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徐向前是被忽略甚至遗忘的统帅级军事家，本文是一篇有分量的研究徐帅军事才华佳作，值得一读，同时作者也对近乎神话的毛泽东军事指挥提出自己看法。
几年前应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听到与会者议论：“西路军里徐向前、陈昌浩指挥能力不行，要是许继慎在，由他指挥，不会失败的。”也是几年前，甘肃河西热心西路军问题的朋友郭梦林先生给我电话，告知接待了南京军区的一位编研室主任，此人自称为某著名将军教授的博士生，她于河西一路宣扬：“徐向前太不会打仗了!如果是林彪、彭德怀指挥西路军，肯定会胜利。”又过了一年，兰州的董汉河先生也在北京接待了这位女博士，她继续发其“高论”，遭董先生驳斥。笔者还当面听人说：“我军将领中能人多的是，要是林彪、彭德怀去，或者是刘伯承、粟裕去，绝不会那样。”这些年来，听到这等言论，数不胜数，笔者大多只能默然叹息，且还不要去提那些恶意诋毁中伤者。
徐向前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打仗?本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且仔细一想，提出本身就荒谬可笑。但是，现今这么多人提出来，也倒确实是一个问题，军事历史学也应该回答。那么，回答它，谁最有发言权呢?我想，战场亲历者、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虽经沧桑又被掩盖但落地留痕的历史事实最有发言权。
将军们盛赞徐向前特别能打仗
我们先来听一听将军们怎么说。洪学智、胡奇才说：“徐帅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中外驰名，有口皆碑。”(1990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杜义德、郑维山、罗应怀说：“徐帅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和宏伟气魄，敢于和善于打大仗、硬仗、恶仗，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他要求指挥员首要的是不畏强敌，不怕困难，胆大心细，抓住战机，歼敌制敌。作战之前静如处子，缜密思考，周到部署;一上战场，要胆大包天，像出山猛虎，不吞掉敌人，决不罢休，对于弱敌，要把它当强敌来打;对于强敌要把它当更强的敌人来打;在困难和危险时刻，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坚持最后五分钟’。从而养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过硬战斗作风，创造了许多以弱敌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199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张才千、向守志、刘昌毅、尤太忠说：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徐帅“驰骋疆场，运筹帷幄，不愧是我军大智大勇的杰出将帅。”(1991年1月20日《解放军报》)郭述申说，徐帅是“善打大仗、恶仗、硬仗的统帅”，“长期斗争的实践，使大家有这样一种感觉：不管打什么大仗、恶仗、硬仗，只要向前同志指挥，广大指战员就信心百倍。”(199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徐深吉说：“从1929年6月起，我们先后在他(徐向前)直接指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是他教我们带兵、打仗、使我们在战争中锻炼成长，一步步地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是我们最崇敬的领导，最严格的师长。”(199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上面这些都见诸于报端，表达的都是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如果说这些属“官样文章”的话，还可以听一听将军们私下里怎么说。
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溪女士告诉我，有一次她问韩先楚：“韩叔叔，您说谁最能打仗?”韩先楚脱口而出，“你爸呀!还有林彪、彭德怀……”。程力先生也曾问父亲程世才：“元帅中谁最能打仗?”父亲大声地：“徐向前!徐向前最能打仗!”韩先楚、程世才皆为军中虎将，虽出自徐向前麾下，但平生中也曾受到多位元帅指挥，自然心中有数。
本世纪初，因为痛感“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实事求是的长征史书”，红二方面军老战士、对红军军史和战史有深刻研究的陈靖提议我们合作写一本。2001年7月在南京寓所与笔者作过长谈，谈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时，陈靖说：“徐向前这个人很不简单。对他研究很不够，写他没有写透。解放后我跟他见了两次面，印象很深刻。打仗是一流的，他打仗比贺龙强，比朱德也强。你看红军时期的战役!还有我亲身经历的华北作战。那时，刘邓带主力走了，陈赓也带主力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再就是新兵。一个八纵、十五纵打临汾，开始大家不相信能打下来，他打下了。后来打晋中战役，我那时是华北特种兵，配合徐部。消灭赵承绶时最艰难、最关键，要堵住敌人逃跑的口子。王新亭(八纵司令员——笔者注)见部队太疲劳，亲自去见徐，说部队疲劳，太苦了，伤亡大，要求撤下。徐向前那时病得连马都不能骑，躺在担架上，闭着眼，不出声，表示不同意。敌人是主力，王新亭急得没办法，回去之后给部队打电话下命令，分头掩护撤出。电话正在打，这时有人报告，徐司令员拄着拐杖来了。王新亭大吃一惊，立刻改口了，要部队拼死命坚持，告诉徐司令员到了前线。王新亭脑子活，转得快。这一坚持，部队士气大振，敌人兵败如山倒，赵承绶(阎军野战军总司令——笔者注)也被活捉。这就是徐的‘坚持最后五分钟’。那时，徐的部队，我们见到的，老的老，小的小，小的没有一枪高，装备极差，但打起仗来，仗仗胜利，完全是打的指挥。”(2001年7月18日陈靖与笔者谈话)
笔者在王宏坤将军身边工作了七年。王宏坤最敬佩的人是徐向前。他说是徐向前教他打仗。王宏坤也属传奇人物，是57位上将中唯一少时未进学堂者。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入桂系当兵，1929年初回乡当红军。开始当战士，1个月后任班长，1929年6月徐向前进大别山，在徐向前手下，三年内连续升级，至1932年春天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师长，时年23岁，仗打得很漂亮。当时红10师为7000人的主力师，后来的7位上将那时正在红10师。时为第12师师长的陈赓还曾经以王这位纯粹农民出身的红军将领的事迹向鲁迅先生作过介绍，引起了极大兴趣，以致一度产生创作欲望，准备写一部反映苏区和红军的小说。王1933年任红四军军长，时年24岁，四方面军是正规化编制，一个军一万七八千人。红军时期王任军长、军政委等高级职位达5年之久，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旅长，冀南、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刘伯承的副手。
