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烈士陈然《我的“自白书”》真相的披露

关于烈士陈然《我的“自白书”》真相的披露

作者：高伐林

    我读初中时，主题少先队会或者全班、全校的联欢会，常常听到朗诵这首烈士的诗：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今天我才知道，这首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的诗，居然并不是烈士写的！

    一 位原重庆市文联的离休老干部杨世元，口述了一部《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全文5万多字，载于网刊《昨天》第6期。文中的一个重点，是讲述《红岩》作者 之一罗广斌和另外两个作者写作、修改《红岩》，尤其是罗在“文革”中造反乃至最后不明不白自杀的经过。其中的一个小插曲，是讲到这首“革命烈士诗歌”。

    原文较长，又分散在各处，我就用我的语言来复述一下：

    罗 广斌是罗广文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广文是国民党陈诚系的将领，解放战争时是在四川练兵的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十五兵团司令。他家也是大地主。但罗广斌并非膏 粱纨绔，他读中学时就为恋爱自由问题在家中造反。他的同乡、近邻马识途（两家的父辈是好友）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就把他带到了云南读中学，结识了齐亮等共 产党人，参加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和学生运动。以后到了重庆，在西南学院入党，并受川东党组织派遣，去秀山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开辟党的工作据点。

    1948 年春，重庆出了“刘冉叛变”事件，恰逢马识途在重庆遇上了罗广斌，认为川东危险，就把他带回成都。但这并没有使他逃脱被捕的厄运。特务头子徐远举找罗广文 谈话，说罗广斌是共党。罗广文说：“我兄弟调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来管教管教。”于是，罗广斌就被抓到重庆坐牢来了。先关在渣滓洞，后来移到了白公馆。

    由于特殊身份，他被捕后没有受刑，但由于对狱卒桀骜，在渣滓洞曾戴过脚镣。即使遭到这样的惩戒，仍不妨碍他戴着脚镣在放风坝里跳踢踏舞。

    最为值得称道的，还有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

    罗 广斌转囚白公馆期间，他父亲罗宇涵由成都来看他，已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谈好，可以办手续（写自白书）出狱。罗广斌由白公馆提到城内二处呆了三天，罗父与他 会见时，徐远举也在座。罗广斌否认是共产党。于是徐远举就把出卖他的冉益智招来对证，冉说罗的入党申请书他看过，是绿色稿纸写的，有几页，写了什么内容。 罗广斌一听，冉益智把他和另一地下党员罗永晔搞混了，就将错就错地和冉益智作绞缠，说冉所谈的事他不在现场，可以什么什么作证，进而否认他入过党，当然也 不肯履行“写自白书”这一手续。他不写，徐远举就不放。这么绕了三天之后，他对父亲哭了一场，要了些钱，为狱友购买药品等物，又被押回白公馆了。回牢房 后，他就写了诗歌《我的自白书》记其事。不知是否在牢房中就形成了文字，反正1950年3月在大同路举办“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展览时， 他的诗稿是作为革命志士进行狱中斗争的展品公开陈列了的，报纸上也有报道。

    《我的自白书》后来竟在重庆成了件聚讼不己的“掉包 案”。起始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向团市委请了创作假，准备将狱中斗争写成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大约对文学创作的自信心不足，杨益言就把他 哥哥杨本泉约去帮着出主意、提意见。杨本泉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学时与刘德彬同学，还一起搞过文学社团。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胡元是他们的文友， 去看他们时正碰上他们写到这个《自白书》：一是他们将罗广斌拒不写自白书的情节，改移到了陈然身上；二是对罗的原诗作了几句改润。罗广斌说：陈然烈士在狱 中确实是想写首诗的，题目是《没有了我》，诗意是“我虽是死了，可是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所改的几句，也就是本着烈士遗愿来的。杨本泉参予了润 色。

    把事情搞复杂了的是杨益言。

    1958年，罗广斌与刘德彬都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来 重庆约稿，找到了留守在城的杨益言，除小说创作外，也为《红旗飘飘》邀约记述狱中斗争的革命回忆录。杨益言确实在渣滓洞关过，也写过他的回忆录《我从集中 营出来》，就以罗、刘、杨三人给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讲稿为本，综合已经在写作中的小说稿中一些内容，写了狱中斗争故事，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题交 去，在《红旗飘飘》上刊发了。正是经过这一编撰，将《我的“自白书”》改变成陈然故事。说他“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 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作了这首诗。”流布后造成影响。

