立，从缴获的敌人报纸看，张太雷，叶剑英组织了广州起义，彭德怀组织了平江起义，贺龙两把菜刀又拉起了队伍。只要坚持，革命形势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林彪没吭声。第二天早上，林彪一人独自离队出走，但中午时分却又归队了。原来，他走到梅关附近，看见还乡团在四处搜捕起义军的零散人员。他明白：朱德、陈毅的话是对的。他来到团部，主动承认错误。陈毅也没给他处分，任叫他作七连连长。
《林氏三兄弟》（汪幸福）：10月初，西进起义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蒋军的围攻，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
由于部队作战接连失利，溃不成军，加上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官兵士气十分低落。这时，林彪的思想也发生了动摇。他认为，起义部队如果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前途，不愿在部队呆了。部队进入湖南时，他带着连队的钱，偷偷离开了部队。七连官兵发现连长不见了，派人四处寻找，怎么也找不着。
林彪离队走了一天，见沿途到处是蒋军，又觉得难以逃走，只好悄悄地回到了连队。
营长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陈毅。陈毅听说有连长当逃兵，很气愤，马上派人将林彪找来。
陈毅愤愤地质问林彪：“你这一两天到哪里去了？”
“我……”
“你说说，你到哪里去了？”
林彪觉得很丑，不好意思说。
陈毅又追问道：“开口讲嘛，你干什么去了？”
“我错……”
陈毅见林彪认了错，批评他说，“你是一连之长，战士们都看着你。你带头当逃兵，部队岂不垮了？你是共产党员，要认识到你这种做法是很严重的错误，以后再不能重犯！”
“我再不……”
陈毅见他态度较好，加上当时悄悄离开部队的官兵也比较多，而且营、团干部也有当逃兵的，便再未追究。陈毅还鼓励他好好改正错误，回连队带好战士，并在今后的战斗中多打胜仗。
林彪表示，以后再不会开小差，保证把部队带好。
《林彪全传》（林星雨）：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林说：“现在队伍不行了，一捧就垮，与其等着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其他几个人都附和，劝陈毅带他们走。
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他们怕我们。一旦离开开队伍没有枪，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其他几个连长被陈毅劝住了，只有林彪一人离队。但没走多久，他又回来了。因为走到梅关时，他看到国民党在搜查，抢夺，打人，杀人，便想：这样送命不太值，不如回去。
中午时分，林彪回到部队。他立即到团部检讨自己动摇，逃跑的经过，并指天发誓不再犯二过。团里的几位首长被林彪改错的诚心所打动，他们认为，现在开小差已是司空见惯，林彪能主动归队，这说明他已经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联系到了一块。大家一致宽恕了他，让他官复原职，继续当七连长。
《凤凰大视野 - 粟裕大将》: 1927年9月，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赴潮汕地区遭遇溃败，朱德则率领部分兵力断后，这就是有名的三河坝分兵，警卫班长粟裕始终紧跟在朱德的队伍之中。
董保存：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所谓革命的前途并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有多么多么的光明，有很多人并看不到当时这个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因此有的人也就动摇了。
梅毅：这个时候的朱德面临的就是一个烂摊子，你想啊兵力损失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都失去了联系，思想上组织上确实都相当混乱，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这个地区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力量确实难以保存。
于化庭：当时就是在这种切断下很多人就认为已经失败了，失败了就干脆走吧，有人就散了。
梅毅：关键时刻朱德还是坚定地站了出来，坚决不同意散伙，他怎么说，我们主力都打散了，我们就更不能散了，现在人也有，枪也有，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就有办法。
解说：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有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他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着，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士兵们听了他的话，但是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梅毅：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基本都离队了，包括军事干部当中师长周士第离队，党代表离队，林彪所在的73团团长也走了，粟裕所在的74团团长也不见了，团级干部当中当时只剩一个是陈毅，一个是王尔琢，下面什么营长、连长拉帮结派，结着伙的走，还有的人自己不但自己走，把自己的部队也拉走，因此带一个排，一个连，这样就公开离队。
董保存：这个时候林彪找到陈毅，就跟陈毅讲，说你们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出身，没有打过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分开，我们不能不另谋生路，陈毅对他说，你们愿意走的可以走，我还要留在这里，我还要带这支队伍，说这些话的时候粟裕是在场的。
好了，不再列举了，大家看到了么，又是一些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林彪做逃兵。先不说这些文章书籍节目中的一些硬伤，就是关键的5个W和一个H也是七零八落，自说自话。砖头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事件会演绎出这么多不同的版本，难道搞清楚一件事其真的就那么难么？
还是先回顾历史吧.