20世纪80年代，我在他身边时，他精神健旺，记忆力超强，几乎每天都与我谈军论史说将，哪怕住医院在病床上，直至嗓子嘶哑，连我和他人再三劝阻都不行。有时我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铺在地上，他手持长竹竿指点给讲述战役战斗发生发展过程，兴致甚高。他的经历里，与许多高级将领有过接触交往，在元帅中，除了徐向前，也曾接受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指挥，打过许多仗。可以说，他的“谈军论史说将”，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素材，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许继慎，红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早期领导人，著名战将，新中国认定的33位军事家之一。由于1931年被“肃反”冤杀，后来熟悉他情况的人不多，而刚好当年许继慎进入鄂豫皖时，王宏坤受徐向前指派带领教导队一个排保卫，同时王还是许所在的党小组的组长，在完成红一军整编前后，许继慎亲自指挥，打了许多胜仗，王是当时的亲历者，印象很深刻。关于许继慎，王宏坤后来评论说，许继慎的确很优秀，打仗过得硬，英勇顽强，坚决果断，指挥能力很强，也很有经验，和旷继勋比较，打仗要强得多。他与徐比起来，一是办法还是比徐少一点，二是脾气急，没有徐沉稳。
20世纪80年代初，红四方面军战史办为《艰苦的历程》一书组稿，请王宏坤写一篇关于红一军第一次会合文章，在回顾和叙述许继慎的贡献时，他特别强调要加上一段徐向前的作用，表达“更加崇敬徐向前同志”。王宏坤回忆说，1972年在人民大会堂，他听周恩来讲过：许继慎是个好同志，是有战功的，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就是猛打猛冲，这与许继慎同志的带领和培养是有一定影响的。王宏坤后来对笔者说，总理这段话，总的说得不错，但不很全面。一是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止是猛打猛冲，二是许继慎带领和培养有关系，但许继慎时间毕竟短暂，对四方面军影响大的是徐向前。
我问王宏坤，哪位元帅最能打?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徐老头。”由于红军时期他主要在徐手下，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在刘邓手下，曾经做过刘邓的副司令，了解得比较深切。他还告诉我，“就指挥打仗来说，徐比刘邓强。刘邓两人加起来不如徐一个。”他解释说：“刘与邓完全不一样。刘有谋略，很勤奋，一只眼睛，很辛劳，很长时间爬在地图前，方案可以做出一套又一套，很细致周密。但他有一个缺点，缺乏决心，不果断。邓不一样，邓不做方案，也没有做方案的耐心，他简洁明了，没有多的话，但他决心是最强的，特别果断，敢于担当，就靠他拍板。二人配合完满，缺一不可。二野到中原后，遇到邓不在时，仗打不好，刘不在时，仗也打不好。徐不一样，打仗比刘邓加起来强。徐的缺点在哪里?就是政治上软了一点，没有一个好政委。”(笔者理解后两句话大概是指西路军时)
王宏坤说，红军时期，不论林彪、彭德怀，还是刘伯承，都与徐向前不在一个层次上。后来他们都成了统领一方的战略区领导人。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方式上，徐向前、刘邓、林彪各不相同。刘邓就不大上前线，前线指挥往往是纵队头头指挥，一个纵队头头指挥好几个纵队。平汉战役，我先后指挥了西集团和北集团。后来二野南下作战，羊山集由陈再道指挥，双堆集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陈锡联也经常指挥，还有陈赓、杨勇都指挥过。刘邓很放手。这也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前线指挥员很成熟。林彪不一样，他是一竿子插到底。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他可以在后方越过前面兵团和军的首长，直接把电话打到师，直接指挥。这样干，有利有弊。1949年10月，我们在武汉，一天林彪叫我过去，他打算以四野部队和湖北军区部队进鄂西，组织鄂西战役，歼灭宋希濂部主力。我先给他介绍了敌情。接着林彪当面交待，四野出动四个军，加上湖北军区部队，由我统一指挥。我对林彪说，敌人虽有10多万人，但战斗力不强，四野去的部队不宜多，去一个军就够了，去多了，部队一动，敌人就会跑，只会“赶羊子”。敌人要跑，不会去湖南，只会去四川或贵州。我们要全歼，只有堵敌退路，南北夹击。林彪接受了我的断敌退路，合击敌人的建议，但是仍然决定投入了四野三个军。四野每个军五六万人，装备好，但很笨重，在鄂西大山区行动很不便。原本我们计划南面第47军由桑植直插西面利川，堵住宋希濂退路，我在北面宜昌、巴东一线率第42军、50军和湖北军区部队向南。可是打起来后，最让人想不到的是，林彪却越过我直接命令47军停止不进，在远离利川200多里龙山作防御，又命令北面部队42军、50军停止进击并向后撤。原因是林彪怕敌人全压到47军身上，让47军吃亏，实际上是错估了敌人的战斗力。我顶住林彪批评，让湖北军区部队猛进，截住了敌人一部。最后，四野一部和二野一部上去了，将截住的3万多人消灭。鄂西战役如果不是林彪在后面突然改变计划，宋希濂那10多万人就会被全部消灭。林彪的指挥方式，往往替代了下级。还有就是过分顾及自己部队怕吃亏。这一点上，邓小平的胸怀开阔得多，顾全大局顾及友邻，敢于多担当。淮海战役他就说，不怕二野打光了，二野打光了，还有兄弟部队。
徐向前与刘邓、林彪都不同。徐组织战役考虑深远，部署周密仔细，打起来后，干部层层下放，他本人深入前线要害地方。哪里最关键最危急，他就出现在哪里。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呢?硬仗恶仗能过关，能直接督导干部和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精神，打出过硬作风，特别是对新部队和新干部的锻炼培养作用大。
王宏坤还说，就指挥打仗来说，徐向前与刘邓、林彪和彭德怀相比，还有几个方面的长处，一是更加敢于打硬仗、恶仗;二是敢于以小打大、以弱击强，以少胜多;三是自己边练兵边打仗，以新兵打大仗。哪一个元帅能像徐那样，自己一批批地把新部队带出来、打出来?没有!这三个方面，谁都比不了徐。徐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是从头干起，打出主力后，桃子成熟了，别人都拿走了。
王宏坤还对“徐向前不能打仗”之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西路军失败后，有的人看不起徐向前，说徐不能打仗。笑话!四方面军靠什么起来，就靠打出来的。不论你是军长、师长、团长，一仗打不好，撤你的职，这是轻的!霍邱作战旷继勋没打好，军长职务撤了。后来枣阳新集和漫川关作战又没打好，十二师师长职务又撤了。一个总指挥不能打仗，呆得住么?一天都呆不住!那个说徐向前不能打仗的，到现在还纠集一帮人揪住西路军问题不放。西路军到底是谁的问题?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央指挥的。那时西路军电台与中央联系，功力不够，很多时候经我们四军电台转。他说徐向前不能打仗，他自己怎么样?抗战时，指挥八路军一个纵队，10多万人呀，敌人一个扫荡堵击，搞得差不多干干净净，就凭这，他要是四方面军干部，早就枪毙了!因为是一方面军干部，没有事。上朝鲜战场，后勤保障本不成问题，可他的部队，冻成了冰疙瘩，成千上万人冻死。(以上内容王宏坤在几年中对笔者谈了多次，这里根据1988年10月记录录用)
独领风骚的早熟统帅
