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据说出自亲大陆的<<亚洲周刊>>
追尋匪諜滄桑 探索國共和解 ．徐宗懋
五十年代初，中共數以千計地下黨員在台灣被槍決，其中一位「匪諜」朱諶之的大陸家屬，近年鍥而不捨追尋其骸骨。台北市政府以人道主義精神提供協助，創造兩岸和解新精神。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徐宗懋參與追尋，過程跌宕起伏，也意外發現當年案情以外的秘密，震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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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國共大半個世紀從鬥爭到和解的一頁傳奇。一九四九年開始，國民黨在台灣發動肅清「匪諜」，槍決數以千計的中共地下黨員及左翼異見人士，甚至牽連一些與政治無關的老百姓﹔今天，當選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曾於二零零零年台北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有關「白色恐怖」時代的回顧與反思，追溯當年被國民黨槍決的「匪諜」及同情共產黨者的歷史，為「匪諜」親人尋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人道主義精神化解國共鬥爭的血海深仇。
一位國民黨主席能夠面對當年的政治滄桑和悲痛，也創造今日與未來國共大和解的新精神。
如今，兩岸新世代大多忘卻當年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顧這段幾近被湮滅的歷史，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兩岸人民不能再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要成為兩岸和平雙贏的推動力量。
不知道再過十年，人們會以什麼眼光看這件事，但對我而言，此時可以劃上句點，接下來會有更年輕的人在檔案室裡找到更新的資料，在他們的歷史環境中以他們的生命體驗做出不一樣的總結。
二零零一年，我在《老照片》系列書籍中的一篇文稿《戰爭後的戰爭》，為自己帶來一場友誼，無意間也發現更多的歷史探索。這篇文章寫的是一九五零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尤其是著名的是「吳石案」中，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隨後被送往馬場町槍殺。
這些相關照片首度刊載在大陸的書刊《老照片》，立刻引起注意，《作家文摘》大篇幅轉載，由於我以幾分哀傷的筆調描述這些事情，該刊編者誤以為我是「烈屬」，後來，《老照片》收到朱諶之在大陸的女兒朱曉楓來信，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十六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一九五零年在台灣臨刑前受審的真實場景。這是我在五十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以往沒有這樣的資料），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照片中的母親，穿著一件在上海家中經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上一件毛線背心，面龐仍然是那樣的消瘦，身影仍是那麼熟悉，彷彿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的母親，儘管已面臨死神，周圍盡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憲兵，但她是那麼鎮定自若，沒有恐懼，一如面對坎坷的人生。……她長期做著時刻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捕，經受了嚴刑拷打以致拇指傷殘，但信念始終堅定如初，最後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被捕。被槍決前夕，仍高呼『共產黨萬歲﹗』表達了她始終如一的堅定信仰和平凡偉大的情操。
母親也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識大體、顧大局、艱苦奮鬥、對同志以『大姐』自居，樂於助人，對家庭和子女，也寄託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為執行任務赴台前，在書信中盼望同家人團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給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給她（因為工作，母親已與我幾年未見）﹔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廣州，等她從香港來見上一面（但那時上海剛解放，我還在上學，談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發赴台，說個人的事先放一放，但終於未能如願。
母親重感情，但能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親鎮定自若，表明她已視死如歸，堅信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祖國解放和統一事業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母親犧牲在全國大陸已經解放的一九五零年，至今已五十二個年頭了。她一天也沒有享受過解放後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沒有盼到與家人的團聚。」
朱曉楓談到的是半世紀前的仇恨，她的哀痛與怒氣使得這件往事有了鮮活的現實意義，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機會向她說明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見天日。其實，在一九九九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台灣》畫冊，我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袋子上標明「奸偽」兩字。打開以後，赫然看見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一九五零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一開始只展示給幾位歷史研究同好看，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台北市政府創造歷史
直到二零零零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資料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舉行特展。今天回頭看，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儘管過去十年台灣掀起一股平反風，尤其九三年六張犁公墓發現被槍殺的左翼人士的墳地之後，過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陸續公開站出來。然而，他們是作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產黨員的身份現身的，這多少還是現行社會條件下的某種權宜、某種隱藏﹔簡單地說，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顏色獻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長達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某種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必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但我們覺得這一關一定要過，一個強調人權是普世價值的社會必須要從自己最陰暗的地方開始，這個標準必須真正內外一致，否則那些漂亮的人權說詞和承諾最終只是掩蓋自己、打擊政敵的工具罷了，過去的歷史已反覆證明這一點。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五零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終於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次展覽打破過去禁忌，客觀陳述了五十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影像內容極其震撼，文字採用中性的敘述，包括五十年代初的台海情勢、幾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後後，包括「中共台灣省工委會」被破壞的過程，展覽還附上了當時的新聞報道、特寫以及當事人自白的摘要。由於選題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這項展覽立刻受到媒體廣泛報道，展覽場每天都擠滿觀眾，如果說這是該紀念館開館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展覽，應不為過。參觀者的心理是複雜的，留言板上出現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顛覆台獨的論述
