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路，今福州路。因位于大马路（今
妓院在上海出现是在19世纪20年代，即道光初年，但都在老城厢里；尤其老西门清兵营一带和沉香阁东朱家庄，形成了红粉笙歌之地。19世纪40年代，妓院向城外扩展，越过了洋泾浜到了广东路。由于四马路商业繁荣，文人密集，戏院比比皆是，红粉业也就向这里挺进。
在英租界里大马路是一个象征，不可发展红粉业；而四马路正在兴起，这里文人多，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没有带家眷，加上老城厢里出来鬼混的老冶客，使之气候更适宜。
关键还不在这里；1861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及江南一带，太平军是禁娼的，大量秦淮河的娼妓逃到上海，正遇四马路夜市兴旺，她们就落户在这里。这还不算；大量的难民进入上海，他们生活无着，穷苦的女人为求生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主要根源当然还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就的，四马路除了商业、文化，又多了一个“第三产业”，使那些无助的妇女陷入苦海之中。
不要小看了四马路，三教九流都在这里聚集，畸形的发展使这条马路白天人头济济，晚上灯红酒绿，繁荣的程度一时间胜过了大马路（南京路）。
老上海人都知道，四马路有一个会乐里，那么会乐里在哪里？怎么会形成红灯区的呢？这里有它的故事。
会乐里南北在四马路和汉口路之间；东西在云南中路与泥城浜（西藏中路）中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南浔地产富商刘景德相中了这块地段，以高价买下，将旧房拆掉，翻建成老式里弄房子，取名为会乐里（老会乐里）。
1912年泥城浜填平成为了虞冾卿路（现在的西藏路），这一带成为了黄金地段，四马路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当然妓院也开始兴起，刘景德大获其利，于1924年将老房子翻新，建成了成批的石库门新里，主弄堂就是后来的福州路726弄，左右横弄各有三到四个，共28幢，规模很大，这就是新会乐里，后面还有皇后大戏院（和平电影院）和一品香大旅社。
正值1925年公共租界当局迫于社会的压力在禁娼，禁开妓院，会乐里的租金又定得很高，一度无人问津。但是在这种社会里哪能禁得住妓院，很快禁娼失败，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书寓”、“长三堂子”、“幺二堂子”相继在这里落户，会乐里一带跃升为旧上海名闻遐迩的风化区。会乐里的在册妓院151家，妓女587人，而且档次较高的“长三堂子”居多。
随着红粉区渐成气候，原来居住的居民受不了这种气氛，纷纷逃离，形成清一色的红粉街，一到晚上；彩灯高悬、红粉香脂、乌烟瘴气，旧社会的糟粕都在这里菌集。
老上海有一句口头禅；会乐里，野鸡窝。其实这句话不太准确，会乐里的妓院有三种；“书寓”、“长三”、“幺二”，没有“野鸡”。
所谓妓院就应该有固定的地方，而最低档的“野鸡”是没有固定场所的，大多是找旅馆和陋屋，所以这里只有“书寓”、“长三”、“幺二”。
妓院是旧社会的糟粕，但是不可否认它是存在过的，了解它的历史和内容可以给人一个启示，给人一个警示，没有什么不好。
九十年代的会乐里，现为来福士广场。
中国的文化素有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在外滩四马路上。布道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835年到上海，据说他还是个汉学家，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上海落地后，便开始研究起了儒家学说。1843年，他在如今山东中路仁济医院一带圈了地，被称为“麦家圈”，并在此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连名字都如此入乡随俗了。
他雇佣了一批落魄文人，来给他当枪手，传播西学，并有个专用名词，叫“秉华笔士”。这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吸收了西洋文化的“秉华笔士”便是日后海派文化的助推者。之后，这批“秉华笔士”又继续在四马路以及附近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上创办起了无数最早的报馆，各类书馆、印刷所也相继成立。
清同治四年（1865 年）英租界工部局将它改名为山东路。1872 年4 月30 日，英商安纳斯特·美查在望平街、三马路一带创建了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当时的一批主笔融中西传媒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一家媒体。从此，四海报人、笔士相继聚集于此。不久，总长不过千余米的四马路及支马路上居然云集了大小书报馆300余家，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等，福州路文化街的格局就此形成。