红军时期是人民军队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它既包括了创建阶段，又包括了发展壮大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功能、结构的基本形态，同时，又为人民军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作出了干部、经验和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革命史上，不论是徐向前，还是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等，都堪为屈指可数的一代名将，一方统帅。然而，在红军时期，不论是林彪、彭德怀，还是刘伯承，都与徐向前不在一个层次上。那时的林、彭、刘，既无徐向前的地位，更无徐向前那样的建树和战功。
林、彭、刘等皆来自中央苏区，来自红一方面军，为一方面军英勇善战、屡建功勋的骁将。而徐向前来自另一个战略区域——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来自另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他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林、彭为一方面军的军团长(实际上相当于红四方面军中的军长，其所率一个军团大多数时候还没有四方面军之一个军人数多战力强)，刘伯承就任过红军总参谋长，也曾于高级职位上多次转换，但却始终没有进入最高指挥决策层。一方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是朱德，朱德为帅，林、彭、刘等在朱德手下为将，尽管不愧为名将，然而，仍然只能算“将”，远不能算“帅”，既不具备“帅”的历练，也无“帅”的实绩，甚至暂时还不具备“帅”的才能准备。一般来说，帅是帅，将是将。帅是一个战略区或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将就是帅的部属。帅是大树，将是大树上的枝桠。
徐向前则不一样，他在另一个战略区域，是独当一面的、红军中人数最多的、战斗力最为强大的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长，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的统帅。徐向前先前也是“将”，但早已完成了由“将”入“帅”的岗位和品质素养的转化升华，他既有“帅”的才能，又有“帅”的长期实践，还有“帅”的丰厚业绩。所以，就能量和建树来说，林、彭、刘等人此时与徐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不妨看一看徐向前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表现和战绩。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里可以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略作比较。
根据地
红一方面军之中央苏区，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
红四方面军之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
红四方面军之川陕苏区，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600余万。
歼敌数字
1、反“围剿”(反围攻)中歼敌：
红一方面军歼敌共计10.2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歼敌共计20.2万余人。
2、长征中歼敌：
红一方面军歼敌共计1.74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歼敌共计10.1万余人。
长征前后人数：
红一方面军出发86859人，到达陕北时3000余人。
红四方面军出发10万余人，会宁会师时4万余人。
(以上数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红一方面军史》和《红四方面军战史》中素材综合统计)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了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红军主力来说，其中的任何一项，不仅都不亚于红一方面军，而且还显示出了比红一方面军更为亮丽的业绩。不仅如此，这些干巴巴的数字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另一片天地，它还包含着深厚的内涵。
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一样，红四方面军在斗争实践中，也产生和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开展军事斗争，赢得战争胜利的军事思想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方针原则、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和富有自身特点的优良的战斗作风。(可遗憾的是，红四方面军至今没有一部较为全面的军史，只有一部《战史》)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此外，作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方面军既有军事工作、党团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又有中共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社会政策、俘虏政策等各项政策的规定，既有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生活纪律、群众纪律等严明纪律约束，又有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各种关系的准则规范。历史表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一样，走的是艰苦奋斗的道路。同时，还必须看到与红一方面军相比，四方面军由于纯粹由农民起家，起点较低，其成长道路自然更为漫长和艰难，所以其领导者也必然有更多的磨砺，而对徐向前来说，它又是不可多得的“时势造英雄”的重要契机。因为有了锻造红四方面军的艰难、独特而丰富的历练，所以，徐向前不仅外在领导层次上要比林、彭、刘高一些，其内涵功力上也比林、彭、刘丰富深厚一些。
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或称中央红军)，虽然分头在各自的战略区奋战，各自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革命本质，同样铸造了辉煌业绩。然而，仔细看起来，和一方面军相比，四方面军除了上述数字方面的优长外，还存有如下几个方面更为丰富的经历和更为独特的成就。