以下舉出幾張﹕「走進『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紅色的迷惘』，這是事實，是歷史，是慘痛教訓﹔走出戶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擁擠的人潮，及頭上一片藍色的天，珍惜現在，祈福未來，尊重人權，彼此友愛﹗」——佚名。「白色的恐怖、紅色的年代﹔黑色的記憶、藍色的省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塵封歷史，現今能做的│活在當下」——軒……此外，這些留言中也包含了許多立場殊異、相互抨擊者，有人說這是替共產黨講話，也有人說這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幫國民黨脫罪。
事實上，反應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獨的人。道理很簡單，他們長年來一直宣揚過去反抗國民黨的都是「反抗外來政權」，這項展覽除了強調尊重人權之外，也客觀指出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兩岸分裂是源於國共內戰的民族創傷，顛覆了台獨的論述。為此，台獨分子連續幾天在紀念館外示威抗議，說我們「扭曲歷史真相」，還透過他們掌控的政府機器施壓，還對龍應台進行了諸多人身攻擊。看來揭露歷史真相確實會引發情感的掙扎，帶來痛苦超過帶來慰藉，但如果社會要繼續前進，只能不斷面對過去的痛苦，以在沉澱中獲得心靈的解放，取得真正的進步。
至於本文主角朱諶之所涉的「吳石案」究竟為何，為了讓讀者瞭解整個狀況，簡述如下﹕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資料記載，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高層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先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四六年四月起，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進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遲至七月始進入台灣，陸續成立「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組織，「省工委會」有四名委員，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和陳澤民等，分別掌管「武裝工作」、「宣傳」和「組織」等事務。
一九四七年一月，省工委接獲華東局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沈崇事件，在台北發起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不過一個月後的全島性民變「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工委會卻未能積極因應，只由個別的黨員和左翼領袖如張志忠、謝雪紅等人投身領導群眾抗爭。儘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組織迅速發展，黨員激增至九百多人，但這並不意味黨的戰鬥力也跟著提高﹔相反地，由於台灣的地理形勢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難，加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採取具體措施限制大陸人民前往台灣，刻意隔離兩岸，以為他日之謀。
「吳石案」轟動一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時，國民黨保密局由一連串的案子中首先逮捕陳澤民，再根據其供詞，於一九五零年一月逮捕了蔡孝乾。意外的是，作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人、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乾在一週內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單，造成其他領導幹部在內的四百多名黨員被抓，情況極其慘烈，獨守孤島的國民黨政權使出流血肅清手段，書記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槍決。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同，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連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評析未必客觀，但提到涉及吳石案的朱諶之時，讀來卻像是頒給敵人的「褒揚狀」﹕「……（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指朱諶之），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蔡孝乾和盤托出地下黨員
朱諶之的身份和行為也是被蔡孝乾和盤托出的，她由大陸來台灣與吳石緊密接觸，取走了吳石所轉交的重要軍事資料，轉向蔡孝乾報告工作狀況。事成後，在吳石的安排下，朱諶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並正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況，立刻拘留吳石進行調查，並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將朱押回台灣，如此便扯出一個大案子。據吳石稱，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已佔有整個東北與華北，蔣介石下野，和議又起，軍中思想混亂，因此他也「糊裡糊塗」與共產黨發生關係。這年春天，他與多名中共地下黨人接觸，六月間吳石前往台灣，更刻意將一對兒女留在大陸，途經香港時接受地下黨人託付的任務。
繼《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後，筆者在二零零二年又將更詳細的史實寫在《鳳凰周刊》上，讀者反應非常強烈。不久，朱曉楓透過《鳳凰周刊》傳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台灣的詳細報道和珍貴的照片，並問我能否協尋母親的遺骸下落，朱家經過家庭會議，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朱曉楓透過《老照片》與《鳳凰周刊》兩個管道連繫上我，我們還在電話中簡短交談，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案可能會變成我的某種新任務，一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
二零零三年春節，我帶著家人到大陸旅遊，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和她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特別由南京趕來看我，雖是初次見面，但或許我沉浸史料已久，我們像熟朋友一樣帶著孩子們到科學博物館蹓躂，邊走邊談。朱曉楓七十四歲，是我的長輩，雖然我認識不少歷史人物的家屬，但從來沒有參與某種後續狀況，因此心頭壓力不小。據朱曉楓提供的資料，朱諶之當年寄居女婿王昌誠、女兒陳志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屍，應是王昌誠去收，她曾透過台灣友人幫忙找到了王昌誠二十五年前警務處宿舍的電話地址，不過實際託人造訪時，才發現該處早改建為公寓大廈，此外他們也查過台北六張犁幾百座政治犯墓碑中並無朱諶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姊夫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為唯一線索。
朱諶之出身浙江名門
朱曉楓說﹕「自己現在已老了，唯一的心願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親的遺骸。」此外，她還提供了一篇朱諶之的友人陳修良在大陸寫的文章，剛好可以讓整件事情更為完整。該文說，朱諶之，本名朱楓，出身浙江鎮海名門，就讀寧波女師時積極參與學生活動，畢業後遠嫁東北一富裕陳姓人家，丈夫為續弦，與原配已有子女數人，朱諶之則生下女兒陳悼如（後改名朱曉楓），後來丈夫過世，朱諶之帶著女兒回到鎮海，並與後來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青年朱曉光結婚。抗戰爆發以後，朱諶之投入救亡運動，隨著戰局惡化遷往武漢、再轉住湖南，在那裡休養半年，最後又舉家回到浙江金華。此時正值國共合作高峰，尤其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在敵後協助成立各種民間組織。台灣籍愛國志士李友邦將軍正召募旅居大陸的台灣同胞，在金華成立了「台灣少年團」與「台灣義勇隊」。中共派出了張華、華沙白等人參與成立工作，朱諶之亦慷慨解囊，捐出八百元，以使「台灣醫院」順利開幕。同時為了奔赴抗戰前線，朱諶之又將八歲的女兒曉楓寄託在台灣少年團，所以事實上，朱曉楓是跟著台灣兒童一起長大的。
