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赤野千里，炎阳舞动残忍的火浪，低海拔的湖洲大地酷热难挡。
饥馑还在蔓延，死亡的幽灵在村庄上空徘徊。万物疯长的季节，整个村庄了无生机，一群赤身光屁股的男孩，瘦骨伶仃，无精打采四处游荡，寻找食物。
死神的威胁，当局被迫取消了禁火令，每家还可养两只鸡，炊烟重新在村庄上空袅袅升起。
我家那只芦花公鸡，体型硕大，红殷殷的肉冠，黄灿灿的尖喙，争斗时赳然对峙，项羽蓬耸，怒目圆睁，打遍全村无敌手。特奇葩的是这只公鸡不仅斗鸡，还敢追人伤人，一些小孩被它追得啄得哇哇大哭。每天，它也成了小孩猎奇攻击追打的目标。
姐姐发蒙上学了，妈说哥看妹顺理成章，也不是没考虑到我还是个要人时时照看的幼童，妈妈是没有办法，不出工，没饭票。
妈妈唠唠叨叨地对我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反复叮嘱并一再示范，妹妹要睡觉时要放在床上，醒来哭时就放在用围巾圈好的椅子上，半天喂妹妹两次水。这样，我算是通过上岗培训，当上了史上最年轻的幼师。
妹妹生在缺粮时期，妈妈营养不足，妹妹生下来就没有吃几天奶，体质羸弱。湖区夏天晚上蚊子特多，嗡嗡叫似交响乐，伸手就能抓上几只。妹妹大腿上被蚊子叮后长出个大脓包。
一天，妹妹正在椅子上“呀呀”学语，突然听她一声惨叫，继而大声哭泣。我赶忙前去察看，原来是那只该死的公鸡在妹妹椅子上觅食，可能是误将脓包当肉包，大口啄了一下，把脓包啄破了，一摊脓血弄的椅子粘糊糊的。
面对这突发事件，我慌乱不知所措，急中生智找来一片干净的纸，将妹妹的伤贴好，再把她移到床上，喂她水喝， 并假装追打公鸡哄她不哭。
当幼师没几天，就发生这骇人听闻的人鸡事故，我闷闷不乐，想撂担子。妈妈没有责备我的意思，说那是不可抗拒的突发事故，一番鼓励，生怕我辞职不干。
妹妹被鸡啄了一口后，加上饿饭，身体每况愈下，命若游丝，渐渐无法坐稳了。妈妈见妹妹快不行了，硬着头皮到食堂恳求炊事员说：“我女儿快饿死了，请行行好给我一点儿米”。
炊事员偷偷给妈妈几两米，回到家后，妈妈用砂锅将米熬成稀糊糊的米汤，妹妹已不能自己吞咽了，妈妈就用嘴一口一口喂她。几小时后，妹妹缓过气来了，炊事员的违规施舍，救了妹妹一命。
千年湖洲，沉积的黑土地，肥得流油。种子撒下去，一个劲疯长。当年，农场就获得大丰收。稻谷，大豆， 高粱和棉花，金灿灿，黄橙橙，红彤彤，白花花，晒在大操坪上。
据官方资料记载，1959年“农场产稻谷538.5万公斤，棉花1.1万担，大豆175.5万公斤，出栏生猪2766头，其中出口2766头，养鸭5万多只，捕鱼3.5万多公斤，盈利118万元。”
丰收，盈利，饿死人。这似乎是不合逻辑的天方夜谭，但在那个“左”风，“浮夸风”猖獗的时代，却是血淋淋的事实。亩产10万斤粮，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干部追求政绩，只对上邀功领赏，不管黎民百姓死活，抹着良心虚报产量，职工眼睁睁看到打下的粮食全部被一辆辆解放牌汽车运走，他们手中没有选票，不能制约当局者，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悲剧不断产生的根源。
1959年冬天来得早，11月就下了一场大雪。一天晚上，爸爸开会回来，神色慌张，凝重写在脸上。原来农场第二期围湖筑堤，从旗杆咀到丁字堤的战斗即将打响。
前车可鉴，人人谈堤色变。担堤死人的恐惧迫使爸爸果断做出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爸爸还是担的那对篾箱子，妈妈肩负的还是那担箩筐。黎明前，三更后，妈妈在前，爸爸殿后，全家五口履霜冒寒，穿过静悄悄的村庄，重蹈逃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