第一、正规化建设程度更高。一、四方面军都是从游击作战开始。四方面军根据地域、敌情和红军发展状况，较快地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较快。相反一方面军转换较为缓慢。正规化程度如何，不仅体现在两支部队的军事思想、组织指挥、体制编制上，更体现在一些战役战斗的结局上。比如湘江战役失败，不能说与这支部队的严重的游击习气没有关系。遵义会议之后，一方面军的游击习气仍然严重存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政治局和军委的“松潘战役计划”那么严肃重大的军事决定，林彪在前线想不执行就不执行，毛泽东等人居然也就随了他，以致成为了导致松潘战役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方面军的正规化建设比一方面军扎实得多。早在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面对敌人20余万兵力，四方面军3万余人在徐向前指挥下，实行“围城打援”战法，连打四个大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余人，生俘敌军总指挥厉式鼎。这些胜利既得益于高深的战略筹谋和各种战术精准运用，又得益于部队正规化建设。正规化建设的水平，也可以体现在机动能力和远距离运动转战能力上。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蒋介石亲自指挥10万大军围追堵截，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令行禁止，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沿途共歼敌1.5万余人，并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苏区。其干练和效率，远强于一方面军长征之途。四方面军的军略战略战术水平的提高和正规化建设的加速，既得益于分别精通国民党军军事、日本军事、苏联红军军事的曾中生、舒玉章、李特等三人的引进借鉴教练，更得益于徐向前统筹融汇，并结合红军军事斗争实践的开拓创新。
第二、大兵团作战能力。红一方面军直到1933年夏天，也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总人数一直在4万上下徘徊，也就表明部队作战说不上大兵团作战。从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开始，大量补充新战士，然而这次反“围剿”作战也算不上大兵团作战形态。真正算得上大兵团作战的是湘江作战，可是，却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以及进军岷江流域的作战，都不失为红军战史上大兵团作战的成功范例，堪为经典之笔，应该说也属徐向前的得意之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毛泽东于1936年10月指挥宁夏战役，此战可称为大兵团作战，然而其结局却是惨不可言，成为典型的失败战例。所以，可以说徐向前是红军时期唯一的一位多次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领导人，即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都没有如此经历。
第三、战略战术更丰富。中国工农红军各支部队都具有丰富的战略战术，其中官方将一方面军作为重点，作了全面总结升华，而四方面军作为人数最多、打仗最多、歼敌最多，红军三大主力中的主力，其战略战术则更为丰富。四方面军经历了由游击队到正规主力红军的阶段，积累了游击作战和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阵地防御战等正规作战的经验，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战略战术。比如，游击队时，创建了七条游击战术原则。形成正规红军后，鄂豫皖时期，围绕运动战和攻坚战，将“飘忽战略”，围城打援战法运用得娴熟自如。川陕时期，在敌重兵三路围攻、六路围攻面前，根据当地地形等条件，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收紧阵地”这一特别富于表现力的专有名词正是四方面军的创造，其内容丰富，思想精深，非比寻常。“收紧阵地”，强调的是以“阵地”为基础，以“收”和“紧”为主导，它为敌消我长，我反攻胜利，规划了蓝图。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面对敌“围剿”大军，红军一般采取先退一步，诱敌深入。四方面军既认同和坚持这一原则，同时又不墨守成规，只要有机可乘，不放弃先机制敌，主动进攻。比如，鄂豫皖第三次反“围剿”，就是乘敌部署未定，主动出击，连续四次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粉碎了“围剿”。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川陕“会剿”，四方面军又先敌一步，乘敌部署未成之际，主动进攻，打破了“会剿”。四方面军是一支善于学习、善于创新，作战特别讲究从实际出发的部队，其战略战术，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其战略战术成就，与它的战绩一样，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同时，它又是中国红军中唯一的一支在独立自主条件下，解决了反“围剿”反围攻作战的战略和战术、理论和实践的红军主力部队。
第四、开创了诸多根据地。红军10年，就根据地来说，红一方面军是长征“一条线”的两端，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而陕北苏区为别人开辟，一方面军参与了扩大和巩固行动。就建立根据地的自觉性和创建经验的丰富性来说，红四方面军要突出得多。红四方面军不仅先后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还在长征路上创造了剑(阁)梓(潼)江(油)北(川)根据地，包括茂(县)汶(川)理(县)、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宝(兴)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甘(孜)道(孚)炉(霍)瞻(化)地域的川康特区，以及甘南岷(州)洮(州)漳(县)西(固)渭(源)临时根据地，等等。红四方面军创建根据地，其主要特点为：最具自觉性和积极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方法多种多样，既有汉民族地区，又有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经历和经验最丰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建立“格勒得沙”和“波巴依德瓦”民族民主政权的活动中，实行中共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作出了有益的历史性探索。
第五、宽阔胸襟和全局观念。红四方面军一贯顾全大局，珍视兄弟部队友谊。早在鄂豫皖时，四方面军就有配合兄弟部队行动的经历。遵义会议之后，处于困难中的一方面军急需策应援助，四方面军不惜放弃大发展机会，迎难而进，强渡嘉陵江，进军岷江流域，并南下千里迎接，实现了两军会师。发现一方面军严重困难，四方面军大力给予粮食物资和部队补充。1936年，在红二、六军团困难时期，红四方面军又调整行动部署，南下数千里迎接，并热情给予粮食物资和部队补充。历史事实表明，没有红四方面军的迎接，红一、二方面军不可能完成北上任务，甚至有被国民党军消灭的危险。此外，红四方面军还积极策应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更为突出的是，红西路军为了策应中共中央和河东主力的生存和安全，于河西地域孤军奋战至一枪一弹。可是，红四方面军这支胸怀全局，忠实于理想信念，忠实于党、人民和民族的部队和成员，却长期不被信任，并饱受歧视，从而使广大指战员始终面临不公正对待的考验。
以上，就是徐向前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非凡而坎坷的经历，这种背景下的总指挥徐向前，自然舞台更宽阔，视野更高远，历练更丰富，涵养更深厚，而如此条件下造就的作战指挥能力，自然也就居于更高层次上。