至於朱諶之自己則是跟著丈夫朱曉光，在新四軍的隨軍書店工作，因行事幹練，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公差，從事左翼文化宣傳活動。一九四四年，朱諶之在上海遭汪精衛逮捕，不久獲釋，離開監牢的第二年，朱諶之正式加入共產黨，四八年她被派去香港，此時中國政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共軍隊即將席捲全中國。四九年中共華東局為了與去了台灣的吳石重新連繫，必須找一位適當的人選過去，他們挑上了朱諶之，因為朱的前夫的女兒陳志毅與丈夫王昌誠人在台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係。朱諶之突然接到上級這項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計劃。這個期間，她連續寫了好幾封信給上海的丈夫和女兒，表達思念之情，尤其是女兒曉楓這時已是十八亭亭玉立的小姐了，正就讀於醫學院。過去十一年的戰亂歲月，母女倆只曾在上海短聚三個月，所以對團圓自然殷切期盼。
然而，朱曉楓當時並不知道母親真正的工作，只知道她臨時決定去台灣，接著就完全失去連繫。五十年代初，朱曉楓被告之母親已在台灣犧牲，自己也獲頒烈屬證明。接著兩岸分離，各自走了幾十年的路，隨著時光流逝，「吳石案」慢慢變成許多年前報端上一則報道罷了﹗
受了朱曉楓的託付，我開始尋找王昌誠下落，一開始只能從戶政登記著手，我拿著朱曉楓的委託書﹕「……代尋姐夫王昌誠（王樸），約一九四五年前後赴台，五零年任台灣警務處電訊所主任。姐姐陳志毅又名陳婉如、陳遠馨、陳蓮芬，一九二零年十月五日生……」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尋人，大約兩週後，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十六個「王樸」的名字後，發現其中一位年齡與省籍背景的老人相當符合我的陳述。對方將其人的住址傳真給我，我大喜過望，沒想到這麼快就有消息，興奮地想打電話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但理智按住了我，還是先看了確定再說。
那天夜晚，我懷著萬分期待的心情，循著地址找到一家公寓，那是一家專門安置貧窮老人的公寓，我覺得有點不太對，但期盼之心壓過了懷疑。按了門鈴之後，一位穿著汗衫的老頭子應門，那是一間狹小的居室，從門外可以看見房裡有些髒亂。「您是王樸先生嗎﹖」「沒錯，有什麼事﹖」老頭子一口純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務處工作﹖」「沒有﹗」我的一顆熱騰騰的心頓時被澆熄了。老頭子從我的臉上表情的變化看出我找錯了人，也確認了我不是不懷好意的陌生人，立刻露出了笑臉，要請我進來坐坐。不用多問，我已知道眼前的老人代表著台灣社會中典型的故事，部隊退下來打零工，沒有錢沒有家，也沒想回大陸，就一個人孤零零住在酸臭的小居室，看得出他很想找人聊天，但我實在沒心情，只好匆匆告別。
台灣媒體追訪至南京
這次尋人是一個小挫折，但也刺激我要繼續下去。既然今天媒體具有強大的傳播力量，我不妨改由媒體著手。二零零三年八月，我在台灣《中國時報》大陸版發表長文，詳述此事，同時在TVBS電視台播出朱曉楓的訪問，海外與大陸一些主流媒體做了大幅轉載。我沒把自己做法的詳細情況告訴朱曉楓，但她從周圍感受到一股「朱諶之熱」，知道的人變多了，一些單位領導也表示關心，帶著對朱諶之的諸多讚譽。朱曉楓後來還告訴我，八寶山革命公墓已準備好，就等著朱諶之的骨灰移靈。不過，儘管做了那麼大的報道，我還是沒有接到一通電話，王昌誠或他的後人都沒有打電話來，像是一顆大石丟進台灣社會的大海，沒有激起一絲波浪。難道他們已經移民海外﹖這是很有可能的，許多政治犯的家屬一旦條件許可，就舉家遷居國外，徹底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來切斷傷心的過去。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王昌誠家人讀到了報道，但不願意出面，如果是這樣，原因是什麼﹖
這段期間，我經過南京時，常會和朱曉楓、馮亦同小聚，我說尋人事情毫無進展，實在抱歉，不過朱曉楓好像反而看開了，提到母親時不像最初常露出的哀傷神情，反而有一股寬慰與篤定。她甚至說這件事算了，看我這樣費神，她覺得過意不去。我沒有說好或不好，因為內心確實沒底，不過開始琢磨著朱曉楓心情變化的背後。我把自己的觀察和馮亦同交換意見，骨骸是有形的，即使安葬，過了三代也鮮有人記得，真正活在人心中的是精神以及精神的認同。
我在台灣認識一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他們的先人也是下落不明，不過在獲得真相以及為先人恢復名譽後，他們的內心也就大體上平撫了。為了追尋朱諶之的下落，我發出了許多報道，意外地使得朱曉楓獲得了更多關切，朱諶之也被賦與諸多榮譽，這意味著朱曉楓的內心已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滿足。母親將流芳史世，永遠活在世人心中，所以骨骸在那裡似乎已不是那麼重要了。
直到今年二月間，我突然想到再託一名朋友幫忙，那是台北市府前民政局長林正修，我們認識多年，此君曾投身社會運動，充滿理想與堅持，去年底他辭去局長職務，投入立法委員選舉，他拒絕舉起自己長官的旗號，堅持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我投了他一票，不過他還是高票落選。我找他除了他熟識戶政管理人員，現在無官一身輕之外，還有他生性仗義執言，愛好文史，過去也舉辦過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完全理解我的追求。更重要的，我有一種莫名衝動和預感，覺得這次會有突破。
果然，後來我帶家人由大陸春節旅遊回到台灣後，立刻接到正修的電話，告訴我王昌誠已經過世，不過陳蓮芳（陳志毅的別名）還活著，他找到了。正修的話像閃電般地劈進了我的心裡，朱諶之是王昌誠收屍的，陳蓮芳當然知道朱諶之葬在哪裡，找到陳蓮芳即意味著解開謎底，經過三年的尋求，答案終將出現了。
連續幾天，我難以入眠，窗外的風鈴深夜裡叮噹作響，不但不悅耳，反而更為惱人。我拜託正修要幫到底，不但要把細節查清楚，還要陪我一起去拜訪陳蓮芳。據正修查出，陳蓮芳白天都待在一個老人健康療養院，晚上才回家。於是，一大早我們就約在這家療養院下面碰頭，然後他向我出示一份戶籍資料影印，上面寫著﹕「王陳蓮芳，出生地﹕浙江省鎮海縣，父﹕陳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誠（歿）」資料正確無誤，這正是我們要找的人。於是我們上了四樓，告訴醫護小姐我們要找陳蓮芳，小姐客氣地引我們到一間復健房，老太太就坐在一個健身椅上，根據資料已有八十五歲了，可看來面色紅潤。擅於處理群眾關係的正修馬上幾句噓寒問暖，老太太也以和顏悅色相報，接著跟我們到另外一間無人的小禮堂去談。我開門見山地說﹕「我受您的妹妹朱諶之的委託來看您﹗」
「妹妹﹖」老太太衝口而出﹕「我沒有妹妹﹗」我解釋﹕「她是您同父異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一時還轉不過來，同時臉色變得凝重，於是我再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她馬上回應﹕「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我發現需要出示一些證明來拉近彼此的距離，於是趕緊從包裡找出朱曉楓尋人的委託書，老太太看著委託書上一堆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趨緩，她已經記起朱曉楓這個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過，她那時候好像不是用這個名字。」這段往事開始在我們之間架了一道橋樑，我繼續追問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來的唯一目的﹕「朱諶之被槍殺後，是您的先生收的屍﹖」老太太說﹕「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您知道埋在哪裡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裡﹖」「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疏忽了關鍵線人
我失望的情緒可想而知，又落空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找到朱曉楓的親人了。我再問﹕「如果您妹妹來台灣，可以來看您嗎﹖」老太太猶豫了，隨後說她的女兒在公家機關做事，怕會影響到她。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牆，一道鋼鐵般的牆。我何德何能，能溶化或穿越它，更何況我自己的心頭也已籠罩著烏雲，話實在說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別，跟正修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研究後續狀況。
照陳蓮芳的說法，現在問題又回到了政府部門，也就是當時的行刑單位、驗屍的法醫等等，這些單位必然有留下某些記錄。正修說﹕「林郁芳是我的親戚，我幫你介紹，他的助理可以跟國防部查閱資料。」林郁芳是親民黨籍立委，是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委員，接下來的查詢工作涉及到軍方行政單位，就在現有法規制度上進行即可。
