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04期，作者：肖磊，原题：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由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折腾(刮“五风”也是由此引发)，造成了连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在山东，这场饥荒在“大跃进”的1958年冬即暴露出来，1959年春全面爆发。当时全省许多地区已是满目荒凉，路有饿殍，非正常死亡开始蔓延。
山东各地许多群众、干部纷纷向省委来信、来访，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同志(后为第一书记)从四面八方的告急信及各地党委的灾情报告中认为：形势十分严峻，而并非报纸上说的“大好”。为了回答被颠倒的形势评估，并研究造成严重困难的真正原因，谭启龙同志带领部分干部，于1959年春赴济宁、菏泽两地区调查研究。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两地区的十几个县，100多村庄。在鲁西南辽阔的大平原上，他见到的是破败的农村，一片惨相，听到的是广大群众“要吃饭”的呼声。同人民公社一起诞生的“食堂”，只几个月就无粮可炊，连烧柴都没有。群众家中已是家徒四壁。青壮年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因没饭吃，已面黄肌瘦，有的患水肿，已无力劳动。老人和孩子的景况可想而知，有的已气息奄奄。有的群众全家外逃，有的逃出去又逃回来，说外地灾荒更严重。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猖獗，“共产风”刮得最凶。农村群众私人喂养的大牲畜全部归公，因缺少草料，全部饿死，耕种土地不得不以人代畜。农村生产力破坏殆尽。“共产风”刮尽了群众家中的一切。做饭的锅全被砸光，一方面为了炼钢，另一方面是逼着吃食堂，结果没有炼出钢，食堂艰难地办了几个月就无粮可吃了。还有的公社推行实物储蓄，强令群众交出桌椅板凳、箱子柜子，名之曰“高息投资”。大批的家具堆在广场上，风吹雨淋，无人过问，成了一堆烂木头。村头、庭院的树木全部砍光。
谭启龙同志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后，在济宁市召开了济宁、菏泽两个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把两个月的调查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种种饥荒惨状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与会人员对饥荒都了解)，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措施。会后，省委把谭启龙同志的“济宁讲话”印发给地、县、社党委及省直各厅、局。经过传达学习，各级干部认为“有了希望，有了信心。”
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主要披露了当时的灾情、困难的真相及其发生的原因。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由此引发的“32风”，特别是“共产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这样下去，别说增产，保产也保不住。”“现在是一触即发之势。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干。’我是党内反对派，党内缺乏孙安，要提倡孙安精神”。(引自1959年春谭启龙同志在济宁市的讲话)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谭启龙同志在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建议，主要是：首先要抢救群众的生命，不能再饿死人。为此要停办食堂，公社要把粮食发给群众，要他们在自己家中做饭吃。群众没有饭锅，有铸造条件的厂子生产铁锅供应群众。公社的土地分给群众百分之三十，群众可以租种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实行“六定”，分户喂养。开放集市贸易。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允许群众进行自产自销的贸易活动。
1959年5月29日谭启龙同志以个人名义把以上的讲话书面报谭震林和中央。报告发出后没有下文。
地、市、县、社的干部听了谭启龙同志的讲话，认为这是“苦口良药”。但上面不表态，下面不敢越雷池一步。两个月之后，庐山会议召开。会议中因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而大批彭、黄、张、周。谭启龙同志自知在劫难逃，等着挨整。据说因没排上“俱乐部成员”得以幸免。
庐山会议后，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凡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五风”有不同看法或说了与“三面红旗”不相宜的话，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各种处分下放劳动。此后最高领袖狠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强调了阶级斗争。但谭启龙同志不改初衷，仍坚持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破坏生产力的根源。他为了进一步揭露破坏生产的弊端，又于1962年上半年派人到齐河县作调查，写出了“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报告列举了1958年以来大伤元气的事实：三年内人口减少百分之四十二，耕地减少百分之三十七，牲畜基本死光，不能应付生产。社员生活十分困难，妇女不孕，人的身体很弱，恢复很困难。建议提倡“保本田”、“借种田”。又说：“听少奇同志讲，安徽包产到户，恢复很快，今年好过。办法多种多样，应该百花齐放。”
齐河县“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上报到华东局、中央，下发到地、县、社党委。地、县、社的干部见到这个文件很受感动，认为：如能照这个文件办，农村生产力三五年就可恢复，困难局面就会得到根本的好转。但这个报告如同1959年5月29日的报告一样――没有下文。
农村生产力尚未得到恢复，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又开展“四清”运动。“23条”上规定：“四清”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大整村干部。有些地区群众流行顺口溜：“斗村干，吃饱饭。”大多数村干部被斗一遍，农村生产、生活问题仍未解决，只是不像三年灾害时期大批饿死人。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又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省委书记全被打倒。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首当其冲，对他一次又一次地批斗。1967年夏，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专批评谭启龙同志1959年春“济宁讲话”、向中央的报告及1962年齐河县“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无理指责“讲话”和向中央的报告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攻击‘三面红旗’。”造反派手持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稿”，和向中央报告的存档原件，逐段宣读，逐句追问，逼着谭启龙同志交代：“为什么说‘三面红旗’快成了‘三面黑旗了’?为什么说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损失都厉害?”谭启龙同志毫不含糊地回答：“共产党员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嘛!”造反派气急败坏而又野蛮地对谭启龙同志施以打骂侮辱，还大叫着：“这是对谭启龙的无产阶级专政。”并高呼：“造反有理”。笔者从收听批斗现场的有线广播中清楚地听到造反派对谭启龙同志的打骂声。面对造反派的打骂，谭启龙高亢地回答：“我准备牺牲了!”造反派仍骂声不止。
谭启龙同志是“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面对造反派野蛮的摧残，更加显出他的革命傲骨和气节。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谭启龙同志以高度的热情撰写文章，投入这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并以他亲身经历的实践说明“左”的思想路线的严重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谭启龙及全党坚持真理的同志的进言和愿望得到体现，也被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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