三起三落坎坷的军事生涯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背着失败的黑锅，和西路军幸存者以及几乎所有四方面军指战员一样，饱受歧视，直到1943年，他才被认定为“可以信赖”。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他被降级使用，任命为第129师副师长，成为刘伯承副手。华北危急关头，他被派往山西，先与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为八路军山西抗战营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后亲自指挥第129师部队，“占山为王”，他严格要求“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结合，搞游击战。”“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亲自指导第769团抓住战机，夜袭日军机场阳明堡，毁敌机24架，歼日寇100余人。根据太原失陷前后敌人进逼的形势，他作出计划，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组织游击网络，建立地方抗日政权，部署以大部兵力下到各县区，以连为单位，配上几名领导骨干独当一面。结果，不多久，一支又一支抗日游击队、一个又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铺展在晋东大地。
与此同时，他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我具体情况和山地游击战的特点，总结和制定了一套“小打而不能大打、活打而不能死打、快打而不能慢打、稳打而不能蛮打”敌后游击作战的原则，相继直接组织指挥和参与组织指挥了广阳沾尚地区伏击战、反敌六路围攻作战、凤凰山伏击战、长生口之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村急袭战、反九路围攻作战等一系列游击作战，收复县城近20座，控制晋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徐向前奉命前往冀南。冀南位于平汉路东的华北平原上。过去中共军队作战主要依托山地，如今冀南没有山，平原上能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也成为了中共党和武装的新课题。徐向前反复研究了当地的地形、民情条件，响亮地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也就是发动群众，争取人心，把人造成“山”。冀南造“人山”成就斐然，成功解决了平原地区建立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徐向前又运用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两个手段，在几个月时间内，相继解放了县城20多座，消灭日伪军1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收编杂色武装8万余人，使主力部队发展到10余万人，游击队和民兵武装20余万，建立了50余个县政权，平原根据地拥有人口800余万。之后，又利用“人山”优势，连续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斗争胜利，冀南部队越战越强，平原根据地越来越巩固。
1939年5月，徐向前奉中共中央命令前往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武装斗争。位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东海之滨的山东半岛，是联结华北、华中、东北的枢纽，为历代兵家角逐争雄的战略要地。当时，中共虽然在山东已有几支抗日武装，但力量薄弱且分散，而对手日寇或国民党顽固派都强大得多。就政权来说，山东有日伪的，也有国民党的，但就是没有中共的抗日民主政权，群众也尚未充分发动，以致中共的数万部队吃饭都难，每天“叫化子要饭”。面对敌伪顽的疯狂进逼，八路军在山东处境困难，甚至有被挤出或消灭的危险。处于严重困难的山东，缺少一位独当一面的帅才!
6月上旬，徐向前到达山东沂蒙山区，刚好赶上日寇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日寇2万余人，兵分10路合击，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徐向前马不卸鞍，立即投入反“扫荡”的作战指挥。反“扫荡”作战胜利后，即大张旗鼓地开展建立政权和发展武装力量工作。半年之后，山东境内公开建立了40多个抗日民选县级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到1年时，县级政权达90多个，其秘密的基层两面政权多得无法统计，各种抗日团体遍布城乡。
同时，徐向前大力发展武装力量，高度重视质量建军，严格教育训练，力争打好每一仗，在作战中锤炼部队。他在山东的1年期间，山东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万名，伪军2.5万余人，使日寇的一次次“扫荡”均告破产，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也连续胜利，一些“摩擦专家”被挤走。尤其重要的是，在徐向前指挥下，山东那些原本“杂散”的新部队迅速成长为一支善打硬仗的铁军。“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山东部队“向更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向前语)
1940年6月，徐向前到达山东整整一年，山东面貌大变，它以拥有人口1500万，八路军正规军15万人，地方武装50余万人的实力，成为了中共在全国第一大抗日根据地。正当徐向前计划再展宏图，将苏北、皖北连成一片时，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徐向前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
。
徐向前返回延安，“七大”并没有召开。远离抗战硝烟，徐向前越来越不自在，他希望重返战场，一再向毛泽东请求。可是，毛泽东却不希望他离开延安，先任命他为联防军副司令员，作贺龙副手，接着又委托他“集中精力抓好留守兵团的生产”，后来又要他去“抗大”当校长。在毛泽东战略棋盘中，山东太重要了。山东已经局面大开，现在必须由最信赖的“井冈山”来经营。于是，履历里尚无军事指挥历练的罗荣桓，破格地予以接替。抗战胜利后，罗荣桓率领山东大批人马进兵东北，山东位子一时空缺，毛泽东计划以另一个“井冈山”林彪接替。林彪一路兼程，向山东进发，尚在路途，毛泽东又一道命令到达，林彪转赴东北，此时的东北更为关键。而山东则由又一个“井冈山”陈毅接任，要陈毅从华中前来。
徐向前希望上前线，却在“无战事”的陕北，过着近似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般的操事农桑的生活，终于徐向前病了。病中的徐向前，仍然向往上战场，一再向毛泽东请战，毛泽东也一再好言相劝。直到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夕，延安后方机关进行人员疏散，在被疏散途中，徐向前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获得了同意。
1947年6月，徐向前到达太行山，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该军区为徐向前于抗战初期战斗过的太行山、太岳山、冀南和冀鲁豫区域的整合而成，属当时全国六大战略区之一，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刘邓此时正在邯郸等地作挺进大别山准备，接着于6月底率领野战军主力13万人渡河南进。8月中旬，陈赓、谢富治兵团8万余人亦开始向豫西挺进。8月和9月，南下后续部队第12纵和第10纵及补充兵员4万余人出动，向大别山开进，加入中原战场。