三河坝分兵后，主力南下作战，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担任掩护任务。
《起义前后的七十五团》（廖运周）：十月一日，梅县方向的敌人沿韩江北岸向三河坝我军发起进攻，激战终日，敌人终未得逞。下午三时，周士第师长函示孙一中同志：“韩江已被敌人截断，你团迅速渡江备战”，我团遂立即调集船只，星夜渡汪占领了三河坝对面的韩江岸高地，协同先后陆续过江的七三、七四团，沿着山麓抢构工事。
第二天午后……五时，敌人进入三河坝，到处搜寻渡江器材，敌人一露头，我们就射击，一直对峙到黄昏。我团阵地，正当三河坝对岸，河滩平坦，易于登陆，因此便成了敌我争夺的焦点。上半夜约有二十多只敌船，向我团阵地偷渡，但都被我们按照朱德同志“半渡而击”的指示打沉了；下半夜，又从赣江上游驶来五十多只船，配合广大正面同时强渡，半数被我击沉，半数爬上南岸占领了滩头竹林。这时，一中同志乘敌立足未稳，亲自带着六个连猛扑下去，三百多名敌人全被我们打死、打伤和活捉，一个也没有漏网。可是我们孙一中团长和营长蔡晴川同志这次也负了重伤。
十月三日拂晓，大雾渳漫，笼罩韩江，数十步外不能见人。敌人组织了更大兵力，强攻渡河，滩头前沿阵地再度陷入敌手。我团坚守山地，连续杀退敌人波浪式的多次冲锋，卢营长和许德华(光达)同志这时也先后负伤，排长、土兵伤亡更大，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下午三时许，敌人调集大量机枪和追击炮作掩护，继续猛烈进攻。我们一面射击渡河船只，一面抗击已登陆敌人的冲击，在敌人密炽火力射击下，我军伤亡人数不断的增加，但是，就在这昼夜苦战，连日绝粮，弹药将尽的危险情况下，我们负伤的军官奋勇裹创指挥，士气仍然极为激昂，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下数十次。黄昏时分，侧翼七十四团赶来增援，始得再次杀退敌人，夺回了阵地。
入夜，师部决定，师的主力连同伤员向外转移，着我团坚守阵地至明日六时然后撤离战场。
《周士第回忆录》：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
《陈毅传》：三河坝位于广东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二十五师为避免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东渡韩江，在以东文部为中心的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设防。 10 月2 日起，钱大钧部以优势兵力3 个师10 个团多次渡河攻击，伤亡达1000 余人。起义军顽强抗击，歼灭渡河之敌，但自己也有数百人伤亡。10 月4 日，敌军再次多路渡河登陆。起义军兵力少，久战不利，乃撤出三河坝地区，向潮、汕与大部队靠拢。
撤出三河坝后，在茂芝遇见从潮汕退下来人员，得知起义主力失败。
《艰苦转战》（杨至诚)：（从潮州撤出后）当时，原想经饶平折转西去，奔三河坝的，但到了饶平近郊时就听说，驻在这里的正是从三河坝撤下来的二十五师。原来二十五师与我们同时在三河坝展开了战斗。部队在朱德同志指挥下，激战了三天三夜，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以后，于十月三日夜间撤出了战斗。……通过我们的报告，他们知道潮汕已经失守，并且不久便接到主力在汤坑、揭阳一线与敌激战后失败的消息。
二十五师虽然在三河坝进行了艰苦的战斗，但还保存着有生力量约两千人，三个团的建制也都还保持，而且在沿途还收容了一些零散的部队。现在再加上我们从潮州撤出的这一队，已有将近二千五百人了。
《周士第回忆录》：到达饶平以北的茂芝，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几百人，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起义军主力已失败。
《粟裕回忆录》：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
《陈毅传》：但行至饶平县茂芝，先后遇见潮汕撤出的部分人员及在揭阳、汤坑失败跑回的零散人员，才知道潮汕失守，起义的领导人已分头撤离。
10月7日，起义余部在茂芝开了个军事会议，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北上进江西。
《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一九六二年六月）：行至饶平，接上了由潮汕地区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约二百人，才知道我军战斗失利，已经散失。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共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
《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朱德1957年11月13日）：后来到饶平，得到了在潮汕失利的消息，我们就调头向北打。
《艰苦转战》（杨至诚)：二十五师虽然在三河坝进行了艰苦的战斗，但还保存着有生力量约两千人，三个团的建制也都还保持，而且在沿途还收容了一些零散的部队。现在再加上我们从潮州撤出的这一队，已有将近二千五百人了。
整个“八一”起义的三万多部队，到了这时，除了二十军的一部由董朗(董仲明)和颜昌颐同志带往海陆丰以外，就剩下我们这一支部队了。一支孤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是不能久停的，在饶平住了两天，略事整理以后，便向西北前进。
《粟裕回忆录》：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
《粟裕传》：当时部队还有2500多人，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朱德领导部队略加整顿以后，立即出发，一路急行军向闽粤赣交界方向作战略转移。
《陈毅传》：当时，朱德决心继续斗争，陈毅坚决拥护。……10 月7 日，朱德、陈毅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
行军途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7）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于十月底到了大庾，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
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
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朱德1957年11月13日）：接应了从汕头退下来的部队以后，就退到福建的武平县，又同黄绍竑打了一仗，我们的队伍就转到江西的南部，走信丰到了大庾，这前后大约是一个月。进入江西后，在会昌南面的筠门岭打了一仗。到赣南大庾时，已经不满两千人。那时才开始上山，在山上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艰苦转战》（杨至诚)：部队由地方党派人带路，经大埔、蕉岭，过峰市，到达武平。在武平和钟绍奎的土匪队伍打了一仗，然后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
