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北京，到处可以听到愤怒的声音，痛恨赵紫阳的儿子倒电视，邓小平的儿子倒军火，还有还有还有… …。官方从来就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些白纸黑字贴在各大学墙上的消息，既不证实，也不辟谣。皇城根下的老百姓，口口相传着这些官倒的权贵们。学生们要求和高层对话，可是“原木求愚”的对话让同学们和平民百姓一次又一次失望。
绝食的学生在天安门坚持着，学校的老师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和百姓们每天都在关心着事态的进展。大学食堂把饭菜送到广场，学生们把绝食倒下的同学送去医院或带回学校。外地学生纷纷进京声援，地大除了安排照顾自己学校的学生，还在尽力安排外地几所地质院校进京的学生。北京已经不是正常工作生活学习的地方了，已经成为全世界新闻的中心，人们的话题，除了天安门还是天安门。
一天晚上，地大传达了中央对这次学生运动的态度，其中最让我们这些因为恢复高考对邓大人感激不尽的青年教师震惊的，就是邓大人说一定要尽快平息这次“骚乱”，留点血算什么。我们也呆不住了，带领学校当时在北京毕业实习的学生们，扛着成都地质学院和反对腐败的大标语，从学院路一直走到天安门！这是我们的长征，汇入了广场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中。因为我们是老师，学生们一直让我们走在写着学校名字的横幅前面。中国地质报记者跑来采访我们，还拍了好多照片。和我同行的另一位老师理直气壮地告诉记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怕！
有不少人在天安门照的照片送去冲洗，取回来时发现有些照片没有，连交卷底片都给扣掉了。身边就有一位，他的游行队伍照片都冲洗出来了，绝食同学的照片一张也没给。记得同宿舍的一位，骑着车跑了几家店，最后见了一个店，门口放着免费饮用水。感觉应该是支持学生的，于是给老板特别交待，他的胶卷里所有的照片都要冲洗，即使是不清楚的，什么都没有的，也要全部洗。老板立马说，明白明白。他去取照片时，第一件事就是数有多少张。这老兄有眼力，他的照片一张不缺。
风声越来越紧了，听说军队要进北京了。学院路上的交通护栏有不少都被破坏，横在了马路中间。尽管北京市已经宣布戒严，不少百姓们还是跑大街上打听消息，拦住各种机动车，尽全力劝说机动车帮助学生去堵军车。
后来军车载着士兵真的进城了。听说从清河方向进北京的军车被拦在了离学院路不远的地方，不少学生百姓在那边向士兵们述说真相，要他们停止进城。我们那时呆在北京啥事也没有，骑着自行车也去了。看不见到底有多少辆车，士兵们都站在敞篷车厢里，周围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在向他们说着什么，还有人递水过去，可是车上没有一个人接。让我想到的是军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感觉当兵真不容易。一个旁观者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兵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正在拉练，接到命令就来北京了。已经在那里站了小半天了。看着在车上站着，一脸疲惫和茫然的士兵们，不禁让我感到难受。他们和学校的学生们应该都是同龄人，不过他们没有走进校门，走进了军营。现在接受命令要来干什么呢？不知道，更不敢多想，催着同行离开了。
人心惶惶，5月的北京，本该是春风拂面的好时节，可惜今年却让人看不到春光，感受不到温暖。同室的一个学友身怀有孕，早早地就离开北京回西安了。我们的培训班也提前结束了，并通知我们尽快回家。那时北京市区的公共交通几乎瘫痪，进出北京火车也不正常。要去车站，只能由地质大学派车送我们。
记不清具体五月底的哪一天，天刚蒙蒙亮，学校的车把我们几个回西安成都的老师送到了火车站。静悄悄的北京视乎还在沉睡，静得让人感觉一种无名的不安，迷迷茫茫看不清前方，看不清明天。
从地大到火车站，一路几乎没有车辆，也没有交通灯，没有交通指挥，倒是顺利到达北京站。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只见车站入口处一字排开，站满了士兵。记不得他们是不是手握钢枪，只记得他们间隔一米多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让人感觉紧张。不敢正眼看他们，赶快进入候车大厅，不由自主地想着天安门的状况一定比这里还紧张。
所有的火车都不能正常发车，四处打听我们本该早晨出发的车何时能走，得到的消息是今天可能会走，具体时间不详。
我们几个大学青年教师，像逃荒人似地在行李边席地而坐，实在无聊。同校的另一位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扑克，教我们打桥牌。他可是一心一意地教着，我全然不记得他教了些什么。就这么在车站地上坐着等了十几个小时，夜幕降临之时，我们登上了南下回家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