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弄堂口的男孩 ——武康路上的恋情（下一）

这是我家所在的那条弄堂

亲友师长的首肯

我对家人接受我的选择很有信心。兄姐们的婚事早已表明，我父母在儿女婚事上，“不看门第只看人”这一条是言行一致的。未来的嫂子和仨姐夫中，没有一人是高干子弟。事实上母亲只问了一句，那天早晨看到他，看上去他年龄比你大不少吧？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偏心，小女儿在她心目中总还是年少。我回答说，我俩是同班同学，自然是同龄人，他只比我早出生半年。母亲就释然了。我对年龄是比较介意的，他一定要比我年长一些，长几天或几个月都行。为得是在婚姻上，除了感情外，我还要有一种心安理得的阿妹受阿哥呵护的感觉。

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的恩师，还是我俩的入团介绍人。在那疯狂的不讲人性的文革年代，她却给了我们不少人性化教育。她不势利，不偏颇，不计家庭出身，诚心关怀引导着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深受我们敬重。当我和包老师说了我和他将走到一起时，她有些惊讶。她清楚海鹏曾和我交往颇久，海鹏也是她的得意弟子。她知道海鹏将我视为努力考大学的动力之一，并以很强的毅力连考四次，终于考上了较好的大学。因而她先说了句，海鹏是日后会成大事的人。我便说了不能与海鹏深交下去的原因。主要还是其身上那干部子弟浮躁味儿过浓，使我缺乏可终身相伴的安全感。她想了一下说，能理解，像你这样要强的人，还是他最合适了，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闺蜜潇萍和他在小学里就同班，对他印象一直很不错。她和其他中学同学好友知道了我俩的故事后，第一反应都是有点诧异，然后又都夸我的眼力，说他显然比海鹏对我更合适。

小小的一点障碍来自他母亲。老人家有点旧思想，觉得两家有点门不当、户不对，日后是否会生变？待我去了他家，老人见我不骄不娇，也就放下了心。有一回，他病了发烧，我凭着在卫校学的那点手艺，上门去给他打针。老人当场就和他说，你的福气不浅哦。

其实我会看中他，他母亲是个大加号。中学同班女生中，有一位的姐姐与他姐是闺蜜，很了解他家。那同学知道我和他在交往后，就跟我说你很有福，你未来的婆婆是出了名的善良、人好。

头一回上他家，是和他一起看完电影，顺道而去，事先没有特意讲好。他母亲一见我，就直怪他没事先说一声。老人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招待我好。过一会儿给我端来了一碗甜甜的水潽蛋。感受着老人的慈祥，我当时就暗想，我绝不会辜负她和这家人。

回过来想想，我当年的想法根本算不上超越现实。应该说，我的潜意识里已感觉到了，今后谁还会靠父母？只要他上过大学，又肯干能干，两人的收入不会有多少差别。两人两情相悦，婆婆慈眉善目、对我疼爱有加，今后的日子肯定好过。

喜结佳缘

要说我俩是天作之合，还确实有些根据。我俩都是家中老幺，排行老五，即沪语里面的“阿五头”。他姐和我哥也是中学同班同学，但没有来往，只是互有些不坏的印象。特别巧的是，他有仨哥一姐，我有仨姐一哥，可谓天然“对称”。

其实我那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忧，原因是我不确信自己毕业后能否留在上海。当初进校时，班级辅导员说过，这个班是为上海高校培养师资的，录取时的要求就偏高些，今后基本上都会留上海。所以招生时，招进我班90%都是家在上海之人。

在我大二的时候，父母的所谓“恶攻毛司令部”的问题被重新做结论。他们立即要求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因此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的、我曾因受迫而写的那厚厚的对父母问题的认识材料，交还给了我。该领导说，她读了我写的内容，文中见人品见笔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大三时，我就被派去刚进校的本系80级班，做那班女生的对口学姐。这被同班同学理解成，我已差不多被内定毕业后留校了。

可是我想过，若班里真有女生去外地的名额，还是会落在我身上。因为我班几个女生的家，都在上海。我在班里是副班长，又是唯一从外地考来之人。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自己逃避，推她人出去。

我把这些都和他说了，他表示这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遇上了什么就一起扛。话是这么说，可我有不拖累他、不伤他母亲的心的打算。万一我被分在外地，就和他分手自己扛，或者再考研究生回母校来。所以当系里宣布，我班100%分在上海时，我俩都松了一口气。算是感情经受了一回考验。

因系里新建的几个实验室都缺人，班里有约十人留校。作为被班里评为“校优秀毕业生”之一的我，很自然地成了留校人中的一员，并兼着80级班的班主任。可留校工作后不久，我就明白了自己不太有可能安心做学问。系里校里的领导们，因我的红背景和我受到所带班的学生们的欢迎，而推我走官场，可又不容我独立思考和有自由思想。当我批评这样的挑选干部制度，会培养出一些不学无术、只能靠整人来获得“业绩”的官员时，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下“被谈话”了好几回。好在80年代中期的大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宽松，强调思想解放。我的“大胆评论”没有结成什么恶果，还得到了一些同事/老师们的赞许和个别有开放思想的领导默默支持。

为了不至于专搞那令我生厌的政工，学同校毕业的我哥那样出国留学，就成了最佳途径。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对我联系出国很支持。但要我办成自费公派，并建议我换专业，转商科，为得是学校的工商管理学院成立没几年，很缺人。我当时并没有长留美国的打算，只想着学成后回母校工作。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兴趣和所长，似乎确实不在自己本科所学的理工科。那时国内的经济改革刚成气候，上海办的《世界经济导报》吸引着众多读者。人们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那点东西，自学现代经济学已逐渐形成了风气。我去管理学院旁听了一两门课后，觉得转商科很可能对我挺合适。教现代经济学课程的老师跟我说，经济学实际上可被称为“社会物理学”，很适合有数理背景的人攻读和钻研。

我考进了学校的教师外语培训班学习。半年后考了托福，成绩还算过得去。联系到了后来成为我在美国的母校，由它的研究生院，提供攻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助学金。这些当然都得到了他的认同和支持。

他父亲由于“反江青”而获罪之冤早已被洗雪。他姐因在给父亲洗冤中表现出能干有识，被安排进了市委办公厅工作。来给他家落实政策并欣赏提拔他姐的，正是海鹏的父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毕业后被分在一家工厂，离家约骑车半个多小时路程。作为厂里多年内进来的唯一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就当上了厂长助理。经济改革的浪潮汹涌，他也被卷入其中，分管起该厂第三产业的开发和运营。他若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是走副厂长 —> 公司 —> 局这样的实干仕途了。但他的意思很明确，若我要在国外读博，他就放下这些，随我走天涯。

在我出国前不久，我俩领取了结婚证书，办了婚礼。

说起来有点可乐。去区政府登记的那天，遇到的办事员竟是我们熟悉的人，是当年我们中学下一届的红团副团长，她家就在我家隔壁弄堂里。结婚登记表里有结婚理由这一栏，他觉得有点好笑，问我怎么填? 我随手写了：同窗四年，相互了解。那办事员看了忍不住脸上泛起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