越往前走，困难越多。我们西进的行动，很快被军阀部队发觉了。他们派出了约一个师紧紧地尾追着我们。沿途的土匪和土豪劣绅的民团，也不断的袭击我们，尤其讨厌的是沿路的国民党散兵。。。。。在这样大的挫折面前，部队战斗力也大大减弱了。二十五师是一支有着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特别是七十三团，是我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从一九二四年成立以来，在历次战斗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因此也没有打败仗的经验，现在遇到地主反动武装和土匪散兵的袭击，也无力进行战斗。
这时，部队是混乱的，人们的思想也和队伍一样的乱。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我们这样边打边走，经过筠门岭，到达了天心圩。这天傍晚，照例又要准备出发了，忽然传来了命令：排长以上军官到南面的河坝子里集合。 。。。。。。。。。朱德同志又反复地讲了革命的前途和保存力量、继续革命的道理。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 。。。。
部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并且由他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处境却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了朱德同志高瞻远瞩的胸怀和这些从革命实践中得来的道理；特别是因为这个指示没有及时传达到部队中去，这些伟大的思想没有为全体士兵所接受，部队的混乱还没有遏止。
每天，天一亮就集合出发，全军沿着赣南的山道，向西疾进。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是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而且也早被这几个月的长途远征和连续战斗磨损的破烂不堪了，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象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行军中常常赶不到村庄宿营，露营便成了经常的宿营方法。一到宿营，各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大家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抱着枪支，背靠背地挤拢在一棵树下，互相暖着身体睡上一夜。夜凉露寒，一夜不知冻醒几回；早晨，刚被体温烤干的衣服又被露水打湿了。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这正是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有的病势沉重，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在这样艰苦的情势下，部队也更难以掌握了。虽然名义上存在着团营连的建制，但实际上除了少数由领导同志亲自抓住的部队以外，大部是混乱的。名义上我是连长，可是我所在的连队的人员数目在这段时间里就没有弄清过，也没有齐全过。一个人，一个班，甚至成排的自由行动起来。部队出发前，朱德军长照常下达行军命令，可是到哪里去找接受命令的单位呢?有时传令兵只好拿着命令站到岔路口，看到个排长，把命令给他看看；看到个班长，也给他看看。队伍散散乱乱地走，每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出发时人还齐全，路上人就少了，宿营时又慢慢多起来。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刷拉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象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连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部队象一炉矿砂，在熔炼中，受不起锻炼的渣滓被淘汰了，剩下的却冶炼成了纯净、坚韧的钢铁。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便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只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要我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那时，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一切活动都靠党员和士兵群众接触来进行。我们这些作干部的，行军中要和士兵们谈心，休息时要讲话，宿营了要约束纪律、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士兵扔掉的枪支要背起，有病的同志要扶起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朱德、陈毅同志对部队纪律的整顿也是从不放松的，还记得到达信丰的那天，发现城里有一家当铺，几个不良分子一鼓劲，战士们一轰而上，抢钱的抢钱，抢东西的抢东西，乱成了一团。事情很快被陈毅同志发现了，他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队伍仓促地拉出了城，在一个山根下集合起来。陈毅同志气愤地批评这种现象说：“这哪里象革命军队，简直象土匪一样了!”接着又谆谆地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讲得那些犯纪律的人都垂下了头，红着脸把抢来的东西交出来。
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到了十月底，来到了大庾，部队暂时停住了脚。混乱也终于终止了。因为，在天心圩时朱德同志所讲过的天才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就在这时，蒋桂混战打起来了，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果然顾不上追我们了。
就在到达大庾后不久，朱德同志又召集全体讲了一次话。沿途都没有全体集合过，这次集合起来一看，队伍和饶平会师时比较，已经少了一半还多，总共不过八九百人了。武器也损耗得厉害，每个人的子弹袋早已瘪下去了，重武器也损失殆尽，只有两挺水机关枪，孤零零地摆在队伍边上，有一挺还没有了脚，另外还有两挺手提。同志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人们的精神却比行军中振奋得多了。这些都是在长途征战中坚持下来的人，是淘汰掉泥砂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
“同志们，”朱德同志一开头就说，“我原来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的；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也不能消灭我们!”
