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岁月荒唐事之割资本主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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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荒唐事之割资本主义尾巴
49年以后，我们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特别是文革中，更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大喊“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1975年的冬天，我家乡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当然，这是上级的指示和安排。同样像“四清运动”那样，派工作组。只是这次，不再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交叉，而在本公社各大队之间互派。
我们大队的工作组长是四大队的书记张跃武。
那时，小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妇女队长、民兵队长、贫协主席、保管员、记分员、农技员……——真是官多民少！现在呢，难道不也“主少‘仆人’多”吗？
那天，张跃武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召集各小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属主要干部）到大队开会。讨论如何开展运动，商量怎样“割资本主义尾巴”。商量讨论的结果，是斗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们大队没有右派），在他们中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
那么，怎样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呢？好找，只要在“四类分子”中，随便拉一个出来，说他“出工不出力”，“热心自留地”，“镶边边，砌角角”（抠岩脚，损道路，挖集体田土，扩宽自留地），就可以了。反正他是分子，不敢反抗，不敢开腔。最后有人提议说，十小队的分子陈显冰热心种菜，菜也种得很好，就拿他来作典型嘛。于是大家说要得——敢说要不得吗！如果说，岂不站在地主立场。在人人自危的年代，谁不自保？
开会那天，社员集中到大队。各队的“地富反坏”分子，当然必须悉数到齐，不得缺席。大队部在茅棚寺，是一座古庙，分上中下三厅。上厅放一排烂桌子（没有好的），是主席台，供队长和工作组成员坐。中、下厅站社员。约十点钟，张跃武宣布：“开公了，大家雅静点。”人们安静下来后，张跃武粗声大气地宣布：“把各生产队地富反坏分子弄上来——”这“圣旨”一下，那些“家伙”，不用任何人“弄”，就知趣地自已走了上去。听从命令，在主席台后面站成一排。低着头，弯着腰，垂着手，准备挨斗。一会，张跃武声嘶力竭地大吼：“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地主分子陈显冰拉出来——”于是，陈显冰被预先安排好的几个民兵，弄出了队伍，站在主席台的正前方。
陈显冰是我们队的。作为小队会计，我被临时通知坐到主席台上去作记录。陈显冰站在正中，在我的左前方，大约三米。我看他被弄出来时，浑身打着罗嗦，脚打颤颤，双手直抖，头低垂，腰勾成九十度（那天没叫跪下，算他万幸）。他身材很高大，一米八几。这时恐怕只一米四，像失魂落魄的丧家犬、落水狗。我暗想，这哪里是人、像人嘛；哪里有丁点人的尊严、人的品格啊！解放时，他十八岁，正好圈入“分子”之列，属“嫩分子”。想来那时肯定挨斗不多，且算挨斗，也决非主角，赔赔而已。分子们一起挨斗，还能彼此彼此，尚有躲闪余地。而这次，他是主角，一个人，孤孤单单，赔杀场的在主席台后面（有他妻子），离他很远，不能为他壮胆。况且他事先绝对不知道，绝对没有思想准备，现在突遭袭击，难免心理崩溃，精神紧张。加之寒冬腊月，穿得又少（人人都穿得少，穷呗），更增加了他的恐惧心理，无怪乎他吓得浑身发抖了！
这时，张跃武站起来大吼一声：“陈显冰！”
陈显冰像痉挛似的，浑身一缩、一抖，本能地答道：“有！”
张跃武：“你出工不出力，热心挖菜土，有没得那个事？”
陈显冰：“有、有、有……”
张跃武：“你热心自留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显冰：“是、是、是……”
张跃武：“走资本主义道路，你是不是想复辟资本主义？”
陈显冰：“是、是、是……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想复辟资本主义，我要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跃武：“你是不是想资本主义复辟了，再过你的地主生活？”