儘管如此，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還是感到百般的不對勁，好像少做了什麼。過去我一直把重點擺在朱諶之和王昌誠，沒有考慮到陳蓮芳，可是現在我突然想起來了，朱曉楓曾經提到陳蓮芳的大姊陳蘭芳還活著，身體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她渴望見到妹妹，寫了一封信給她，但無處投遞，朱曉楓影印了這封信給我，還讓我翻拍一些小時候在東北的照片，裡面就有陳家的全家福，那個年代姊妹們玩在一塊，露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此刻，這些東西都變得極有意義，只是因為我的粗心，那些照片存在電腦檔裡，可是影印的信給弄丟了。
工作有了明確的進展，我馬上打電話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與馮亦同，他們非常高興。遠在大陸的電話那頭，朱曉楓說﹕「我跟她不太熟，可是北京的陳蘭芳是她的親姊姊，她八十八歲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面。」馮亦同的話更富意涵﹕「找到還活的人比死去的人還有意義。」我的頭腦似乎也轉過來了，陳家分離了半世紀多，盼著團圓的一刻，現在知道彼此都還活著，豈不喜極而泣。
於是我又帶著資料趕回療養院，下午三時多陳蓮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裡唱歌，我耐心地等著，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一陣子後，老太太出來了，這回她顯得親切許多，我先寒喧幾句，接著就拿出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說﹕「你怎麼有這個……」接著語塞，凝視著照片，久久不能言語，後來慢慢地，她開口說起東北的事情，談起了她的父親，我說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姊姊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死前能見她一面。她顯得訝異，旋又露出高興的笑容，不過對於雙方重新連繫這件事，她卻遲遲無法決定，她說﹕「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當我是全然的外人，用惆悵的口吻談到家裡的事，談到過去的事，陳蓮芳說﹕「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兩岸特工同居一家
聽到此話，我腦袋充血，眼前一片空白。後來幾天我一直罵自己笨，怎麼忽略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相。就如正修告訴我，透過戶政檔案是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的，因為他們根本是躲著不讓人找到，兩岸相互探親通商已經快二十年了，兩邊有親戚的，別說是通信見面，就是買房子蓋工廠的也已不計其數。王昌誠夫婦不僅沒回去過大陸，甚至刻意躲避親人的尋訪，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道理似乎很簡單，發生在那個殺伐時代的事，正是一個共產黨特工寄居在國民黨特工的家中以執行重大任務，而兩人是母女關係。我回想陳蓮芳說的一些話，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我沒有資格做任何道德評斷，因為那終究不是我的人生。
其實，陳蓮芳的憂慮今天早已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讓任何人的人生重來一遍。接下幾個月我來往兩岸，每當飛機穿越海峽，腦中憶及三年來追尋的種種，常有不知身處何方的恍惚。事情已徹底超越了我的能力範圍，原本我向陳蓮芳承諾，如果她不願意，我不會把她的電話和地址交給北京的姊姊，但後來我違背了這個承諾，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阻絕親情的權利，她們姊妹任何事情都應由她們面對面來決定。
目前，據我所知，陳蘭芳後來打了電話到陳蓮芳的家，得到的是「沒這個人」的回答。由於我的無能，原本家庭團圓的喜劇最終沒有促成，也由於自己食言了，我再也沒有臉回去問陳蓮芳任何事，只是偶爾想起小學時課本教的﹕「海峽的水靜靜的流，上弦月啊月如鉤，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們曾經被這樣灌注的，兩岸中國人流的鮮血好像只是為了換來更多的深仇大恨，或是換來更令人仰望的主義與領袖。這絕非流血的人所願，我相信他們一定願意自己的生命換來更寬廣的世界﹕敞開的心胸，寬容的情懷，一個理性與法律超越個人權力欲念的中國……。
五月間，兩岸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訪問大陸，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熱情接待，雙方簽署文書，表達追求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共同目標。電視上不斷播出歡迎儀式的熱烈畫面，鮮花、呼喊、感人的致詞以及無盡的笑顏……。
陳蓮芳最後沒去領遺骸
與此同時，台灣國防部對於我們透過林郁芳委員所提出的檔案查閱申請案，做出正面回應，他們還派人拿著原始文件親自前來說明，其中確有新發現。與朱諶之骨骸下落有關的文書有兩份，一是一九五零年九月底，陳蓮芳寫給軍法局長的一封信，此時離朱諶之被槍殺已有三個多月，信的全文如下﹕「竊民繼母朱諶之誤入歧途，致受國法制裁，此固有應得，百死莫贖，惟民每一念及先嚴養育之恩，則又不免戚戚於懷。據聞先繼母全部遺物現由釣局保管，擬懇准予賜發，由民收存以資留念，以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祖塋之用，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不久，軍法局回發陳蓮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請，文曰﹕「……據請領朱諶之遺物一節，准予具領，仰即持批，為帶該民身份證前來結領。」國防部根據這兩份文書回函林郁芳國會辦公室，指出﹕「……朱諶之因吳石等叛亂案，於三九年（一九五零年）五月三十日經本部判處死刑，同年六月十日下午四時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伏法，前軍法局當日即函請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員領埋其遺體﹔另朱諶之遺物係由前夫女兒陳蓮芳結領（由陳蓮芳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具請領遺物報告轉述「為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葬祖塋之用」以觀，檢附其請領遺物報告及前軍法局批答影本各乙紙，請參考……。」
顯然，國防部人員根據陳蓮芳的陳情書的文字覺得她已領回了朱諶之的遺骸，不過他們也承認沒有發現陳蓮芳簽署的遺骸和遺物的領據，而吳石案中槍決的所有人士的遺體和遺物，都由其家屬簽下領據領回。國防部人員甚至出示其他被槍決人士家屬的領據，包括吳石的家屬也有，唯獨沒有朱諶之的。
我跟陳蓮芳本人談過話，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經可以拼湊出大致的真相。我認為陳蓮芳確實沒有領回遺骸和遺物。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朱諶之槍決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然後埋在台北某處，三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一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里，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改變了主意，沒有來領，為什麼﹖是什麼事或什麼人阻止了她﹖讓我頗為訝異的是她信中所流露的對朱諶之的自然感情，與她初次與我們碰面時衝口而出的「朱諶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後來又發生了什麼﹖她自己也被嚴重牽連了嗎﹖還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終戰勝了親情﹖我已經沒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為歷史畢竟不能重來。我可以確定的是，朱諶之已永遠安息在寶島的土地上了。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這個單位早已沒了，相關文件也不知去向了。
到後來，我發覺自己真正追尋的並非朱諶之的遺骸，而是試圖回答許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的疑問，海峽的風、海峽的雨讓這個問題更顯沉重，但它絕不僅僅是關於這道海峽，而是所有願意付出自己生命讓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國人都曾問過自己的。
本來在這件事情上，我的工作已劃上句點，但是馮亦同建議我完成最後一個動作，即把整個過程平實無誤地記下來，作為對中國人社會的交待。十多年前流行音樂製作人童安格有一首傳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作為落筆後的心情，我倒覺得應該是「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
