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金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226名来自全国的代表中有少数民族代表178名。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中，很多是当时所称“上层人士”，即地方首领或者世袭贵族。而其中，历史上曾得到中央王朝册封的掌印土司，最为引人注目。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手段之一，脱胎于隋唐时期的羁縻政策，在宋元时期逐渐成形，明清时期发展完善。土司制度在古代，对于偏远边疆的管理意义重大。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民族杂居，中央政府对土司和土司辖地非常重视。明清以来，中央政府既有对土司制度的利用，如颁授印信、笼络土司，又有对土司制度的打击，如利用时机进行改土归流。直到民国时期，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还有大大小小很多土司。民国政府沿袭清朝的制度，对其中一些重要的土司颁授印信加以确认，对一些势力较小的土司进行了裁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南地区的不少土司，特别是年轻的土司，在经历了民国混乱的边疆治理后，对新政权发自内心地支持，积极参与到新生国家的政治活动中。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土司代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带着地方的责任感赶赴北京。他们都有着精彩绝伦的传奇，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囿于篇幅，在此仅选取其中三位土司的简短故事，其中仍能窥见过往的岁月风华。
杨代蒂：独当一面的诺苏女土司
杨代蒂（1923－2013）最后一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已入耄耋之年的她仍在回忆凉山彝区民主改革（相当于内地土改）的历史。对于民主改革，她曾对周恩来说：“这些政策既照顾到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解放了广大劳动人民。”
杨代蒂青年盛装像
杨代蒂是自称诺苏的凉山彝族人，出生在雷波县。在号称“四大土司、一百土目”的凉山，杨代蒂的家族是赫赫有名的阿卓土司，属清朝皇室册封的凉山四大土司之一。杨代蒂的父亲杨石精与清朝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川南地区的彝汉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但杨石精英年早逝，杨代蒂两岁便失去父亲。此后偌大的辖地与土司府中的事务均由杨代蒂的母亲和姨母管理。杨代蒂母亲的娘家是凉山四大土司之一的沙玛土司。
杨代蒂在成都接受初中等教育，汉语是讲一口成都话。在成都国立边疆学校中学读完初中后，因姨母病重，杨代蒂回到土司府，撑起了整个土司辖地的管理。她生性果敢，十几岁的女孩子，不仅能处理辖地大小事务，还随身配枪，不惧危险。在雷波县的彝汉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1939年，年仅16岁的杨代蒂代其母在成都与雷波汉族士绅争讼，最终打赢了官司。期间得到了岭光电的大力协助，岭光电则是另一凉山四大土司的斯子土司。8年后，在母亲做主下，杨代蒂嫁给了岭光电，夫妻二人兼祧斯子土司、阿卓土司的名位与辖地。
身着彝族服装的岭光电
岭光电在凉山解放和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杨代蒂从旁多有协助。凉山解放后，杨代蒂出任雷波县副县长。1954年，杨代蒂以四川省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被选为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当选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此时，凉山地区尚未开展民主改革，传统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没有受到重大触动。然而，由于解放军的入驻和新政府的成立，彝族土司和贵族辖地内属民及奴隶逃跑的事件频繁出现，接受过近代教育的杨代蒂和岭光电都感到社会改革势在必行。邓小平曾向杨代蒂征求有关民主改革的意见，她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和拥护。1955年，杨代蒂参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时，周恩来又向杨代蒂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杨代蒂则重复了自己对邓小平说过的“既照顾上层又解放民众”的观点。
杨代蒂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杨代蒂作为人大代表，多次进京参政，期间也多次见到毛泽东。虽然她一直很希望毛泽东为自己签个名，却一直不好意思开口。独当一面的女土司也有着彝家少女的腼腆。最后还是在同行彝族代表张冲的帮助下，杨代蒂才取得了毛泽东的签名。“文革”中，杨代蒂收集有国家领导人和各少数民族著名人士签名的小本被付之一炬。这是她对“文革”最痛心的记忆，远远超过期间她受过的所有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文革”结束后，杨代蒂恢复名誉，被选为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除参政之外，她还对凉山彝语彝文的工作贡献良多。