陈显冰：“不想、不想、不想……”
张跃武：“资本主义道路该不该堵？”
陈显冰：“该堵、该堵、该堵……”
张跃武：“资本主义的尾巴该不该割？”
陈显冰：“该割、该割、该割……”
张跃武：“你说该割，那么，我问你，你一年种菜能卖多少钱？”
陈显冰：“二三十块钱。”
张跃武：“从四清到现在好多年？”
陈显冰：“十年。”
张跃武：“十年多少钱？”
陈显冰：“两三百块钱。”
张跃武：“这个钱算不算暴利？”
陈显冰：“算、算、算……算暴利！”
张跃武：“暴利怎么办？”
陈显冰：“退嘛，退、退、退……”
张跃武侧过头来，跟队长和我说：“他说的要退，你们回去追款。”然后再命令陈显冰：“滚回你的队伍去！”陈显冰勾腰驼背、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地富反坏”队列中。
张跃武总结：“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堵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会，狠狠批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大大煞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大家回去不要再搞资本主义了，要坚决走社主义道路……散会！”
事后，陈显冰回去找到队长（我的堂哥），可怜兮兮地哀求：“队长啊，说是说退，我拿啥子来退嘛。我们拖儿带崽，五哒五个。两口子一年干到头，年终决算还要倒补工分钱。年年都补，很少跑得脱（不补钱）。会计很清楚，他算的帐。家里有两条几十斤重的架子猪，可能管得倒（价值）四五十块钱。有三间茅草房，还有一副旧磨子（几乎每家都有，把麦子、包谷磨成粉，做羹羹，我们当年就是靠这个和红苕吊命）。你是看到的。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你看我啷个退嘛！”队长呆了很久，说：“那就先把两条猪邀（赶）到队上猪圈去再说嘛。”并吩咐我写张收条给他，把帐做好——我其心不忍，可又爱莫能助！于是，他家的猪，就入了队上的圈，成为集体的猪了。最后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说到猪，又得说几句。当年穷得叮当响，人都没得吃，还有粮食喂猪吗！几十斤就算架子猪了。笼子猪儿，就十几斤，甚至几斤的都有。而所谓肥猪，仅130斤就算上号。上号的猪才卖得脱。交国家，保证城市供应。养猪的我们“傻农胞”，一年到头，难得见到肉，更别说吃了。毛猪绝对禁止私宰。私宰谨防弄去劳教，或到公社蹲学习班。至于两三百斤的肥猪，全世界（中国）都找不到！如果你以为像现在，笼子猪都好几十、甚至上百斤，而几百斤的大肥猪遍地都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用当年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不要说人造孽（穷、可怜、受罪），连猪都造孽，连畜生都造孽！”
过去是运动治国。一搞运动，多半派工作组。土改时，我尚小，对土改工作组不甚了然。后来的四清工作组、三分之一工作组、抓纲治国工作组、割尾巴工作组、清烂帐工作组……多如牛毛。如影相随地绑架我们，苦渡时光，惨熬岁月。工作组成员，多半水平极差，作风又霸道。他们是钦差，口含圣旨。自以为就是党，就是国家，就是人民，就是法律，就是政策……无怪乎当年的冤假错案堆集如山啊（至今还沉冤不少）！从张跃武的身上，就可见所谓工作组人员之素质和胡为了。
孟德鸠斯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职权，这是旦古不变的真理。”难道不是吗？张跃武就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这还只是小权胡来；那么，大权滥用呢？过去数十年，我们的灾难，难道不是大权泛滥造成的吗？
权力泛滥，必然成灾。所以，必须限制权力。
一方面，是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像陈显冰们，就成了权力的祭品，倍遭欺辱，深受压迫。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事，岂只是荒唐，简直是犯罪！
过去，对“压迫”一词，我颇为不解。自那以后，我就体会到什么叫“压迫”了，尤其是政治压迫！
人世间，难道该相互仇视，彼此压迫吗？难道不该人人平等，和谐相处吗？
社会主义未必好，资本主义未必坏！现在，“资本主义的尾巴”非但割不了，而且越长越肥大，肥大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地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大家知道，用得着说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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