追尋匪諜滄桑 探索國共和解 ．徐宗懋
五十年代初，中共數以千計地下黨員在台灣被槍決，其中一位「匪諜」朱諶之的大陸家屬，近年鍥而不捨追尋其骸骨。台北市政府以人道主義精神提供協助，創造兩岸和解新精神。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徐宗懋參與追尋，過程跌宕起伏，也意外發現當年案情以外的秘密，震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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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國共大半個世紀從鬥爭到和解的一頁傳奇。一九四九年開始，國民黨在台灣發動肅清「匪諜」，槍決數以千計的中共地下黨員及左翼異見人士，甚至牽連一些與政治無關的老百姓﹔今天，當選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曾於二零零零年台北市長任內，積極推動有關「白色恐怖」時代的回顧與反思，追溯當年被國民黨槍決的「匪諜」及同情共產黨者的歷史，為「匪諜」親人尋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人道主義精神化解國共鬥爭的血海深仇。
一位國民黨主席能夠面對當年的政治滄桑和悲痛，也創造今日與未來國共大和解的新精神。
如今，兩岸新世代大多忘卻當年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顧這段幾近被湮滅的歷史，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兩岸人民不能再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要成為兩岸和平雙贏的推動力量。
不知道再過十年，人們會以什麼眼光看這件事，但對我而言，此時可以劃上句點，接下來會有更年輕的人在檔案室裡找到更新的資料，在他們的歷史環境中以他們的生命體驗做出不一樣的總結。
二零零一年，我在《老照片》系列書籍中的一篇文稿《戰爭後的戰爭》，為自己帶來一場友誼，無意間也發現更多的歷史探索。這篇文章寫的是一九五零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尤其是著名的是「吳石案」中，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遣人員朱諶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隨後被送往馬場町槍殺。
這些相關照片首度刊載在大陸的書刊《老照片》，立刻引起注意，《作家文摘》大篇幅轉載，由於我以幾分哀傷的筆調描述這些事情，該刊編者誤以為我是「烈屬」，後來，《老照片》收到朱諶之在大陸的女兒朱曉楓來信，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十六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一九五零年在台灣臨刑前受審的真實場景。這是我在五十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以往沒有這樣的資料），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照片中的母親，穿著一件在上海家中經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上一件毛線背心，面龐仍然是那樣的消瘦，身影仍是那麼熟悉，彷彿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的母親，儘管已面臨死神，周圍盡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憲兵，但她是那麼鎮定自若，沒有恐懼，一如面對坎坷的人生。……她長期做著時刻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捕，經受了嚴刑拷打以致拇指傷殘，但信念始終堅定如初，最後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被捕。被槍決前夕，仍高呼『共產黨萬歲﹗』表達了她始終如一的堅定信仰和平凡偉大的情操。
母親也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識大體、顧大局、艱苦奮鬥、對同志以『大姐』自居，樂於助人，對家庭和子女，也寄託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為執行任務赴台前，在書信中盼望同家人團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給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給她（因為工作，母親已與我幾年未見）﹔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廣州，等她從香港來見上一面（但那時上海剛解放，我還在上學，談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發赴台，說個人的事先放一放，但終於未能如願。
母親重感情，但能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親鎮定自若，表明她已視死如歸，堅信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祖國解放和統一事業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母親犧牲在全國大陸已經解放的一九五零年，至今已五十二個年頭了。她一天也沒有享受過解放後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沒有盼到與家人的團聚。」
朱曉楓談到的是半世紀前的仇恨，她的哀痛與怒氣使得這件往事有了鮮活的現實意義，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機會向她說明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見天日。其實，在一九九九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台灣》畫冊，我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袋子上標明「奸偽」兩字。打開以後，赫然看見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一九五零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後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一開始只展示給幾位歷史研究同好看，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台北市政府創造歷史
直到二零零零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提到此事，把資料給她看，最後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地下展廳舉行特展。今天回頭看，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儘管過去十年台灣掀起一股平反風，尤其九三年六張犁公墓發現被槍殺的左翼人士的墳地之後，過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陸續公開站出來。然而，他們是作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產黨員的身份現身的，這多少還是現行社會條件下的某種權宜、某種隱藏﹔簡單地說，台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顏色獻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長達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後，把共產黨員以某種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必然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但我們覺得這一關一定要過，一個強調人權是普世價值的社會必須要從自己最陰暗的地方開始，這個標準必須真正內外一致，否則那些漂亮的人權說詞和承諾最終只是掩蓋自己、打擊政敵的工具罷了，過去的歷史已反覆證明這一點。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五零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終於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這次展覽打破過去禁忌，客觀陳述了五十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影像內容極其震撼，文字採用中性的敘述，包括五十年代初的台海情勢、幾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後後，包括「中共台灣省工委會」被破壞的過程，展覽還附上了當時的新聞報道、特寫以及當事人自白的摘要。由於選題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這項展覽立刻受到媒體廣泛報道，展覽場每天都擠滿觀眾，如果說這是該紀念館開館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展覽，應不為過。參觀者的心理是複雜的，留言板上出現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顛覆台獨的論述
