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土共历史上的地下党

 

某些网友因为父辈在文革前和期间的遭遇，认为其土共地下党的经历使其在革命生涯中蒙受了许多不公平对待，热炒所谓出自太祖之手的“十六字方针”，因而受到了黑毛派的热烈追捧。

 

敝人却对此“毛记16字方针”非常怀疑，并在“对所谓‘十六字方针’的疑虑” 一文中从土共的组织人事制度方面做过分析，认为其牵涉到的具体干部群，不足以惊动中央高层领导涉入他们的安排使用，更别说是太祖本人了。隐藏的结论是这所谓的“16字方针”， 显是黑毛派的拙劣伪作，再栽赃到太祖头上。

 

这里试着从回顾土共当年领导阶层的经历着手，来证明“毛记16字方针”的伪造嫌疑。

 

众所周知，土共建党初期，其领导层是以俄为师，照葫芦画瓢地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依靠工人阶级，幻想一夜之间推翻军阀反动政权，成立中华苏维埃。所以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虽都是昙花一现，仍屡败屡战。待到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大肆屠杀关押共产党人，成为实力最强和最反共的统治政权，土共的领导层仍然抱守洋教条，不顾当局的残酷镇压，不愿放弃城市，使得土共从领导层到中下层，都长时期地做“地下党”。而当局的镇压手段日益精进。持续的搜捕和策反，使得土共的组织不间断地遭到破坏。最终领导层只得改变策略，放弃上海，转移到苏区，这才从“地下”转为地上。而在其它广大的地区和城市，仍然有各级党组织在坚持地下活动，发展党员，组织活动。北方局和华东局的一些领导，后来调到延安，充实中央的领导层，比如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人，所以后来被高岗攻击为“白区党”，不如始终在苏区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正统”。 

 

建国后，从中央到省一级的领导中，曾经有过地下党经历的简直数不胜数。比如“薄一波63人叛徒集团”，各部的部（委）长中，曾经领导和参加过“12.9”运动的地下党员有：黄敬、蒋南翔、荣高棠、李昌、徐冰、谷景生和黄华等等。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是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北平地下党的总头目。文化界中的“地下党”有郭沫若、“四条汉子”、沈雁冰等等。我没记住的恐怕更多。至于厅局及基层的干部里，有“地下党”经历的更海了去了，包括文革前上海的统战部长、后任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的陈同生和华东纺织管理局党委书记张承宗。事实上，因为“白区党（地下党）”出身的领导干部，相对而言理论和文化程度较高，城市工作经验较丰富，所以他们在文革前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职务，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得太祖觉得被架空，大权旁落，因而利用被神化的权威和亲信中央文革，发动文革，引发了中华大地的浩劫。

 

文革的起因和后果题目太大，不是本文的谈论范围。本文的结论是，土共本身的历史造成文革前从中央到地方，很多的领导人都有地下党的经历。所以把所谓的“16字方针”，说成是太祖针对有地下党经历的干部的“最高指示”，非常不合逻辑，有背历史事实，伪造的痕迹太明显。

 

最后声明，敝人对革命前辈十分崇敬，他们无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都值得我们感恩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