随着主力一批又一批部队加入中原战团，留在晋冀鲁豫军区后方的部队已寥寥无几，不仅原来的老红军老八路的第一茬部队全部走完，后期成长升编的游击兵团的第二茬部队也基本走完，留在军区后方的只有第二茬部队员额不足的一个旅，其余的就是小游击队和民兵。
徐向前熟悉了家底，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设想，他要打下山西。人们何以意外?首先，在毛泽东等人的战略计划里，晋冀鲁豫目前没有力量来对付阎锡山，只能等待将来再说。其次，阎锡山统治山西达37年之久，自辛亥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军阀有如此长久历史，其实力摆在那里，阎有30多万人的强大军队，有较为巩固的政权和社会支撑体系，以及完善和相当现代化的军工工业体系，所控制的山西是名副其实的最硬最顽固的反动堡垒。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以目前晋冀鲁豫实力，要战胜阎锡山，打下山西，根本不可能。
其时，薄一波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刘伯承、邓小平南下后，由他主持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工作。王宏坤时为中央局常委，同为军区副司令员，参与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工作。20世纪80年代，王宏坤对笔者说：“徐向前开始提出来时，薄一波并不相信。一段时间后，薄一波还将信将疑，后来才信服。”王宏坤还说：“为什么徐向前那么希望打山西呢?一是因为当时晋冀鲁豫四面临敌，山西又顶在我们中间，对我们牵制、威胁很大，打下后，华北可以连成一片，对全国战局开展帮助很大。二是他好长时间没打仗。三是心里也有点不服气。西路军失败后，一些人瞧不起他，说他打了败仗，鄙视他不能打仗。有一次，他和我闲聊时说：‘不是有人说我不能打仗吗?我就要打给他们看看!’一般他不会说这种话。我们都替他生气。他要打山西，我支持，我完全相信他能打下来。”(1988年11月5日王宏坤与笔者谈话)
于是，1947年8月，徐向前开始从太行、太岳的地方武装中抽调兵力组建成旅团和纵队。山西作战，徐向前成竹在胸。第一仗计划夺取运城，可是因部队太新，被敌援兵突破阵地，作战失利。接着，再打运城，终于攻城告捷。攻下了运城，部队再经整训，又发起了临汾战役。病中的徐向前带着几个参谋组成的精干指挥所，坐着担架亲临前线指挥。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先后经日寇和阎锡山盘踞经营，城池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构成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又有雄厚的工业支撑，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阎锡山称之为“铜墙铁壁”。临汾攻坚战艰苦卓绝，徐向前终于以坑道作业爆破成功，胜利结束了啃“硬核桃”的典型城市攻坚。此战最大的收获是部队有了硬仗恶仗的锻炼，一个又新又嫩的兵团迅速成长为攻坚兵团，实现了“飞步跨越”，其中的八纵二十三旅尤其突出，战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授予“临汾旅”光荣称号，它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最大的模范集体。
夺取临汾之后，徐向前又抓住阎军到晋中平原抢粮的时机，打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晋中战役。晋中战役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的又一个得意之笔，他以手中的6万新兵，与阎军13万精锐对阵，一举歼敌10万，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歼敌10万的战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耐人寻味的是，如此大捷不是首先发生在其他战场，却发生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
国民党中唱“成功成仁”高调的是蒋介石，但真正做过的是阎锡山部下，阎军最顽固死硬。可是，晋中战役在徐向前指挥下，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原本骄横不可一世的阎军主力溃不成军，听到徐向前名字就缴械。“我们大胆把部队撒出去，追!追!追!横扫千军如卷席，连克上十座县城，抓了几万名俘虏。那时敌人慌乱的程度，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几个战士，追击上百的敌人，敌人只知道拖着枪跑，不知道停下来射击，直至累倒在地，像滩烂泥乖乖缴枪投降。清源县有个老农，拿着扁担，一下缴了十九个敌人的枪。三个新华社前线记者，俘敌三十七名，还缴了两门炮、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什么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伙夫、马夫，都跑去抓俘虏，抓都抓不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757页)敌人闻风丧胆如此模样，可见徐向前部队的威力，也可见徐向前高超指挥艺术的威力。
紧接着，徐向前又乘胜开始了解放太原的作战。经艰苦激烈争夺，拿下了外围四大要塞，完成了对太原城的包围，太原城已入徐向前股掌之中，指日可下。此时，为了配合平津战役开展，抑留傅作义集团，中央命令暂缓攻击。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华北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师参战，并组成了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各部攻城，战役部署就绪，此时，彭德怀奉命来到太原前线，等待战役结束即率领参战部队进军大西北。太原攻城作战进展顺利，共歼敌13.8万余人。太原的解放，标志着盘踞山西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覆亡。至此，经一年多时间，徐向前以手中由几万民兵游击队组编的最新部队，连续夺得了四次大捷，共歼阎部30余万人，同时也将这些新部队锻造成了一支善打大仗硬仗的铁军。
几十年后，王宏坤这样对笔者评论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确打了很多好仗，要说最让我佩服的是徐老头打阎锡山。那里，敌人是最硬，我军是最弱，指挥是最艺术。打仗要看条件，敌我条件对比。徐老头当时条件最差，四五万游击队，可一年后消灭了阎军三十万，而部队打出了拳头兵团，换了别人做不到的。刘邓、林彪、彭德怀、粟裕都做不到。如果当初将他用在刀刃上，让他统帅几十万大军，情况又会如何呢?本来他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没有给他那么多的机会。讲究山头，山头主义是害人的!”(1988年11月5日王宏坤与笔者谈话)
笔者以为，依靠现成兵力，以众击寡，以强击弱，克敌制胜，是合格的军事家;依靠现成兵力，以寡击众，以弱胜强，是上等的军事家;而从零开始，从建军开始，打出精兵，以寡击众，以弱击强，战而胜之，是上等之上等军事家，徐向前就是这样的军事家!
