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喝完咖啡，随手牵了本书，钻进厕所。
幼时，每天早上父亲一起来就夹本书上厕所。幼时的我不失时机地学会了像爸爸那样夹书 如厕。后来不论到哪儿，如厕必须看点什么。
下乡在北大荒的时候，只要不是数九寒天，忍着茅房熏天的臭气，手里报纸上的文章不看完就起来是想都不要去想的，尽管那都是些平时根本不要看的官文，意不在领会文章精神。
闲话少说，且看手中的书是一本鲜为人知的温斯顿·欧·阿博特的小诗集《随风歌唱》。这本小诗是80年代前期母亲来美国时，先生的外婆送给她的。保存了20年以后，表姐晓兰在 与病魔做斗争的间隙将这本美丽的小集子译成中文。
看到这样一首，整个颠覆了常人的意念：
时光没有流逝
它是静止的
是我们
从它的表面通过
……
啊？是这样的！
六十多个春风秋月、无数个灿烂的夕阳红原是一个一个地数下来的。正因为数过去的日子像滴滴水珠摔到地上顷刻既逝，难免有些像是被欺骗被愚弄，甚至我敢斗胆说，像是被绑架了似的。既然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何苦来哉？
可按老温的说法，时光并不与人矫情。它默默地供给人类一个无边的舞台；它在每个人面前展开一条长征的路。它既不关心人类如何去表演，也不理会每个人如何在那条或长或短的路上 摸爬滚 打。人实在真是自己的主人呢。如此这般一琢磨，稍感快意之时一阵怅惘却上心头。
都快活到头了才明白这点事理。这倒也罢了，明白的晚总比永远不明白强。伤脑筋的是，欲想看看在时光的舞台上与我共舞过的人，欲想触摸一下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轨迹，却无从看到，无从摸到。这时越发嗟叹记忆是怎样一个靠不住的东东。
既然提起晓兰姐，就拿她来举例吧。晓兰姐长我四岁。小时候，住在南方老家时，每当知道 她 要去跟她同学看电影，我就千央万求地要她带上我。晓兰姐是个不禁磨的软肠子。
有一次，我们五六女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才发现少一张票。晓兰姐的同学斜楞着眼睛看我，我自知亏心地瞅着晓兰姐。但见她思量片刻，当机立断，把电影票卷将起来，递给收票员。这帮人心领神会，趁那人低头理票，一涌而进。当时的情形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可见。
然而，我入学时，她胳膊上挂得是两道杠还是三道杠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后来，我回北京了
文革时，她身体不好，没下乡，做什么工作，是当工人，还是售货员，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不会是在那家电影院门口收票吧。
再后来，她也参加了高考，我俩都是77届的。我只记得她学中文，是安徽大学还是皖南师范学院又记不清了。
这些不是什么绝顶重要的问题，不过是用来说明一个问题。
至于自己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做了什么光彩与不光彩的事、与什么人闹过什么该闹或不该闹的矛盾、为了什么曾经哭得死去活来，在什么时候怎样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等等，记不起来的事就数不胜数了。
却原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不牢靠，实在是不能怪时光不厚道，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完全没有其他义务。
正想到此，先生叩门道：又掉到马桶里啦？
意识到鄙人陋习，耳赤。
幼时，每天早上父亲一起来就夹本书上厕所。幼时的我不失时机地学会了像爸爸那样夹书 如厕。后来不论到哪儿，如厕必须看点什么。
下乡在北大荒的时候，只要不是数九寒天，忍着茅房熏天的臭气，手里报纸上的文章不看完就起来是想都不要去想的，尽管那都是些平时根本不要看的官文，意不在领会文章精神。
闲话少说，且看手中的书是一本鲜为人知的温斯顿·欧·阿博特的小诗集《随风歌唱》。这本小诗是80年代前期母亲来美国时，先生的外婆送给她的。保存了20年以后，表姐晓兰在 与病魔做斗争的间隙将这本美丽的小集子译成中文。
看到这样一首，整个颠覆了常人的意念：
时光没有流逝
它是静止的
是我们
从它的表面通过
……
啊？是这样的！
六十多个春风秋月、无数个灿烂的夕阳红原是一个一个地数下来的。正因为数过去的日子像滴滴水珠摔到地上顷刻既逝，难免有些像是被欺骗被愚弄，甚至我敢斗胆说，像是被绑架了似的。既然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何苦来哉？
可按老温的说法，时光并不与人矫情。它默默地供给人类一个无边的舞台；它在每个人面前展开一条长征的路。它既不关心人类如何去表演，也不理会每个人如何在那条或长或短的路上 摸爬滚 打。人实在真是自己的主人呢。如此这般一琢磨，稍感快意之时一阵怅惘却上心头。
都快活到头了才明白这点事理。这倒也罢了，明白的晚总比永远不明白强。伤脑筋的是，欲想看看在时光的舞台上与我共舞过的人，欲想触摸一下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轨迹，却无从看到，无从摸到。这时越发嗟叹记忆是怎样一个靠不住的东东。
既然提起晓兰姐，就拿她来举例吧。晓兰姐长我四岁。小时候，住在南方老家时，每当知道 她 要去跟她同学看电影，我就千央万求地要她带上我。晓兰姐是个不禁磨的软肠子。
有一次，我们五六女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才发现少一张票。晓兰姐的同学斜楞着眼睛看我，我自知亏心地瞅着晓兰姐。但见她思量片刻，当机立断，把电影票卷将起来，递给收票员。这帮人心领神会，趁那人低头理票，一涌而进。当时的情形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可见。
然而，我入学时，她胳膊上挂得是两道杠还是三道杠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后来，我回北京了
文革时，她身体不好，没下乡，做什么工作，是当工人，还是售货员，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不会是在那家电影院门口收票吧。
再后来，她也参加了高考，我俩都是77届的。我只记得她学中文，是安徽大学还是皖南师范学院又记不清了。
这些不是什么绝顶重要的问题，不过是用来说明一个问题。
至于自己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做了什么光彩与不光彩的事、与什么人闹过什么该闹或不该闹的矛盾、为了什么曾经哭得死去活来，在什么时候怎样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等等，记不起来的事就数不胜数了。
却原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不牢靠，实在是不能怪时光不厚道，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完全没有其他义务。
正想到此，先生叩门道：又掉到马桶里啦？
意识到鄙人陋习，耳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