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勾起回忆——
我原本印象里总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80年代外国影片一下子涌入中国，国人因此看到一个全新的外部世界。但经过查阅资料后发现，是70年代的内参片开启了80年代译制的先河。不谈内参片，说不清楚改革开放后西方影片的涌入。也就是说，经典外国译制片并非80年代一道独特的风景。早从五六十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引进中国，朝鲜、苏联、东欧影片最多。50年代以进口苏联影片为主。60年代掀起“反修防修”运动，苏东影片成了批判的靶子，虽然继续引进，但仅供各单位参考批判，据说北京有居委会组织过老百姓观摩。到70年代，除了进口社会主义国家影片之外，也开始有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翻译进来。我读到过一些老译制演员或外语院校教师的回忆，那时中央经常下文，专门组织人员来京参与影片的译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比如周总理70年代初曾指示，要注意日本军国主义回潮的动向，于是中央组织翻译了《军阀》《零式战斗机》《啊，海军》《战争和人》和《神风特攻队》等日本战争题材影片。这些片子与“二战”刚结束时的日本反战影片不同，主要从军事政治的角度，全景式地展现日本参战和决策的过程，涉及战时日本社会背景、军事实力或装备状况，凸显日本军人的武士精神。虽然总体基调仍是批判或反思战争根源，但史诗性的叙事、暧昧的人物情感，在效果上烘托了战争场面的波澜壮阔，满足了战争类型片的消费需求。这些影片翻译出来后，在居民大院、各大单位礼堂内部放映，作内参批判。同时配合翻译的有美国“二战”影片，如《巴顿将军》《中途岛之战》等，还有苏联“二战”史诗片《解放》等，一时间军事题材片热译，美其名曰：供军事研究参考。
《解放》封面
那时中国观众各显其能，找各种关系渠道看内参片，如能拿到某大院内部放映的门票，就掌握了一种稀缺资源，那个时代金钱商品比不上社会人际资源。当大家同时沉浸在一种电影题材里，便渐渐培养出战争类型片的审美习惯，到今天我们仍感觉到这种偏好的余韵。
70年代同时也引进了不少非军事题材影片，包括言情片、灾难片、政治片都有翻译配音。比较著名的如《简·爱》（1972年，上译）、《红菱艳》（1970年，上译）、《冷酷的心》（1972年，上译）、《基督山伯爵》（1976年，上译）、《冰海沉船》（1972年，上译）和《鸽子号》（这部美国青春励志片为江青的最爱）。截至1976年，内参片的译制高达200部。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内参片转成公映片，结果大批70年代译制的电影，成了“新时期”的进口片源，直接影响了国产电影的制作，也塑造了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风格。所以，并非80年代国门顿开，才有外国影片涌入，让中国人眼界大开。内参的脉络不应忽视。
《鸽子号》海报
内参片制造出独特的电影生态，大院的高墙、单位的封闭空间，将观影文化分割出指涉社会身份的文化阶梯，隶属于大院或直属机关，便意味着有机会观赏西方电影，大墙内外便形成文化势差。电影并非个人趣味，而是群体的文化资本。今天大家津津乐道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一个桥段，军队大院放映《罗马之战》，大院子弟跟着家长分享观摩西片的特权。大院和机关礼堂这个特殊的放映空间，给70年代译制片蒙上一层神秘面纱，让普通的文化产品附加上“禁忌”、“特权”、“窥视”等中国元素。80年代，这些“神圣”空间迅速衰落，社会上的商业影院取而代之，译制片的“内参附加值”已贬为零。
在我看来，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译制片成为某种记忆神话与两个更大的神话营造有关：其一，是世界想象。我们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创造了一个50—70年代中国闭关锁国、与世界相隔绝的神话，因此，才有新时期“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几乎是彼时的时代最强音——的叙事。今天已无需赘言，此世界非彼世界。正是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们将“世界”想象锁定为欧美，即冷战时代的西方阵营；同时，关闭了前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之为“世界”的图景。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的“世界”进一步锁定为美国。相应的，电影也就开始逐渐从世界电影缩减为好莱坞。这一文化建构过程重写了我们的记忆，或者说我们间或自觉地重构了自己的记忆。其二，则是另一个神话的建构，即50—70年代是一个前现代的、制造历史停顿的时期，一个曾为历史叙述的蒙太奇剪去的时段；以致我们遗忘了，50—70年代，我们经历了充满差异性的历史时段，甚至“文革”十年的前中后期也甚为不同。这中间都伴随着不同的世界电影的事实。这是我每一次听到、读到关于译制片、内参片的记忆神话时都多少感到荒诞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