西路军失败掩盖下的战略雄才
质疑徐向前打仗能力起因于西路军失败，我们正可以探讨这一问题。红军西路军奋斗在中共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极端困难时期，它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有力地策应了河东，对中共中央和和红军主力的生存与安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表现了崇高的历史担当，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可是，尽管如此，失败并非它的唯一归宿。那么，西路军是怎样失败的呢?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指挥失误，毛泽东为主要责任者。徐向前处于前线战役指挥位置，他与毛泽东在战略行动方针上存有严重分歧，正是因为徐向前的正确主张屡屡被否定，西路军被迫实行毛泽东错误决策，才造成了最终失败的恶果。西路军失败是新中国建国前极为重大的事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也是毛泽东毕生中与大跃进、“文革”同列的三桩根本性错误。
毛泽东何以造成西路军失败呢?笔者以为，此时的毛泽东军事战略能力尚欠成熟，远距离战略指挥力不从心。说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徐向前，必然有人一听就会跳起来。其实大可不必。佛教徒见庙就拜，而笔者研究历史，不论是谁，只认史实。只要看看史实，稍作比较就会明白。
毛泽东搞军事为“半路出家”，井冈山会师之初作战主要依靠朱德，后来也很长时间难以离开朱德的“拐杖”。就指挥作战来说，中央苏区形成后，直接参与的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宁都会议后“赋闲”，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出山。这之后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所谓“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实际上也很普通，甚至说很有点窝囊。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主导指挥松潘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可以说窝囊至极，还饿死红军成千上万。后来进入陕北，参与指挥直罗镇战斗，获得成功，与彭德怀领兵东征山西，取得胜利。1936年6月部署西征作战。这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履历。
而徐向前呢?上文我们已经明了，就作战数目、作战规模、作战成果(包括歼敌数字)等方面比较，红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都要大得多，有的还须以倍数来表示，而四方面军的每一场作战，都没有离开徐向前。所以，说徐向前身经百战，并不是浮夸，说徐向前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比毛泽东丰富，也并不为过。此外，就两人的履历来说，徐向前是完备的，而毛泽东则是有缺陷的。徐向前不论是战略筹划、战役和战斗的部署指挥，以及各种战略战术运用，都得心应手，面对新情况，也有丰富经验，有一整套应对办法，即使在河西，对付马家军，如果不是战略出现问题，徐向前应对也不会出现意外。毛泽东的缺陷在哪里呢?毛泽东指挥西路军，与徐向前的角色和岗位完全不同，他属于数千里外远距离战略指挥，这在毛的履历上属于空白，他原来根本没有如此经历，也缺乏必要训练，因而严重缺乏这一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西路军西进方向河西走廊，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会条件，同时西路军还面临着孤军深入远出独立作战，以步敌骑，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不利作战条件，西路军面临的处境前所未有，毛的战略指挥论说尤其应该深谋远虑，谋定而动。可是，他严重缺乏久远的战略考虑和坚定不移方针，时时事事以河东暂时局势为转移，不断改变战略决策，一时命令西进接受物资，一时命令东进策应河东，一时命令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循环往复，变幻无常，致使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廊这条危机四伏、绝不可久待的弄堂里涮来涮去，不断消耗。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对面临强敌和不利境况的西路军及其身在前线的领导人造成了严重困境。西路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为了坚决执行中共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人不断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和许多合理性建议，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是，都无济于事，毛泽东等人要么严辞拒绝，要么粗暴批评，更为恶劣的是大扣政治帽子，追究历史“根源”，令你无可动弹。这些，正表明毛泽东战略指挥能力和素养的严重欠缺，根本不能适应对面临复杂局面的西路军的远距离战略指挥。
研究西路军历史不难发现，徐向前在打通国际路线，接受苏联援助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行动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有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战略构想和主张，每逢重大转折关头，也都有明确的战略计划，这些计划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干涉和否定，如果徐向前的计划能够得以实施，西路军必然是另一种结局，中国革命进程也必然是另一种状态。可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导致西路军失败，而徐向前正确的战略主张和才能，也一并遭到了掩盖和埋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路军失败的漫长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西路军生死存亡的四个重要节点，仔细观察这四个节点，即能明白是非，发现事物的本质。
第一，宁夏战役之前。1935年，共产国际和苏联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并开始了接通中国红军的具体部署。1936年秋，随着红军一方面军西征进入甘宁边和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打通苏联，接受援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又由于原驻西北的蒋军嫡系因“两广事变”南下后返回西北尚需时日，给红军行动提供了有利时机。可是，毛泽东却过分从一方面军局部利益考虑，执意要等待黄河结冰期(12月份)行动，随后又在蒋军嫡系胡宗南等部大举前来“剿赤”的严重情况下，错误地将红四方面军部署到西兰大道那条狭窄“弄堂”里阻击强敌挡子弹，以继续“等待冰期”。这一决策，事实上不仅难以达到目的，相反，有令弱势的红军陷入不利战场，遭集中之敌包围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提出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间渡河西进的意见，并参与制定了这一行动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可以使红军先敌争取主动，避免置于不利地区与敌决战的严重弊端，同时又能于有利地域与一方面军会师，迅速达成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目标，并且更有利于三个方面军配合作战。可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等人严格制止。结果，四方面军被迫全军进入西兰大道，在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的“围剿”面前，不仅四方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毛泽东“等待冰期”设想迅速破产，夺取宁夏计划遭到严重威胁，红军全线被动，为后来西路军困局种下了根苗。
第二，宁夏战役期间。1936年10月下旬，宁夏战役发起后，徐向前根据军委和红军总部关于宁夏战役作战总方针，制定了四方面军行动部署：“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编：《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以下简称《长征时期》)第843页)24日，红三十军突破黄河天险，成功渡河。可是，25日，毛周即突然改变原定战略方针，停止红军主力渡河，改为“重点击破南敌”。河东河西作战立刻陷入混乱。面对困局，徐向前连续致电军委和总部，建议四方面军全部或主力渡河，以迅速开展宁夏战役，“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长征时期》第846页)“四方面军任务之大，兵力之散，既不便于展开向北，又不利于处处掩护，平均使用，多少无重心，不但远方任务难速完成，即控制战略枢纽亦恐难久固，指挥上深感不便。因此建议：(一)三十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二)南面由四军担任防守即是，以打拉池为后方，归总部指挥。(三)五军暂控制靖远两岸，主力(至)三角城，尔后跟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以两个军出动，如得手后即分一个军出定远营后四方面军主力控中卫。(五)船只待三十一军渡河后，即可开到三角城。”(中档287卷26号)可是，毛泽东不予理会。接着，又以组织海打战役名义抑留准备过河的三十一军，撤离会宁、定西地域阻击部队，致使虎豹口渡口过早丢失，红四方面军被敌分隔成河东河西两半，最终导致宁夏战役流产。