    作俑者本有纠正的机会。因为原来编《囚歌——狱中诗钞》的人如林彦等，全 都知道诗本事，陈然的哥哥、妹妹也都向他们写信，说感到突兀。市文联领导也向他们委婉示意，认为这样作，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政治上却不严肃。但杨益言（也 包括默认了既成事实的罗与刘）却含混其词，不予澄清。以至这首诗被编入《革命烈士诗抄》，进而收入了语文教科书。到了“文革”之后，杨益言及其兄居然认为 是该他们收“红利”的时候了。要为《我的“自白书”》正名，说是杨本泉写的。这就不仅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了！

    不仅诗作造假，《红 岩》作者究系何人，也产生知识产权纠纷。国民党在撤走之前屠杀，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刘德彬从渣滓洞死里逃生——他越狱时是带了伤的。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军 管会成立，在市委管组织的是原川东地下党的肖泽宽、雷雨田等人，非常信任这两位脱险者，他们到大屠杀现场去认尸收殓，确认哪些人是共产党员，根据其革命经 历和狱中表现为烈士写小传、评级别，以后参加办展览，办纪念特刊，接待安排脱险者，协助镇反……

    在这些活动中，1949年春就出 狱的杨益言处于边缘地位，是与罗、刘这些地下党员和大屠杀见证人无法相比的。他是刘德彬引荐入团市委工作，并介绍入党，以后才跟着罗、刘参加了宣传共产党 人斗争事迹的宣讲小组和写作小组，进而也就有了以三人共同署名的《圣洁的血花》、《禁锢的世界》、《在烈火中永生》等作品。他们合作的长篇小说由中国青年 出版社约稿，初稿完成后，以《禁锢的世界》为书名，由罗广斌、杨益言上京，在责任编辑张羽等人的鼎助下完稿。刘德彬没能上京定稿，是因为他担任重庆市教育 工会主席期间主持过鸣放，被定为“中右”，也牵累着未能在《红岩》出书时署名，《红岩》的作者，便只署了罗广斌、杨益言。

    《红 岩》是“党史小说”，对写作者的经历和党史资料的依傍性很大。刘德彬是三十年代的党员，解放战争中，他是重庆地下党和下川东党组织的联络人，深入基层，策 动反蒋武装斗争。他是因叛徒出卖，和江姐一道被捕，并一道解押进渣滓洞监狱的。小说写作中，有关江姐和农村武装斗争部分，基本上是刘德彬提供素材并执笔写 的。即使有反右的负面影响存在，无论是团委和文联都把他们三人当作一个创作集体看待。1962年他们三人就是以这个集体的名义一同调入文联的。《红岩》出 版后的稿费他们是三人平分，用稿费置装，买家俱，都是同等的三套。后来宣传部和文联党组过问其事，也是以三人的名义交了开支账，还作了检查，余款也以三人 名义共同交了党费。

    “四人帮”就擒后，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刘德彬1957年划的“中右”得到纠正。由此而造成的不公正，显然也应 该纠正，使刘德彬能恢复在《红岩》的署名。知道原委的周扬、沙汀、马识途等人，都仗义执言，认为刘德彬是受屈多年的《红岩》隐名作者。不幸“文革”对一个 人的道德伦理底线摧残得如此之深，杨益言公然否定刘德彬参加了《红岩》写作，否认《禁锢的世界》是《红岩》的初稿，否认他们平分了稿费并以三人名义将余款 交了党费。进而闹到了打官司。我写了《大树不是从腰部长起的》，历数原委，因当时的一位市委领导人以不要扩大事态为词压住，未获发表。但我的文章是在法庭 上作为证词宣读，自问经得住证据的复查，也经得住法律与历史的检验。

    读完上面这段故事，我真想问一句：党多年来教育我们、灌输给我们的各种历史知识中，究竟有没有、有多少不是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