晚年的杨代蒂低调平静地生活在成都，偶尔有记者采访，她总是热情地接待。2013年，她安详离世，没有任何身后事的要求。
索观瀛：勇于改革的嘉绒土司
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让读者感受到了瑰丽的嘉绒风情。据说，其中老土司的形象即部分取材于“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卓克基土司索观瀛（1898－1967）。嘉绒人在清朝被称为“番”或“西番”，他们勇猛剽悍，在大小金川之战中让乾隆帝的官军吃尽了苦头，乾隆帝耗费先后7000万两白银才取得胜利。1954年以后，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嘉绒人被认定为藏族。
卓克基土司辖地在马尔康县附近，自乾隆年间受封至清末传七代绝嗣。当时卓克基土司夫人是索观瀛姨母，她将瓦寺土司的儿子13岁的索观瀛过继作为卓克基土司继承人。此时，索观瀛正在成都读书。索姓是瓦寺土司家族的汉姓，据说源于清朝皇帝赐姓。
1914年，16岁的索观瀛从成都回到卓克基即位，迎娶了绰斯甲土司的女儿为妻。卓克基土司、瓦寺土司、绰斯甲土司均属“嘉绒十八土司”，年轻的索观瀛已处于嘉绒政治势力的漩涡中。索观瀛即位之后，卓克基的政务一直是两位老臣把持。不满20岁的索观瀛工于权谋，非常善于利用各嘉绒土司、汉族军阀与民国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他通过岳父结识汉族军阀，借用汉军杀死两位老臣中的一位，另一位趁夜逃走，索观瀛自此完全掌握卓克基实权。
掌权后的索观瀛对内政进行了全面改革。对内政治上，将几十人头人的职位由世袭改为委任。对外政治上，通过联姻加强与绰斯甲土司的联盟关系。索观瀛的5位夫人中，有三位都是绰斯甲土司家族的女儿。另外，索观瀛的汉族太太对其交往内地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宗教上，他从西藏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请来高僧劳让金巴主持马尔康佛教事务，从而掌握了宗教权力。
民国政府和军阀对卓克基土司的权势非常看重，一直对其进行笼络。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马尔康地区时，索观瀛曾攻打过红军。之后，民国政府一直对索观瀛加授各种头衔和官职。
1949年，西北解放，索观瀛成为国共两方争取的对象。而索观瀛一时无法判断形势，在两方都进行积极接触。一方面派人前往兰州联络解放军首长，接着又妥善接待解放军派来卓克基做工作的军官，另一方面按照民国政府的要求在险要地段驻军，阻止解放军进入，态度暧昧不定。1950年秋，小金、金川等地解放，索观瀛一面派人慰问犒劳解放军官兵，一面又暗中护送国民党军官逃往嘉绒腹地。
1950年底，解放后成立的茂县专署进入马尔康地区工作，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邀请索观瀛任副主席。1951年8月，解放军进驻卓克基，之后马尔康成立“四土阿坝绰斯甲临时军政委员会”，索观瀛任副主任。自此以后，他全面接受了新生的政权。
在之后解放军解放嘉绒地区的工作中，索观瀛协助政府和军队对嘉绒土司和头人进行了大量工作，争取了很多嘉绒地区的和平解放。1952年9月索观瀛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年底成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时，选为副主席。1954年7月在第二届自治区人代会上，索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9月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成立，索观瀛任副州长。
“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卓克基土司索观瀛
之后，索观瀛仍十分活跃。1957年，他率其全家去西藏朝佛，随带黄金、白银、珊瑚等贵重物品以及酥油、药材等名贵产品入藏，对拉萨、日喀则等地各大寺进行布施和捐赠，并分别请达赖、班禅念了经，达赖、班禅邀他进斋。1958年，在社会主义献金运动和嘉绒地区民主改革中，索观瀛又捐献黄金600多两以及若干珠宝。
“文革”中，索观瀛受到严重打击，1967年11月因脑溢血在马尔康医院离世。
召存信：文武双全的傣泐土司
2015年1月23日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62周年纪念日。然而就在这天，为西双版纳奋斗了一生的“老州长”离开了人世。这位“老州长”就是前后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达40年的召存信（1928-2015）。
1928年11月，召存信出生在西双版纳一个傣泐土司家庭，母亲又是勐捧土司之女。傣泐人是傣族支系，自古生活在西双版纳。傣泐人本无姓氏，贵族在其名字前加“刀”或“召”彰显身份。“刀”或“召”的本义为“王”。召存信幼时在省立江城小学就读，接受近代教育，傣汉双语熟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奉行“泛泰民主主义”的泰国首相銮•披汶•颂堪的执政下，泰国表面上表示中立，实则积极与日本合作。日军大举进攻华东华北时，驻泰国日军同时向北征战。西双版纳也受到日军的轰炸，而与日军合作的暹罗军队还打到了中缅边境的打洛江边。