这几句话说得那样从容那样充满着乐观和信心。我望着朱德同志那和善而又刚毅的面孔，不由得又想起他上一次给我们讲的话，觉得信心也更加强了。是的，只要跟定他走，什么困难也会克服的。
接着，朱德同志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战的形势和我们的前途，又一次讲解了保存有生力量和依靠农民群众开展斗争的重要。谈到我们应该如何保存和发展时，朱德同志说：“我们要找朋友。要保存自己、发展斗争，没有朋友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朱德同志号召我们。“中国革命是有前途的。我们要革命到底。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朱德同志的讲话，激励了我们。我们响应了他这个伟大的号召，整个部队紧紧地在朱德同志周围团结起来了。
在大庾住了几天，十一月初，我们开始上山，到了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是江西的诸广山区，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场所。
《粟裕传》：这是粟裕在短短两个月内经历的又一次长途行军，由广东饶平经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直奔赣粤边的南康、大庾地区。
……
10月16日，起义军进到闽赣交界的武平。17日，国民党军钱大钧部跟着到了武平。朱德指挥部队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
就在武平战斗中，粟裕第一次负伤……
武平城西北5公里有条山路叫石径岭，这里地势险峻，悬崖峭壁间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已经被地主武装民团占领了。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随即亲自率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陡壁攀登而上，出敌不意地在民团侧后发起进攻……
在朱德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起义部队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在赣南山区小路穿行，在深山密林宿营。
……
1927年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10多公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
10月底，部队从信丰来到赣粤边境的大庾山区……朱德和陈毅抓住这个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这就是著名的“大庾整编”。粟裕自始至终参加了整编。
……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离开大庾县境，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
总结一下：三河坝以后，起义残余折返向北，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摆脱了国民党的重兵追击，进入赣南。当时条件很艰苦，士气很低落，许多高级军官都走了，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个人，把部队带出险境。关于这一段，了解三个时间点便足够了：天心圩，这是最低谷。信丰，军人大会整顿。大庾，堪比三湾改编。传说中的林彪做逃兵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林彪做逃兵一事，有人说是陈毅说的，有人说是粟裕说的，下面，看一看陈毅和粟裕具体是怎么说的.