第三，组成西路军和进入永凉地区时。宁夏战役失利后，毛泽东等人制定“作战新计划”，准备放弃陕甘宁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计划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建立河西根据地任务。据此，徐向前计划：西路军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占领凉州后打击反扑之敌。另以一军占领永昌、大靖。“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长征时期》第881页)这一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兵贵神速”，“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2页)为了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完成打通苏联，接受援助任务，还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请国际与我们直接发生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长征时期》第881页)体现了徐向前西进战略思维的前瞻性。徐向前还迅速作出了行动部署，规定西路军“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并提出“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长征时期》第887页)
可是，徐向前的计划和部署，很快就被毛泽东打破。11月17-28日，毛泽东等人连续10多道命令，要求西路军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不可以到甘州以西，更不能到新疆，“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还明确反对西路军直接与“远方”联系，“远方通电无密本”，联络人员也“不要派去”。(《长征时期》第888-903页)面对如此情况，徐向前等多次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再三陈述此地地形、民情、敌情利于敌而不利于我，西路军停留不利。“此间地区房屋为堡寨、土围，不便出击与运动战。大路两翼平行路多，便敌迂回，敌以集团骑兵猛犯。白天只能守围寨，如无火力可被敌攻破，固守则子弹消耗极大。夜出击敌每散逃，不便消灭，行动必多在夜间，异常疲劳。小部不能远出活动，如稍离堡寨，敌骑即乘机袭击。”“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长征时期》第894页)“(甲)马敌现伤亡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即陷，损失更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以在甘东地区(即甘州以东——笔者注)灭敌。”(《长征时期》第899-900页)可是，毛泽东根本听不进。西路军被迫停留在永凉地区，立刻遭到了优势之敌的围攻，虽然西路军给敌以重创，但自身损失亦大，元气大伤。
第四，临高地区期间。1936年12月下旬，西路军遵军委命令继续西进。1937年元旦前后，全军进入临泽、高台地区。此时，马家军主力尚在200里外后方。徐向前计划：西路军作短时休整，补充粮食，准备继续西进。1月2日，徐陈报告军委：“如敌无大的压迫，即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长征时期》第919页)1月4日，又报军委：“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长征时期》第920页)可是，1月5日，毛泽东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伺机消灭敌人”。“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长征时期》第921页)8日，再电示西路军：“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长征时期》第925页)当日又电示西路军：“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西路军需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长征时期》第924页)毛泽东强令西路军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不仅不让西路军“分兵去安西”，拒绝四军、三十一军来援，还隐瞒共产国际已经派出人员前往新疆迎接的事实，并谎称共产国际“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长征时期》第929页)
徐向前估量当前形势，以及西路军担负的打通国际路线，接受援助任务，认为临高地区不可久留，西路军必须继续西进。西路军遂于1月6日致电军委：“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如必须建立根据地，“既(然)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长征时期》第922页)8日，徐陈又致电军委：“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长征时期》第924页)此时，毛泽东错误指挥不仅表现在战略方针上，而且其战术层面上的基本认知和战术指导，更令人莫名其妙。比如，其一，他说“西路军且多系骑兵”，便于“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长征时期》第924页)事实是，西路军骑兵最多时也才500余骑，何以“多系骑兵”?其二，他说“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长征时期》第927页)事实是，马敌打的是运动战和大规模持久围攻战。其三，他说马敌“已离其策源地甚远，接济“必困难”。(《长征时期》第925页)事实是，临高地区原本就是马敌长期经营和控占的地盘，接济困难者是我而非敌。其四，他说西路军“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长征时期》第927页)事实是，西路军在七八倍于己、以骑兵为主，有飞机和大炮火力掩护的敌人持久围攻面前，拿一件武器即可灭敌，岂不是痴人说梦?其五，他说西路军在临高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长征时期》第925页)事实是，西路军在临高地区目前度日如年，每天生存都难，哪里还谈得上以后的这等好事?等等，不胜枚举，简直到了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地步。
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将西路军逼入绝境。当西路军在困境中求援时，毛不仅全无实质举措，反而指责“缺乏自信力”、政治纪律无“转变”，与“群众的关系不好”。西路军于倪家营子等地长期苦战而不能扭转战局，希望到外地寻机脱困时，又遭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严辞强令制止，并与所谓“过去所犯政治错误”挂钩。(《长征时期》第945页)毛泽东要求西路军“固守五十天”，(《长征时期》第950页)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长征时期》第947页)实际上就是害怕西路军投敌，死得太难看。在西路军于三道柳沟被敌紧紧围困，遭敌分隔，断粮绝水，命悬一线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历数过去“成立第二中央”错误，痛批西路军现在“又发生这种错误”，强令要求“深刻检讨”、“彻底揭发过去与现在的错误”，同时策动张国焘致电夹击。(《长征时期》第960、961页)3月14日西路军于突围中兵败。17日“中央及军委”致电给西路军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长征时期》第969页)
以上就是决定西路军生死存亡命运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就是红四方面军由盛到衰、西路军由生至死的关键节点，每一个节点上都开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道门：一道是生门，一道是死门。徐向前的计划和主张，是西路军的生门;而正是毛泽东的错误指挥，将西路军引入一道又一道死门，并最终推进覆灭的深渊。
为什么说徐向前开的是生门呢?从本质上说，徐向前的计划和主张，表现的是集中兵力、迅速进兵、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取敌要害、速战速决，从而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基本特点，它既是弱小之军外线远距离作战的必须遵循，又符合战争基本规律和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在整体与局部、河东与河西、当前与长远、战争与谈判等问题上深刻体现了军事战略指导的辩证法，有这样的作战指导，必然是另一种结果。徐向前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2-523页)又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7页)
西路军失败是一场大悲剧。面对悲剧上演，往往存在三种人：一是悲剧落幕之后才知是悲剧，此为常人;二是悲剧落幕之后仍不觉是悲剧，此为庸人;三是悲剧未曾开幕即知是悲剧，此为明白人。那么，徐向前属于哪一种?明知眼前是一场悲剧，却无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发展，属何等悲何等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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