当时，西双版纳统治者召片领是刀栋梁。他积极抗日，对受过系统教育又兼通傣汉语的召存信非常器重。1943年，刀栋梁指派年仅15岁的召存信到勐捧组建抗日自卫中队，并担任中队长。
召存信一到勐捧就到迅速组织抗日自卫队，10天内召集了140多名热血青年。日军每次轰炸过后，召存信就立即带领抗日自卫队灭火救人，颇得赞誉。召存信年轻有为，深得外祖父勐捧土司的喜爱和信任。勐捧土司还亲自向召片领上奏对其褒奖。年轻的召存信在勐捧的勤力工作得到土司、头人、民众的一致赞许和肯定。勐捧土司无子，去世前特别请求召片领批准召存信为勐捧土司继承人。
1945年，17岁的召存信正式即位勐捧土司，自此被称作召勐捧。同年，在家人的安排和召片领的关照下，召存信迎娶了出身召片领姻亲的刀美英。后来，老召片领刀栋梁去世后，由侄儿刀世勋继承，而刀世勋和刀美英正是表兄妹。
召存信任勐捧土司时，对辖地内的民生十分关注。当时，勐捧民众捐税很重。不仅有土司、头人的税捐，还有民国政府的繁杂税捐。年轻锐气的召存信进行了激进的改革，要求各类税捐，包括自己的土司税捐，一律减半。这一措施宣布得较为突然，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却遭到下属头人和民国政府的抵制。一个勐捧头人甚至勾结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土司府，企图对召存信不利。幸亏有人报信，召存信夫妇才得以逃脱。
事后召片领刀栋梁调停了风波，考虑到召存信积极有为，但勐捧尾大不掉，于是将他调往召片领统治中心车里宣慰使司驻地车里，即今景洪。在车里，召片领任命召存信为车里宣慰使司署议事庭庭长（相当于首相），食邑景哈。自此以后，召存信又被称为召景哈。年仅18岁的召存信成为西双版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领主。
但是，召景哈在车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民国车里县政府依仗驻军，不断到宣慰使司摊派各类租税、要求抓丁，丝毫不顾及民生。召存信为此抗争不已，还被县政府投入过监狱。从此，召存信便与民国政府军队决裂。
二战结束后，召存信试图寻求新的道路。他结识了普洱人鲁文聪，鲁文聪的妻子是南甸傣族土司的妹妹。召存信与鲁文聪一拍即合，决定分别自建军事力量。召存信变卖家产，招兵买马，建立了车里民族自卫预备大队。1949年，鲁文聪的队伍在混乱时局下接管了车里、佛海、南峤三县的政权。此时，鲁文聪和召存信决定主动联络共产党。
长途跋涉到普洱之后，召存信联络到共产党组织，被留在普洱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被党组织派回西双版纳进行工作。1949年10月，召存信回到车里。他调集车里民族自卫预备大队，在车里外围驻防。年底，召存信还带领车里民族自卫预备大队与国民党驻军展开激战，给国民党以很大打击。
1950年2月，解放军追歼部队追击国民党残兵，抵达橄榄坝澜沧江北岸。召存信立即带领20多位少数民族头人，前往联络解放军，主动要求解放军渡江，解放西双版纳。这月的一个黎明，召存信亲率车里民族自卫预备大队，亲身参加战斗，配合解放军趁雾渡江作战。召存信还为解放军组织了物资、船只和翻译。几天后，西双版纳全境解放。
1950年秋，召存信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进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9月30日，召存信等少数民族代表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几天后，毛泽东再次接见少数民族代表时，召存信等人代表西双版纳傣族向毛泽东晋献了象征权力的金伞、象征智慧的贝叶经书和其他礼物。
12月下旬，召存信等人回到西双版纳。当时，云南边境地区的局势仍然不稳定。特别是各民族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普洱地区专门召开了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51年1月1日，按照当地历史上的结盟习惯，各民族代表剽牛盟誓。作为盟誓的成果，各民族代表签署了《民族团结誓词》。召存信第一个签署，用老傣文签上了“召景哈”。
1953年1月，西双版纳成立傣族自治区，召存信当选自治区主席。1955年6月，改设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召存信当选州长。此后，直至1992年，召存信连任了7届40年的州长。西双版纳人都尊敬又亲切地称呼召存信为“老州长”。期间，“文革”中召存信也被批斗、关牛棚，周恩来亲自点名“解放”了他。
1980年至1990年代，召存信在他最后两任州长上为西双版纳的腾飞注入了新的动力，建设了公路、机场，更让美丽的西双版纳蜚声海内外。退休后的召存信和夫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致力于西双版纳地方史和傣族文化的整理。
2015年1月，召存信离开了奋斗一生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各族人士自发到殡仪馆送行，他们在网上发帖：“版纳儿女团结一股绳，为老州长送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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