以下舉出幾張﹕「走進『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紅色的迷惘』，這是事實，是歷史，是慘痛教訓﹔走出戶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擁擠的人潮，及頭上一片藍色的天，珍惜現在，祈福未來，尊重人權，彼此友愛﹗」——佚名。「白色的恐怖、紅色的年代﹔黑色的記憶、藍色的省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塵封歷史，現今能做的│活在當下」——軒……此外，這些留言中也包含了許多立場殊異、相互抨擊者，有人說這是替共產黨講話，也有人說這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幫國民黨脫罪。
事實上，反應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獨的人。道理很簡單，他們長年來一直宣揚過去反抗國民黨的都是「反抗外來政權」，這項展覽除了強調尊重人權之外，也客觀指出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兩岸分裂是源於國共內戰的民族創傷，顛覆了台獨的論述。為此，台獨分子連續幾天在紀念館外示威抗議，說我們「扭曲歷史真相」，還透過他們掌控的政府機器施壓，還對龍應台進行了諸多人身攻擊。看來揭露歷史真相確實會引發情感的掙扎，帶來痛苦超過帶來慰藉，但如果社會要繼續前進，只能不斷面對過去的痛苦，以在沉澱中獲得心靈的解放，取得真正的進步。
至於本文主角朱諶之所涉的「吳石案」究竟為何，為了讓讀者瞭解整個狀況，簡述如下﹕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資料記載，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高層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先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四六年四月起，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進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遲至七月始進入台灣，陸續成立「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組織，「省工委會」有四名委員，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和陳澤民等，分別掌管「武裝工作」、「宣傳」和「組織」等事務。
一九四七年一月，省工委接獲華東局的指示，針對發生在大陸的沈崇事件，在台北發起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不過一個月後的全島性民變「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工委會卻未能積極因應，只由個別的黨員和左翼領袖如張志忠、謝雪紅等人投身領導群眾抗爭。儘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組織迅速發展，黨員激增至九百多人，但這並不意味黨的戰鬥力也跟著提高﹔相反地，由於台灣的地理形勢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難，加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採取具體措施限制大陸人民前往台灣，刻意隔離兩岸，以為他日之謀。
「吳石案」轟動一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時，國民黨保密局由一連串的案子中首先逮捕陳澤民，再根據其供詞，於一九五零年一月逮捕了蔡孝乾。意外的是，作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人、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蔡孝乾在一週內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單，造成其他領導幹部在內的四百多名黨員被抓，情況極其慘烈，獨守孤島的國民黨政權使出流血肅清手段，書記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槍決。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同，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連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評析未必客觀，但提到涉及吳石案的朱諶之時，讀來卻像是頒給敵人的「褒揚狀」﹕「……（三）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指朱諶之），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四）朱匪於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蔡孝乾和盤托出地下黨員
朱諶之的身份和行為也是被蔡孝乾和盤托出的，她由大陸來台灣與吳石緊密接觸，取走了吳石所轉交的重要軍事資料，轉向蔡孝乾報告工作狀況。事成後，在吳石的安排下，朱諶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前往當時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並正準備搭船前往已由共產黨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況，立刻拘留吳石進行調查，並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將朱押回台灣，如此便扯出一個大案子。據吳石稱，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已佔有整個東北與華北，蔣介石下野，和議又起，軍中思想混亂，因此他也「糊裡糊塗」與共產黨發生關係。這年春天，他與多名中共地下黨人接觸，六月間吳石前往台灣，更刻意將一對兒女留在大陸，途經香港時接受地下黨人託付的任務。
繼《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後，筆者在二零零二年又將更詳細的史實寫在《鳳凰周刊》上，讀者反應非常強烈。不久，朱曉楓透過《鳳凰周刊》傳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台灣的詳細報道和珍貴的照片，並問我能否協尋母親的遺骸下落，朱家經過家庭會議，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朱曉楓透過《老照片》與《鳳凰周刊》兩個管道連繫上我，我們還在電話中簡短交談，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案可能會變成我的某種新任務，一個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
二零零三年春節，我帶著家人到大陸旅遊，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和她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特別由南京趕來看我，雖是初次見面，但或許我沉浸史料已久，我們像熟朋友一樣帶著孩子們到科學博物館蹓躂，邊走邊談。朱曉楓七十四歲，是我的長輩，雖然我認識不少歷史人物的家屬，但從來沒有參與某種後續狀況，因此心頭壓力不小。據朱曉楓提供的資料，朱諶之當年寄居女婿王昌誠、女兒陳志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屍，應是王昌誠去收，她曾透過台灣友人幫忙找到了王昌誠二十五年前警務處宿舍的電話地址，不過實際託人造訪時，才發現該處早改建為公寓大廈，此外他們也查過台北六張犁幾百座政治犯墓碑中並無朱諶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姊夫王昌誠一家的下落成為唯一線索。
朱諶之出身浙江名門
朱曉楓說﹕「自己現在已老了，唯一的心願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親的遺骸。」此外，她還提供了一篇朱諶之的友人陳修良在大陸寫的文章，剛好可以讓整件事情更為完整。該文說，朱諶之，本名朱楓，出身浙江鎮海名門，就讀寧波女師時積極參與學生活動，畢業後遠嫁東北一富裕陳姓人家，丈夫為續弦，與原配已有子女數人，朱諶之則生下女兒陳悼如（後改名朱曉楓），後來丈夫過世，朱諶之帶著女兒回到鎮海，並與後來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青年朱曉光結婚。抗戰爆發以後，朱諶之投入救亡運動，隨著戰局惡化遷往武漢、再轉住湖南，在那裡休養半年，最後又舉家回到浙江金華。此時正值國共合作高峰，尤其共產黨的政工人員在敵後協助成立各種民間組織。台灣籍愛國志士李友邦將軍正召募旅居大陸的台灣同胞，在金華成立了「台灣少年團」與「台灣義勇隊」。中共派出了張華、華沙白等人參與成立工作，朱諶之亦慷慨解囊，捐出八百元，以使「台灣醫院」順利開幕。同時為了奔赴抗戰前線，朱諶之又將八歲的女兒曉楓寄託在台灣少年團，所以事實上，朱曉楓是跟著台灣兒童一起長大的。