当年，报馆街即望平街，曾名庙街，即山东中路从四马路到南京东路的一段，全长不足200米，堪称中国现代报业的重镇。位于汉口路309号则是1872年创刊的《申报》，对马路汉口路274 号则是1893 年创刊的《新闻报》，数十家报馆的报纸均集中于此出版。每天黎明和午后两点左右，报贩子便在这里云集，人声鼎沸。
创刊于1919 年3 月的三日一张的《晶报》馆址在四马路靠近河南中路的地方。《晶报》内容多为风花雪月，编撰人有包笑天、周瘦鹃、张恨水、林琴南、邵飘萍等，还请了沪上一些画家画插图。在刊载上述名家文章时，标题做得很讲究，版式编排生动活泼，很受市民欢迎，发行量高居当时上海滩小报之首。1932 年10 月，《晶报》改刊为日报。1946年底停办。
在汉口路上还有20 号的《苏报》、望平街161号的《神州日报》以及位于福州路280号的杨振华笔庄是《商报馆》的旧址。原在望平街还有建于1904年的《时报》馆。时报馆为康有为、梁启超授意创办的大型日报社，主张立宪，介绍欧美文化。发刊词和不少评论文章由梁启超亲自执笔。另有在福州路95 号的《中央日报》，福州路436号《文汇报》、《正言报》。
杨振华，浙江南浔人，现代制笔名家。23岁时与具有高超“水盆”手艺的严再林女士结婚，夫妇一起赴沪开设“杨振华笔庄”。1956年上海“公私合营”，湖笔大王杨振华笔庄与另外几家笔庄，如老周虎臣、李鼎和等八户私人笔店合并成“上海笔庄”，继而改为国营商店，至1978年恢复原名。
福州路290号原杨振华笔庄，现为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庄。
沪上听京戏的传统，也得从四马路的茶楼说起。老上海以四马路为中心，向南的广东路、向北的三马路、二马路以及支马路，都是旧时茶楼戏院的聚集地。从四马路上来到湖北路口，这儿伫立的却是一家戏院：丹桂第一台。1913年梅兰芳应邀来沪，首演就选在丹桂第一台。丹桂第一台算是早年的正规戏台。有钱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捧角，京角如若想红遍上海滩，就必要先在丹桂第一台站稳脚跟。
后起之秀，执沪上国剧之牛耳者，是鼎鼎大名的天蟾舞台，当年上海最大的剧场，也即如今的逸夫舞台。1921年，海上富商、闻人李徵五用高价和25年的期限从英国地产商手中租下了西藏中路至云南南路一带的福州路地块，聘请英籍设计师设计一座戏院，于1925年竣工。建成后的戏院是一幢四层楼的现代建筑，外形为扇形。李徵五为它取名为大新舞台，即大地更新的意思，欲与二马路上的老天蟾舞台竞争。
大新舞台于1926年2月6日下午二时举行开幕典礼。是晚正式开演，开台第一场戏异常热闹、多彩，是沪上京剧一时之大观。其门正对着会乐里，守着四马路的要冲。后因为位于“七重天” 的原天蟾舞台，被永安公司吃掉，搞永安新厦，所以也并掉了大新舞台，成了沪上最强的京戏剧院。老天蟾的开班大戏，便请来了麒麟童（周信芳），果然不同凡响。从1927年元旦起，大新舞台日夜两场演出。很快得到了南北名角的响应。
丹桂早已消失，马连良、裘盛戎、姜妙香登台演出的盛况不再重现。现在逸夫舞台几乎是福州路上硕果仅存的戏院了，规模也不比往昔。
福州路的餐饮均是广州人兴起的。西餐馆主要食客是洋行里的小白领。而宵夜馆，则成就了日后的“杏花楼”。这里毗邻外滩，洋人下班后拥到上海总会去吃喝，而华人则就近挤向了四马路。至于茶楼其规模就更甚于大马路了。根据1928年上海公共租界茶房名录上，四马路上的茶楼数量几是大马路上的3倍。
位于四马路343号的杏花楼酒家，以广东菜肴为特色，它创立于1851年，1874年在福州路开店。一开始只是一家以广东茶点、小吃为特色的，以广东杏华商行老板为主董的规模不大的“杏华楼粤菜馆”，仅一开间的门面。
一次，墨海书馆的秉华笔士王韬应邀来此喝茶。在座的商文两界朋友提请王韬另起一个叫得响的店名。王韬略加思考，便随口吟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游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吟毕说，不如以杏花楼替代杏华楼，当即举座叫绝。这一改，不但与原名谐音，而且其中蕴涵的诗意切合了四马路报馆、书社云集之地的雅趣。从此，一开间的门面便辟成了两开间。民国初年来沪经商的广东人增多，生意也越来越兴隆。
杏花楼在1928 年推出的月饼，更是上海人中秋节的必备佳肴。
90年代的杏花楼门前
浙江中路口福州路600号的老半斋酒楼，和杏花楼一样也是名声远扬的一家百年老店，并且有着自己的故事。它于1905年开业，以经营镇扬风味菜为特色，老半斋的水晶肴肉、煮干丝、白汁鮰鱼、清炖蟹粉狮子头等至今是其拿手菜。20世纪30年代老半斋的雪菜烩面风靡上海滩。
创办于1744年（清乾隆九年）的王宝和绍酒栈是上海最老的一家酒店。该店初设于小东门咸瓜街，1852年（清咸丰二年）迁至南京路山西路，1936年迁至福州路浙江路，更名为王宝和酒家。
王宝和酒家以专营绍兴陈年黄酒和清水大闸蟹著称。1956年公私合营后，经营逐步好转。王宝和曾在“文革”中改名为“上海酒店”，二楼停止营业，底层供应一般堂饮。酒店秉承"王宝和"的蟹宴文化，一年四季可以享受到各色风味蟹宴美食和精致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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