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刘少奇是借用了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谢韬则直接把此“人祸”归结为毛泽东的“暴政”。帽子好大啊，比文革期间的帽子还大，可这是事实吗?这个“人祸”，是毛泽东“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暴政”吗?
还好，有毛泽东在那一时期的讲话作证。请大家看看毛泽东1961年9月29日给《中央常委的一封信》，相信大家会分析下“人祸”的责任该由谁承担，毛泽东的“独裁”、“暴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说，我“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 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看了陶铸3月15日报送的广东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的情况调查材料，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在全大队进行统一 分配的原则上，各生产队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调动了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面对这么好的经验，毛泽东次日即在材料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竟然没有被“通过”!!!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都是 谁?居然架空了毛泽东!居然没有让毛泽东“不受任何制约”!究竟是谁在“制约”谁?
毛泽东对 “三包一奖”的发明者非常不满，说他们“糊涂”，搞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矛盾重重，造成“瞒产私分”，干群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谁地谁人”?难道 毛泽东不清楚吗?他没说出来，是给他们面子，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可他们竟然对毛泽东的“独裁”毫不放在眼里!这是多么可悲的“独裁”的领袖啊!
毛泽东不仅“独裁”，他还要求常委“独裁”。他要求常委“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常委们再来个大“独裁”：“我们集会讨论一次”。他还要求省、 市、区、地区、县委“独裁”，要求各级党委和社员代表们“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这样的“独裁者”真是空前绝后!
请问谢韬之流，睁开你们的眼看看：毛泽东的“乾纲独断”在哪里？这难道不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并身体力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吗?!这难道不是毛泽东一直要求贯彻 并切实践行的党的群众路线吗?!一些脑残的精蝇、砖家、公痴们，包括《炎黄春秋》等反毛的各种媒体，你们罔顾历史事实、昧着良心说出的话，那还是人话吗? 你们还有没有一丝丝的良知?
毛泽东的“独裁”还体现在他极不“尊重”常委们，又是给他们“送”材料，又是“请”他们阅材料。毛泽东的“独裁”还很“霸道”很“独特”，他没有命令， 不说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而只是说“我的意见”、“我以为”、“我建议”。这种“独裁”和“暴政”，真是世上绝无仅有!
自改革开放否定文革以来，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被屑小之辈不断抹黑，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在人民大众中越来越高大伟岸!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早已被证伪!历史终会还原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毛泽东!泼在毛泽东身上的污水必将要由那些泼污水的禽兽们呑进其腹里。
PS：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大量讲话和指示，都是纠正当时主政的错误路线和方法。如《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五风”指“共 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一九六○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等等。大家可上网查看。
附：毛泽东给中央常委的信(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WenKu/19489.htm)
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3]一份， 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 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6]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 队，即所谓“三包一奖”[7]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 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8]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 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9]。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10]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 年三月广州会议[11]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12]，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 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3]发下 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 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 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 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 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