至於朱諶之自己則是跟著丈夫朱曉光，在新四軍的隨軍書店工作，因行事幹練，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公差，從事左翼文化宣傳活動。一九四四年，朱諶之在上海遭汪精衛逮捕，不久獲釋，離開監牢的第二年，朱諶之正式加入共產黨，四八年她被派去香港，此時中國政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共軍隊即將席捲全中國。四九年中共華東局為了與去了台灣的吳石重新連繫，必須找一位適當的人選過去，他們挑上了朱諶之，因為朱的前夫的女兒陳志毅與丈夫王昌誠人在台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係。朱諶之突然接到上級這項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計劃。這個期間，她連續寫了好幾封信給上海的丈夫和女兒，表達思念之情，尤其是女兒曉楓這時已是十八亭亭玉立的小姐了，正就讀於醫學院。過去十一年的戰亂歲月，母女倆只曾在上海短聚三個月，所以對團圓自然殷切期盼。
然而，朱曉楓當時並不知道母親真正的工作，只知道她臨時決定去台灣，接著就完全失去連繫。五十年代初，朱曉楓被告之母親已在台灣犧牲，自己也獲頒烈屬證明。接著兩岸分離，各自走了幾十年的路，隨著時光流逝，「吳石案」慢慢變成許多年前報端上一則報道罷了﹗
受了朱曉楓的託付，我開始尋找王昌誠下落，一開始只能從戶政登記著手，我拿著朱曉楓的委託書﹕「……代尋姐夫王昌誠（王樸），約一九四五年前後赴台，五零年任台灣警務處電訊所主任。姐姐陳志毅又名陳婉如、陳遠馨、陳蓮芬，一九二零年十月五日生……」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尋人，大約兩週後，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十六個「王樸」的名字後，發現其中一位年齡與省籍背景的老人相當符合我的陳述。對方將其人的住址傳真給我，我大喜過望，沒想到這麼快就有消息，興奮地想打電話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但理智按住了我，還是先看了確定再說。
那天夜晚，我懷著萬分期待的心情，循著地址找到一家公寓，那是一家專門安置貧窮老人的公寓，我覺得有點不太對，但期盼之心壓過了懷疑。按了門鈴之後，一位穿著汗衫的老頭子應門，那是一間狹小的居室，從門外可以看見房裡有些髒亂。「您是王樸先生嗎﹖」「沒錯，有什麼事﹖」老頭子一口純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務處工作﹖」「沒有﹗」我的一顆熱騰騰的心頓時被澆熄了。老頭子從我的臉上表情的變化看出我找錯了人，也確認了我不是不懷好意的陌生人，立刻露出了笑臉，要請我進來坐坐。不用多問，我已知道眼前的老人代表著台灣社會中典型的故事，部隊退下來打零工，沒有錢沒有家，也沒想回大陸，就一個人孤零零住在酸臭的小居室，看得出他很想找人聊天，但我實在沒心情，只好匆匆告別。
台灣媒體追訪至南京
這次尋人是一個小挫折，但也刺激我要繼續下去。既然今天媒體具有強大的傳播力量，我不妨改由媒體著手。二零零三年八月，我在台灣《中國時報》大陸版發表長文，詳述此事，同時在TVBS電視台播出朱曉楓的訪問，海外與大陸一些主流媒體做了大幅轉載。我沒把自己做法的詳細情況告訴朱曉楓，但她從周圍感受到一股「朱諶之熱」，知道的人變多了，一些單位領導也表示關心，帶著對朱諶之的諸多讚譽。朱曉楓後來還告訴我，八寶山革命公墓已準備好，就等著朱諶之的骨灰移靈。不過，儘管做了那麼大的報道，我還是沒有接到一通電話，王昌誠或他的後人都沒有打電話來，像是一顆大石丟進台灣社會的大海，沒有激起一絲波浪。難道他們已經移民海外﹖這是很有可能的，許多政治犯的家屬一旦條件許可，就舉家遷居國外，徹底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來切斷傷心的過去。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王昌誠家人讀到了報道，但不願意出面，如果是這樣，原因是什麼﹖
這段期間，我經過南京時，常會和朱曉楓、馮亦同小聚，我說尋人事情毫無進展，實在抱歉，不過朱曉楓好像反而看開了，提到母親時不像最初常露出的哀傷神情，反而有一股寬慰與篤定。她甚至說這件事算了，看我這樣費神，她覺得過意不去。我沒有說好或不好，因為內心確實沒底，不過開始琢磨著朱曉楓心情變化的背後。我把自己的觀察和馮亦同交換意見，骨骸是有形的，即使安葬，過了三代也鮮有人記得，真正活在人心中的是精神以及精神的認同。
我在台灣認識一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他們的先人也是下落不明，不過在獲得真相以及為先人恢復名譽後，他們的內心也就大體上平撫了。為了追尋朱諶之的下落，我發出了許多報道，意外地使得朱曉楓獲得了更多關切，朱諶之也被賦與諸多榮譽，這意味著朱曉楓的內心已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滿足。母親將流芳史世，永遠活在世人心中，所以骨骸在那裡似乎已不是那麼重要了。
直到今年二月間，我突然想到再託一名朋友幫忙，那是台北市府前民政局長林正修，我們認識多年，此君曾投身社會運動，充滿理想與堅持，去年底他辭去局長職務，投入立法委員選舉，他拒絕舉起自己長官的旗號，堅持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我投了他一票，不過他還是高票落選。我找他除了他熟識戶政管理人員，現在無官一身輕之外，還有他生性仗義執言，愛好文史，過去也舉辦過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完全理解我的追求。更重要的，我有一種莫名衝動和預感，覺得這次會有突破。
果然，後來我帶家人由大陸春節旅遊回到台灣後，立刻接到正修的電話，告訴我王昌誠已經過世，不過陳蓮芳（陳志毅的別名）還活著，他找到了。正修的話像閃電般地劈進了我的心裡，朱諶之是王昌誠收屍的，陳蓮芳當然知道朱諶之葬在哪裡，找到陳蓮芳即意味著解開謎底，經過三年的尋求，答案終將出現了。
連續幾天，我難以入眠，窗外的風鈴深夜裡叮噹作響，不但不悅耳，反而更為惱人。我拜託正修要幫到底，不但要把細節查清楚，還要陪我一起去拜訪陳蓮芳。據正修查出，陳蓮芳白天都待在一個老人健康療養院，晚上才回家。於是，一大早我們就約在這家療養院下面碰頭，然後他向我出示一份戶籍資料影印，上面寫著﹕「王陳蓮芳，出生地﹕浙江省鎮海縣，父﹕陳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誠（歿）」資料正確無誤，這正是我們要找的人。於是我們上了四樓，告訴醫護小姐我們要找陳蓮芳，小姐客氣地引我們到一間復健房，老太太就坐在一個健身椅上，根據資料已有八十五歲了，可看來面色紅潤。擅於處理群眾關係的正修馬上幾句噓寒問暖，老太太也以和顏悅色相報，接著跟我們到另外一間無人的小禮堂去談。我開門見山地說﹕「我受您的妹妹朱諶之的委託來看您﹗」
「妹妹﹖」老太太衝口而出﹕「我沒有妹妹﹗」我解釋﹕「她是您同父異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一時還轉不過來，同時臉色變得凝重，於是我再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她馬上回應﹕「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我發現需要出示一些證明來拉近彼此的距離，於是趕緊從包裡找出朱曉楓尋人的委託書，老太太看著委託書上一堆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趨緩，她已經記起朱曉楓這個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過，她那時候好像不是用這個名字。」這段往事開始在我們之間架了一道橋樑，我繼續追問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來的唯一目的﹕「朱諶之被槍殺後，是您的先生收的屍﹖」老太太說﹕「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您知道埋在哪裡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裡﹖」「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疏忽了關鍵線人
我失望的情緒可想而知，又落空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找到朱曉楓的親人了。我再問﹕「如果您妹妹來台灣，可以來看您嗎﹖」老太太猶豫了，隨後說她的女兒在公家機關做事，怕會影響到她。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牆，一道鋼鐵般的牆。我何德何能，能溶化或穿越它，更何況我自己的心頭也已籠罩著烏雲，話實在說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別，跟正修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研究後續狀況。
照陳蓮芳的說法，現在問題又回到了政府部門，也就是當時的行刑單位、驗屍的法醫等等，這些單位必然有留下某些記錄。正修說﹕「林郁芳是我的親戚，我幫你介紹，他的助理可以跟國防部查閱資料。」林郁芳是親民黨籍立委，是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委員，接下來的查詢工作涉及到軍方行政單位，就在現有法規制度上進行即可。
