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长辈已经去世几年了，曾经做过我父亲的上级，跟我父亲关系一直很好，想来对我父亲多有关照。我叫他谢叔叔。父亲告诉我，1937年813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寇很快攻占沪宁线。当时谢叔叔年仅17岁，正上高中，目睹日寇暴行，山河破碎，他满腔热血，立志抗日救国。遂离开城市，与家人不辞而别，徒步跋涉，途径西安，1938年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约1980年代末，我回家探望父母。几天后谢叔叔来我家看我父亲。说起当年往事，他在延安抗大学习结束后，担任内蒙大青山地区一只共产党游击队的政委。他告诉我，当时大青山地区是游击区，日寇，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反复争夺拉锯，老百姓要向三方交税，日子苦极了。他说，他们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收税，一般是队伍出去后，在村子外面放哨警戒，其他队员进村向村民收税。老百姓太穷了，没钱，就用鸦片抵税。每年收齐鸦片后，延安会派一个骑兵连来，把收齐的鸦片运走，他也不知道运到哪里去。我说这件事应该写出来，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谢叔叔一听急了，说，这可不能写，你也不能讲出去。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事情不好，当时是没有办法，说出去会有坏影响。我说，那也应该写，不然人们怎么知道真实的历史呢？现在谢叔叔已经作古，我把这事写出，愿谢叔叔在天之灵原谅我。他当时告诉我，游击队的队长就是在一次收税行动中，进村。碰巧日本鬼子来了，而且动作很快，包围了村子。外面岗哨报警已晚，队长和队员急忙冲出村子，队长在突围中负伤。谢叔叔他们把队长安置在一座破庙里，因缺医少药，终于伤重不治，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世了。
约3年前，我和姐姐去看望生病住院谢叔叔。已经知道是不治之症，并且年纪很大了，但谢叔叔躺在床上，精神很好，头脑极为清楚，谈笑风生，与五六十岁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对我和姐姐说，你父亲是好人啊，你们若上坟，替我问候。我问起延安整风的事情，说你当时在大青山游击队，应该逃过这一劫。他说，“哪里哪里，我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我不理解，说，为什么，你不是在大青山打游击吗？他说，“我算是知识分子，怎么能不参加整风呢？整的很厉害呢。”我问，挨打了吗？谢叔叔微笑不语。后来又说，免不了的。这次交谈中，谢叔叔告诉我，解放战争中他去了东北，他亲手创建了一个县的政府和组织。后来归队，在东野2纵。我说，那是主力王牌部队啊。他听了，高兴的笑了。又告诉我说，纵队领导吴法宪很欣赏他，对他很好。后来吴法宪去空军，就把他拉到空军。但他不喜欢在机关。50年代初，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总部机关。吴知道后有点不高兴，问他，你怎么走啦？我心里暗想，谢叔叔有福气，倘若不离开，日后913林彪事件，吴法宪下台，他必受牵连，当时以人划线，说不准会进监牢。还是在那次病床前的谈话中，说起解放前后普通城市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差别。我认为没有什么改善。谢叔叔于是自己盘算了一下工资和米价的比例，以及油条的价格，默然不语。
谢叔叔为人正直，不搞小动作，不整人。父亲几次告诉我，反右运动中，部队院校也搞大鸣大放，谢叔叔对一些党内的不良风气很不满，放过几次炮。后来亏得他的上级私下警告，谢叔叔大概也想起延安整风的经历，立刻闭口不言，逃过一劫。而另一位37年入伍的干部，多说了几句，事后被打成右派，被清理出军队。
谢叔叔对军队风气的败坏深恶痛绝。有次我亲耳听他对我父亲抱怨，“你们干休所的XX 政委，那里象一个党的政治工作干部，待人处世，粗暴无礼，态度极坏，太不像话了！”
那次去医院看望谢叔叔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世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个忠贞党员。愿谢叔叔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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