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部原负责人之一叶浩：坎坷经历认清中共面目

中国公安部原负责人之一叶浩：坎坷经历认清中共面目
叶浩：坎坷经历认清中共面目
真正看懂了《九》，逃都来不及，怎么会不退党呢？

叶浩先生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员，后在中国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中国法功分会期间的原负责人之一。

记者：叶先生，您好！看到您在退党网站上发表的退党声明，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退党的想法并且公开地发表退党声明呢？

叶浩先生：主要是因为看了的系列社论《九共产党》，它系统深入地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使我认真反思了这几十年走过的所谓“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的道路。

这几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使我逐渐看清了共产党的面目，随之开始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其实是从1997年起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以前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对共产党进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我觉得我看懂了《九》在讲什么。重新认识后，我觉得应该很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所以就正式声明退党，与共产党彻底地决裂。

记者：您能否谈谈当年在什么情况下入党的？那时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后来又如何认识共产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叶浩先生：那个时候，56年苏联开了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许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榜样，到处都在宣传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时候，我们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种迷信的状态下，赫鲁晓夫做的那件事，无疑是给整个共产主义一个大摧毁，整个欧洲全完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评斯大林，都在质疑共产主义。

那时我们在大学唸书，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崩溃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动，因为从小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一整套东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质疑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受中共洗脑宣传的影响，反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伟大光荣正确，苏联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存在，我们没有个人崇拜，我们是提倡百家争鸣、白花齐放，苏联完了，就剩我们了，毛泽东多么伟大、中国共产党多么伟大。那时我们误认为这就是追求人类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产党，甚至讥笑那些对共产主义动摇甚至退党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说中国共产党那是一系列的欺骗，但是当初根本不知道“欺骗”这两个字，我们的悲哀就在这儿！共产党编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东西，彻底地在人们的思想里不断地洗脑，让人们不断地接受它的灌输。当初只要是热血青年，想有所作为的、有理想的，愿意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产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说你“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当时也有不入党的，都被当成落后分子嘲笑。

现在当然是反过来看，知道是受骗了，但是受骗在哪儿？这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其实共产党邪恶，从革命第一天开始就邪恶。但那时没有什么信息来源，所有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严密封锁的，党内从来都是残酷斗争的，但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联的共产党，研究世界共产主义的衰落。我那时没什么钱，但还是买了许多书，世界各国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列宁的原着，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当时研究共产党理论理解不了，很多问题想不通，整个思想冲击太大了。因为刚说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现在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中共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非常残酷。

57年反右斗争，全国大规模镇压知识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围，我尊敬的师长、曾经在思想上引导我帮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打倒他们。那种痛苦的煎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把共产主义原则、共产党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类理想出路在哪儿等等各种问题都想通。当时每张大字报我都不漏，除了清华、北大，我还跑到别的学校去看。想弄清楚什么叫整风、什么叫反右、为什么要反右、到底谁错了、错在哪里。那么多问题困扰，从那时起我完全失眠了，彻夜不眠，这一失眠就是几十年的失眠，成了一个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来，要求我去批判，你说那多难受，怎么睡觉？

自己所谓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当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时就得去处理，到底那些理想还对不对，到底应该怎么生活、以后怎么活？这些问题必须要回答。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良心和理想很负责任？

叶浩先生：那当然了，要不是认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骗人。我们那时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因为有好处才入党的，而是确实抱着一个理想。

那时要我去当清华的政治教员，而且后来又弄我去当政治辅导员。我还真是想全心全意把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那时您周围的人入党和您的想法一样吗？他们是否也经历了和您类似的痛苦的认识过程呢？

叶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辈，跟我怀着同样理想、牺牲自己贡献人类伟大事业的同道者，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经历过痛苦的思索过程，并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那时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干，唸书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强，他们都象哥哥带弟弟一样带我，不断地引导我，大家在一起，他们带着我走，后来一反右，就把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还都是亲亲热热的好朋友、好同学，还讲共产党的好话，后来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成了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他们、打倒他们。在我前面的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当时非常痛苦。

那时候我才20岁，我那些同学也就21、22岁，都被打成右派了。一个21岁的孩子，就是因为说了句“以前我们唸书的时候，都是好几个教授捧着一个学生，现在一个教授得管我们十几个学生，哪能管得过来？现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说“教育今不如昔”，这就是右派。我们班还有个右派，就是因为认识到共产党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么也没说、没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时有档案了，谁好谁坏，就写个条子，搁在档案里头，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华，以后有个好前途，就说：“你们要是搁了什么东西在档案里，以后怎么办呢？档案不好。”这就叫反党，也被打成了右派。

记者：共产党这一点非常坏，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给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毁了。

叶浩先生：是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整个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忧。因为整个知识分子被消灭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能苟延残喘幸存下来的是无知受蒙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卖灵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既震惊又无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记者：那后来您什么时候想清楚的呢？

叶浩先生：可以说一直都在变，因为一直都在进一步认识，而且每个认识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卷入到清华的高层学生干部里。毛泽东在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听到了，听完我做了记录，结果发现后来发表的都是彻底相反的，我就觉得这政治上也太骗人了。

那时候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齐放，诚恳地让大家提意见，动员大家提意见，逼人提意见，你一定要提意见，你不提意见就是对党不忠诚，结果人家刚一提意见，就把人斗死了。整风是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上的讲话发动的，完了之后，就是反右，再之后发表的那个讲话，内容全改了。

共产党的坏是从理论上坏，把自己的坏做了理论性的阐述，冠冕堂皇地坏，这一点很难揭露，很难看透。对共产党来说，讲暴力、恐怖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民主自由，不允许，这是资产阶级口号，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锐、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都是应该的，这些问题早就在共产党的理论中都是定好了的。

现在有些人还在讨论：中共要不要独裁、要不要集权、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选举。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的本质上已经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专政嘛。不搞三权分立，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讲过了，是共产党，就不能搞三权分立，理论上早就定好了的。

记者：听说您曾经在公安部工作过，您能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吗？

叶浩先生：那时我们在清华，政治教研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党组织都被打成右派，整个党的系统都垮了，团组织、学生会全垮了，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全完了，在我前面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后来我被弄到清华的马列主义教研组当教员，他们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来了。我57年成了学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辅导员，又是教员。

后来到公安部是60年的时候，公安部那个时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华大学派出系里的系主任去支援，我们是无线电系，那时刚成立。 57年我在无线电系当教员的时候，是第一批无线电的学生，也是第一批无线电的教员。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顶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后来那些研究成果被用来镇压人民，我感到很罪恶。

那时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无奈、身不由己的，在这种罪恶的社会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产党员，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产党说镇压右派错了，这些错都是我们去犯。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得做罪恶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说共产党有错误，我们手上也都是沾满鲜血的，痛苦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