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苦恋》事件的来龙去脉：
《苦恋》的电影剧本由白桦、彭宁两位作家联袂创作，发表于1979年第3期《十月》杂志。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摄制成影片，由彭宁导演，改名为《太阳和人》。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部队和文艺界的不少同志都看过这部片子，有的赞扬，有的持保留态度，有的认为问题很大。当时，电影事业由文化部主管。1981年9月7日，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化艺术工作问题的汇报，其中详细讲了《苦恋》问题。周巍峙说：“根据《苦恋》拍成的影片《太阳和人》文化部在审查这部影片时，感到问题很大。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这部片子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不能对外公开放映，但如简单予以禁演也可能引起文艺界不必要的波动。经请示上级领导，决定对编导进行教育帮助，希望他们进行修改，修改后再决定是否公开放映。”周巍峙还说：“《苦恋》的作者之一白桦同志过去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近来也写过比较好的作品。对白桦同志要采取团结、教育、帮助的态度。《苦恋》是公开发表的剧本，对外已有不良影响，对这个剧本所反映出来的严重的错误倾向，应当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批评。”周巍峙的讲话，概括表述了当时文化领导部门对《苦恋》的态度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办法。
达成同志在《访谈录》中说：“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文章，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苦恋》与《太阳和人》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大批判怎么得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然而人获得的主观感觉是具有区别性，看过电影的几个干部同志有以下几个看法：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这些看法也是以后赞成和反对公映的双方理由支撑的重要部分，由于中央担心此片公映后的影响，所以未给此片开禁，但事件远没有结束，随即展开了究竟要不要对此片极其主创人员进行批判的问题，一度声讨气势很大，套用上面的话“有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庆幸的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党中央同志及文化界名人理智地看待此事，比如《文艺报》，刊登了巴金、张光年的讲话，配发了《文学艺术的新局面》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对待文学艺术的缺点错误，我们一定要采取稳妥的办法，任何横加干涉、简单粗暴的态度都是不利于发展文艺和安定团结的，任何随意上纲、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都是应该坚决摒弃的。过去和现在无数的事实证明，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那种批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错误思想的批评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思想。……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思潮的撞击也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很自然地要回顾历史，总结、一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谈谈对《苦恋》事件的前前后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回顾历史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这个工作做好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开拓未来，尤其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学生有更清醒地对待历史，展望未来。
思想的挑战，相信，一直会是个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的事实。一段历史，我们探讨，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的指导以后的道路。我们现在无法深究这部影片的艺术性如何，但从揭露刻画历史的层次面上，影片还是显得可贵的。当时社会刚从十年浩劫阴影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刚在敞开国门融入世界的起步阶段，任何方面的不稳定都会影响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会再愿意看到那段曲折倒退历史的重演。《苦恋》在这样的时刻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叙述过去的灾难来警醒人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呼告人民要深深地爱恋祖国。显然，影片后来遭遇争论是由于在前者的理解上，影片的思想究竟是站在天平的哪一端呢？是一种警醒，还是更多的是爆丑，侮辱党和国家的过去？《苦恋》的作者之一白桦有着非常坚决的态度，后来，他在新加坡演讲时说：：“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劫难，都会痛定思痛，何况有责任感的作家？我不能因为怯弱而去迁就因循守旧的观念，放弃已经认识到的沉痛教训。即使是邓小平，他在1979年的全国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上也说过：文艺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作家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够自由，但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能够去寻找自由，借助电影，白桦展现了他们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与反思。一个文化思想上的大国需要这样的声音，勇敢反省面对过去的错误，他们并不是在否定过去，恰恰相反，有着这样思想的人承认过去。思想的绽放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敢于揭露真相、反思错误的思想绝对不应该在遭到扼杀，当年的《苦恋》出生在一个社会敏感的时期，被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是现在我们提倡的这样的真声音、这样的好影片，更应该继承影片体现出来的思想的搏斗。《苦恋》直面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针对政治的思想遭遇政治，显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要么在压迫下消亡，要么在压迫下燃烧，《苦恋》挣扎在当年的旋涡中，在批判中，它的思想生存了下来，这是可贵的磨难与可贵的收获，用白桦的话说：“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不期待一睹影片，我只为有思想的碰撞而钟情于它。
毫不怀疑地说，思想永远会是反映时代的一面不倒旗帜，检验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思想滋生在土壤，进而挣扎，成长，繁殖。不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中国的未来，我们都在积极努力地开辟广阔的土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砝码，它在称量中国历史的维度、深度和广度。拥抱思想，也寄寓了我们对过去，对此刻，对未来深层次的鉴赏与考虑：思想的挣扎与成长是社会的问号，时代的叹号，我们大学生在这一个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去思考，值得去面对。