儘管如此，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還是感到百般的不對勁，好像少做了什麼。過去我一直把重點擺在朱諶之和王昌誠，沒有考慮到陳蓮芳，可是現在我突然想起來了，朱曉楓曾經提到陳蓮芳的大姊陳蘭芳還活著，身體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她渴望見到妹妹，寫了一封信給她，但無處投遞，朱曉楓影印了這封信給我，還讓我翻拍一些小時候在東北的照片，裡面就有陳家的全家福，那個年代姊妹們玩在一塊，露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此刻，這些東西都變得極有意義，只是因為我的粗心，那些照片存在電腦檔裡，可是影印的信給弄丟了。
工作有了明確的進展，我馬上打電話告訴在南京的朱曉楓與馮亦同，他們非常高興。遠在大陸的電話那頭，朱曉楓說﹕「我跟她不太熟，可是北京的陳蘭芳是她的親姊姊，她八十八歲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面。」馮亦同的話更富意涵﹕「找到還活的人比死去的人還有意義。」我的頭腦似乎也轉過來了，陳家分離了半世紀多，盼著團圓的一刻，現在知道彼此都還活著，豈不喜極而泣。
於是我又帶著資料趕回療養院，下午三時多陳蓮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裡唱歌，我耐心地等著，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一陣子後，老太太出來了，這回她顯得親切許多，我先寒喧幾句，接著就拿出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說﹕「你怎麼有這個……」接著語塞，凝視著照片，久久不能言語，後來慢慢地，她開口說起東北的事情，談起了她的父親，我說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姊姊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死前能見她一面。她顯得訝異，旋又露出高興的笑容，不過對於雙方重新連繫這件事，她卻遲遲無法決定，她說﹕「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當我是全然的外人，用惆悵的口吻談到家裡的事，談到過去的事，陳蓮芳說﹕「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兩岸特工同居一家
聽到此話，我腦袋充血，眼前一片空白。後來幾天我一直罵自己笨，怎麼忽略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相。就如正修告訴我，透過戶政檔案是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的，因為他們根本是躲著不讓人找到，兩岸相互探親通商已經快二十年了，兩邊有親戚的，別說是通信見面，就是買房子蓋工廠的也已不計其數。王昌誠夫婦不僅沒回去過大陸，甚至刻意躲避親人的尋訪，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道理似乎很簡單，發生在那個殺伐時代的事，正是一個共產黨特工寄居在國民黨特工的家中以執行重大任務，而兩人是母女關係。我回想陳蓮芳說的一些話，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我沒有資格做任何道德評斷，因為那終究不是我的人生。
其實，陳蓮芳的憂慮今天早已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讓任何人的人生重來一遍。接下幾個月我來往兩岸，每當飛機穿越海峽，腦中憶及三年來追尋的種種，常有不知身處何方的恍惚。事情已徹底超越了我的能力範圍，原本我向陳蓮芳承諾，如果她不願意，我不會把她的電話和地址交給北京的姊姊，但後來我違背了這個承諾，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阻絕親情的權利，她們姊妹任何事情都應由她們面對面來決定。
目前，據我所知，陳蘭芳後來打了電話到陳蓮芳的家，得到的是「沒這個人」的回答。由於我的無能，原本家庭團圓的喜劇最終沒有促成，也由於自己食言了，我再也沒有臉回去問陳蓮芳任何事，只是偶爾想起小學時課本教的﹕「海峽的水靜靜的流，上弦月啊月如鉤，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們曾經被這樣灌注的，兩岸中國人流的鮮血好像只是為了換來更多的深仇大恨，或是換來更令人仰望的主義與領袖。這絕非流血的人所願，我相信他們一定願意自己的生命換來更寬廣的世界﹕敞開的心胸，寬容的情懷，一個理性與法律超越個人權力欲念的中國……。
五月間，兩岸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訪問大陸，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熱情接待，雙方簽署文書，表達追求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共同目標。電視上不斷播出歡迎儀式的熱烈畫面，鮮花、呼喊、感人的致詞以及無盡的笑顏……。
陳蓮芳最後沒去領遺骸
與此同時，台灣國防部對於我們透過林郁芳委員所提出的檔案查閱申請案，做出正面回應，他們還派人拿著原始文件親自前來說明，其中確有新發現。與朱諶之骨骸下落有關的文書有兩份，一是一九五零年九月底，陳蓮芳寫給軍法局長的一封信，此時離朱諶之被槍殺已有三個多月，信的全文如下﹕「竊民繼母朱諶之誤入歧途，致受國法制裁，此固有應得，百死莫贖，惟民每一念及先嚴養育之恩，則又不免戚戚於懷。據聞先繼母全部遺物現由釣局保管，擬懇准予賜發，由民收存以資留念，以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祖塋之用，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不久，軍法局回發陳蓮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請，文曰﹕「……據請領朱諶之遺物一節，准予具領，仰即持批，為帶該民身份證前來結領。」國防部根據這兩份文書回函林郁芳國會辦公室，指出﹕「……朱諶之因吳石等叛亂案，於三九年（一九五零年）五月三十日經本部判處死刑，同年六月十日下午四時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伏法，前軍法局當日即函請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員領埋其遺體﹔另朱諶之遺物係由前夫女兒陳蓮芳結領（由陳蓮芳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具請領遺物報告轉述「為備他日遷運先繼母遺骸歸葬祖塋之用」以觀，檢附其請領遺物報告及前軍法局批答影本各乙紙，請參考……。」
顯然，國防部人員根據陳蓮芳的陳情書的文字覺得她已領回了朱諶之的遺骸，不過他們也承認沒有發現陳蓮芳簽署的遺骸和遺物的領據，而吳石案中槍決的所有人士的遺體和遺物，都由其家屬簽下領據領回。國防部人員甚至出示其他被槍決人士家屬的領據，包括吳石的家屬也有，唯獨沒有朱諶之的。
我跟陳蓮芳本人談過話，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經可以拼湊出大致的真相。我認為陳蓮芳確實沒有領回遺骸和遺物。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朱諶之槍決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然後埋在台北某處，三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一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里，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改變了主意，沒有來領，為什麼﹖是什麼事或什麼人阻止了她﹖讓我頗為訝異的是她信中所流露的對朱諶之的自然感情，與她初次與我們碰面時衝口而出的「朱諶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後來又發生了什麼﹖她自己也被嚴重牽連了嗎﹖還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終戰勝了親情﹖我已經沒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為歷史畢竟不能重來。我可以確定的是，朱諶之已永遠安息在寶島的土地上了。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這個單位早已沒了，相關文件也不知去向了。
到後來，我發覺自己真正追尋的並非朱諶之的遺骸，而是試圖回答許多中國人心中都有的疑問，海峽的風、海峽的雨讓這個問題更顯沉重，但它絕不僅僅是關於這道海峽，而是所有願意付出自己生命讓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國人都曾問過自己的。
本來在這件事情上，我的工作已劃上句點，但是馮亦同建議我完成最後一個動作，即把整個過程平實無誤地記下來，作為對中國人社會的交待。十多年前流行音樂製作人童安格有一首傳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作為落筆後的心情，我倒覺得應該是「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