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弄堂口的男孩 ——武康路上的恋情(上)

来源: 2015-07-01 07:16:12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那是一条被称为上海最美小街之一的小路,长约一公里。大部分路段,由于两边梧桐树的枝桠宽叶遮掩,而成了林荫路。路边满是从小就看惯了的欧式建筑。让我们去巴黎逛到一些小街时,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内有着他家的那栋法式楼房,与巴金故居相隔几十米。我家所在的那条弄堂,就在巴金故居的斜对面,是
60年代文革前建起,给市委机关干部家庭居住的。近弄堂口的那灰色盒子状的三号楼,在这条被誉为“一幅流动的油画”的优雅路上,略有点煞风景。

这里记载着我们的童少年岁月和青年时代,这里留下了我俩从同学到恋人到夫妻的足迹。

时间过得真快,新婚那日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便是三十年珍珠婚纪念了。结缘前的那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起来。先提示一下,文中用到“他”时,指的是我唯一的他。谈及其余人可用他字时,则用“其”来代之。

 

最初印象

黎明中学座落在与武康路北段交汇的安福路上。六十年代末年,我们走进黎园,年方十三。学校里闹哄哄的,不学什么知识,就是常要写些不着边际的批判文章,算是上着政治课和语文课。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才对他有了印象。也就是高高的个儿,黑黝黝的样儿,穿着还算合体的一身深蓝色衣裤,脚上一双深绿色解放牌跑鞋,常常是在一帮男生的最后走进教室。班上男生有一段时期,可能是被青春期激素搅得,躁动不安,偏好打群架。那股狠劲儿打遍全校无敌手,可没听说他卷入过。教室里,他坐末排,我在头排。两人相距颇远。


他父亲是上海市委印刷厂一普普通通的车间主任,居然敢“反江青”,抵制印刷江青讲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隔离审查。挨了一阵批斗后,因出身普通农民,找不出反动动机,被赶出市委印刷厂,去了一般印刷厂。虽档案里有了反动言行的记录,但算是回到了工人阶级队伍。于是他在中学第二年得以加入红卫兵。


中学班里约半数人是他在安福路三小时的同班同学,他在小学里曾先任班级少先队中队长,后当红小兵排长,自然就有一定威信。入红卫兵不久,他便当上了班级红排副排长,校篮球队长,成了学校里的红人。我老爸那时和市委机关的领导们,被关押在郊县什么少儿管教所。父母因质疑江青在文革中所为,都有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虽然在安福路二小时,曾当过少先队中队干部和红小兵团干部,可进了中学,家庭成分为上,就没戏了。我可以在野营拉练时吃苦耐劳,当上五好战士,但由于父母在被审查而家庭成分不明,入不了红卫兵。两人确实相距很远。


中学第三年初,我爹妈被定性为
“人民内部矛盾”,三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被留党察看两年,降职降薪,但算是归到了人民队伍。我也终于能够成了一名红卫兵战士。接着,“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我在各门课都冒出尖来,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写的文章在学校里被贴出被广播,有了些小名气,成了与他争当校三好学生的有力竞争对手。可是有老师说我有骄傲情绪。我的三好生资格,在年级组老师讨论中被否了。他成了全班唯一的校三好生。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收起自己的锋芒,虚心向老师求教(装也得装哦),热心帮助同学(那倒是真心的,助人为乐么)。还刻苦锻炼(为了身体好咬咬牙),在年级女生
1500米赛跑中进入前五(前十名都有奖状),并顺利拿到了首批通过中学生体育锻炼标准的证书。于是,毫无争议地与他同登校三好生光荣榜。这才有了点与他平分秋色的感觉。

 

略生好感

初次对他生出些好感,是看见他抱着一小娃儿,在斜对面的弄堂口转悠。听同学们说,他家就在那弄堂口边上的那栋楼里。他有仨哥都在外地工作或下乡,他抱着的是他大哥的在新疆军垦农场出生的孩子。还说他很顾家,从来不在学校里或街上闲逛。上完课打完篮球就往家跑,帮他妈带侄子,可让他妈腾出手来做家务。那十五六岁的高大男孩,抱着小侄子在弄堂口转悠的形象,有点儿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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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那一年里,我们算正儿八经地学了些文化知识。可这好日子瞬息而逝,轮到我们下乡学农的时候了。不知为何,学农时各个班都从排升级为连,他当上了连长。班里同学被分成了三个队,分别下到市郊奉贤县庄行公社的三个生产队。

起初,我俩被分在同一个队,他任负责人,我是写稿通讯员。出发前还开过一次队干部会。他身为队长,吩咐着要我们各人分别带上一些集体所用的物品,比如淘米用的淘箩什么的。说话时他脸朝着我们,眼睛却不敢直视我们女生,那略有点窘的样儿,让我们看得蛮开心的。可是我们人还未下去,由于班里有个捣蛋男生只愿意与他住在一起,班主任老师就把他调入了那捣蛋男生所在队,放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们错过了一次加深认识的机会。两人依然相隔很远。


接着,学工、争取入团、然后就是那决定人命运的毕业分配。按兄姐下乡或工作或学习的情况,他是在可读书里面的硬档,又是学校红人,被分在令人羡慕的华东电业管理局技校。我属可读书人中的软档,被分在招人嫌弃的区卫生学校。


两年多后,我们都是所在学校的人尖子。他在他那技校留校任教,我却因学校执行毛的“六二六指示”,被迫带头去外地山区工作,成了上海在安徽小三线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下两人就离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