《苦恋》的电影剧本由白桦、彭宁两位作家联袂创作，发表于1979年第3期《十月》杂志。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摄制成影片，由彭宁导演，改名为《太阳和人》。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部队和文艺界的不少同志都看过这部片子，有的赞扬，有的持保留态度，有的认为问题很大。当时，电影事业由文化部主管。1981年9月7日，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化艺术工作问题的汇报，其中详细讲了《苦恋》问题。周巍峙说：“根据《苦恋》拍成的影片《太阳和人》文化部在审查这部影片时，感到问题很大。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这部片子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不能对外公开放映，但如简单予以禁演也可能引起文艺界不必要的波动。经请示上级领导，决定对编导进行教育帮助，希望他们进行修改，修改后再决定是否公开放映。”周巍峙还说：“《苦恋》的作者之一白桦同志过去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近来也写过比较好的作品。对白桦同志要采取团结、教育、帮助的态度。《苦恋》是公开发表的剧本，对外已有不良影响，对这个剧本所反映出来的严重的错误倾向，应当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批评。”周巍峙的讲话，概括表述了当时文化领导部门对《苦恋》的态度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办法。
达成同志在《访谈录》中说：“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文章，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苦恋》与《太阳和人》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大批判怎么得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然而人获得的主观感觉是具有区别性，看过电影的几个干部同志有以下几个看法：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这些看法也是以后赞成和反对公映的双方理由支撑的重要部分，由于中央担心此片公映后的影响，所以未给此片开禁，但事件远没有结束，随即展开了究竟要不要对此片极其主创人员进行批判的问题，一度声讨气势很大，套用上面的话“有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庆幸的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党中央同志及文化界名人理智地看待此事，比如《文艺报》，刊登了巴金、张光年的讲话，配发了《文学艺术的新局面》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对待文学艺术的缺点错误，我们一定要采取稳妥的办法，任何横加干涉、简单粗暴的态度都是不利于发展文艺和安定团结的，任何随意上纲、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都是应该坚决摒弃的。过去和现在无数的事实证明，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那种批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错误思想的批评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思想。……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思潮的撞击也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很自然地要回顾历史，总结、一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谈谈对《苦恋》事件的前前后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回顾历史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这个工作做好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开拓未来，尤其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学生有更清醒地对待历史，展望未来。
思想的挑战，相信，一直会是个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的事实。一段历史，我们探讨，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的指导以后的道路。我们现在无法深究这部影片的艺术性如何，但从揭露刻画历史的层次面上，影片还是显得可贵的。当时社会刚从十年浩劫阴影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刚在敞开国门融入世界的起步阶段，任何方面的不稳定都会影响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会再愿意看到那段曲折倒退历史的重演。《苦恋》在这样的时刻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叙述过去的灾难来警醒人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呼告人民要深深地爱恋祖国。显然，影片后来遭遇争论是由于在前者的理解上，影片的思想究竟是站在天平的哪一端呢？是一种警醒，还是更多的是爆丑，侮辱党和国家的过去？《苦恋》的作者之一白桦有着非常坚决的态度，后来，他在新加坡演讲时说：：“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劫难，都会痛定思痛，何况有责任感的作家？我不能因为怯弱而去迁就因循守旧的观念，放弃已经认识到的沉痛教训。即使是邓小平，他在1979年的全国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上也说过：文艺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作家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够自由，但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能够去寻找自由，借助电影，白桦展现了他们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与反思。一个文化思想上的大国需要这样的声音，勇敢反省面对过去的错误，他们并不是在否定过去，恰恰相反，有着这样思想的人承认过去。思想的绽放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敢于揭露真相、反思错误的思想绝对不应该在遭到扼杀，当年的《苦恋》出生在一个社会敏感的时期，被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是现在我们提倡的这样的真声音、这样的好影片，更应该继承影片体现出来的思想的搏斗。《苦恋》直面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针对政治的思想遭遇政治，显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要么在压迫下消亡，要么在压迫下燃烧，《苦恋》挣扎在当年的旋涡中，在批判中，它的思想生存了下来，这是可贵的磨难与可贵的收获，用白桦的话说：“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不期待一睹影片，我只为有思想的碰撞而钟情于它。
毫不怀疑地说，思想永远会是反映时代的一面不倒旗帜，检验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思想滋生在土壤，进而挣扎，成长，繁殖。不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中国的未来，我们都在积极努力地开辟广阔的土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砝码，它在称量中国历史的维度、深度和广度。拥抱思想，也寄寓了我们对过去，对此刻，对未来深层次的鉴赏与考虑：思想的挣扎与成长是社会的问号，时代的叹号，我们大学生在这一个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去思考，值得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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