九一三以后，陈毅先是第一时间对林彪进行了揭发: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随后，在老干部座谈会上，陈毅又一次进行了揭发，揭发的有关井冈山内容在《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进行了披露，作者：张明金，原题：“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后来这段文字被无数人，在无数文章中，做了无数次的引用。砖头在这里，也只能把这段文字再引用一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一次，记录的同志把记录稿拿给我看了，记录大体上不错，但还是再讲一次更准确。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那么清楚，人名也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个四川腔，他们听也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800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1922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揭发林彪做逃兵的文字记录。
《陈毅传》：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动员，许多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部队继续西进。但实际困难丝毫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饥寒、疲劳、疾病、穷困，把部队折磨得筋疲力尽。
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跨。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他几个也附和，他们劝陈毅走。
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其他几个连长被陈毅劝止了。只有林彪一度离队，但没走多久又回来了。因为走到梅关，看到搜查、抢夺、打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陈毅批评了他，对他回来还是表示欢迎，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
陈毅年谱：10月中下旬，进入赣南山区后，由于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加之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疾病折磨着大家，使大家思想很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行军路上遇到岔道，便有人不辞而别。黄埔军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亦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并劝陈毅和他们一起走。说什么“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明确表示：“我不走，我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并严肃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村咋，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关于粟裕的说法，最早见于《粟裕回忆录》，文中是这样写的：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粟裕传》这是战斗严重失利以后的退却和转移，与撤离南昌时相比，士气低落，精神不振。国民党军很快发觉起义军意图，紧追不舍。沿途反动地方武装也纷纷出动堵截。连续行军打仗，起义部队减员很大，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对革命产生了动摇，陆续离开部队，其中有士兵，也有师、团领导干部。二十四师七十三团任七连连长的林彪，和几个黄埔生一起找到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说“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了”，表示要离开部队，动员陈毅和他们“一起穿便衣走”。陈毅坚定地回答：“我不走。”他开导林彪说：“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死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杀我。”陈毅还严肃地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即使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还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陈毅和粟裕对林彪做逃兵都有说法，其中还略有不同。应该以谁的为准呢？砖头认为，应该以陈毅的说法为准。陈毅说法在前，粟裕说法在后，粟裕主要论述是附和陈毅的揭发。更重要的，陈毅是第一当事人，粟裕年谱没有记录此事，说明官方没有认可粟裕与此事有任何的关联。（真不明白那个所谓的“说这些话的时候粟裕是在场的”的证据何在？）
[砖头评语:]
既然陈毅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就以陈毅的文字，来分析一下林彪做逃兵一事。
再看看陈毅是怎么说的：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
有见过一群人理直气壮地找领导说要当逃兵，还要领导和他们一起逃得逃兵么？
其实胖帅揭发的很清楚，林是和几个黄埔同学一起去找胖帅，说的是队伍不行了，要求换便衣，到上海继续搞，还是去再干革命的。
胖帅没同意，胖帅不愿意当逃兵的理由是胖帅认为离开部队更加危险，还是呆在队伍里保险点，说到底，是怕死。
其实，在当时，离队的人是海了去的。有胖帅揭发为证：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１９２２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难道走了的都是组织手续健全？
还记得南昌起义失败是贺龙说过什么？“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林彪 “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难道不是留得青山在？“到上海另外去搞”难道不是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同样的事到了林彪这里怎么就变了样呢？
[砖头再评:]
文章写到这，还远没有结束。看看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朱德对这一事件是什么态度：
砖头先后查阅了《十大元帅军事文选合集-朱德》，《朱德选集》，《朱德自传》，朱德的传记《朱德元帅》，《朱德传》，《朱德年谱》，和两篇朱德关于南昌起义的重要文章《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都没有发现有关林彪做逃兵的说法。即使是在九一三以后，朱德做了如下的揭发：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在朱德的揭发中，甚至于在陈毅的揭发之后，朱德对林彪做逃兵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明了：
1. 朱德不是其中的当事人。这很好理解，在陈毅和粟裕的文字中，都没有出现朱德的名字。朱德的任何官方文件中也没有出现过此事的任何记录。
2. 朱德不知情，否则的话，朱德会在相关的揭发后，有所证实。
陈毅自己说：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从相关的揭发回忆中，我们可以分析，包括林彪在内的一群黄埔军官找陈毅是在大庾，甚至于信丰之前，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常识问题：
1. 既然陈毅在大庾之前是没有什么地位，讲话也没有发言权，被人说是卖狗皮膏药的，那为什么这一群黄埔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没有什么地位，讲话也没有发言权，被人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人去说，还要拉着他一起走？
2. 关于包括林彪在内的一群黄埔军官要离开队伍，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相当于一半的中层军官。对于这么重大的事件，朱德竟然毫不知情。陈毅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向朱德汇报。这也不符合常理。
陈毅揭发里说：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但是，陈毅还说了：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800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陈毅在另一篇“关于南昌起义”的文章里也提到：到大庾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修整了。两千多战士只剩下九百人，但这九百人却是最纯洁，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以后，就没有人逃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
3. 既然是到大庾以后，就没有人逃了，那怎么又出现了“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了”，这逻辑上矛盾呀。
4. 陈毅年谱中关于林彪做逃兵一事是在97-98页，关于这一段，在98页的下部有一行小小的注释“《《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1页。”这是很有趣的现象。陈毅的年谱，不用第一当事人的话，反而把矛头指向和此事毫无关联的第三人，这是为什么呢？
至此，考证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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