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篇，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
是在高中时跟风，读了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初中必修琼瑶，大点儿就是三毛和席慕容，然后高中时期就张爱玲了。
不过年纪小，看不出什么深刻的社会背景，人性描绘，只看文里的爱恨痴缠。乍读来，太太小姐，姐姐妹妹的，像极了＜红楼梦＞。书里描写的场景，都掺杂着她自己旧时生活的影子，对少时生活的不舍。
从她眼里望去，母亲是恣意欢笑的，父亲虽然老旧沉闷，那时还算温和敦厚。只可惜父母两人理念的南辕北辙，导致必然的分道扬镳。然而母亲最终的离去，以及张爱玲生命里亲情的缺失，让她的小说都带着一些哀怨的情绪，且结局多是悲剧。
读＜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沉香屑＞里的葛薇龙，＜半生缘＞里的顾曼桢，＜色戒＞里的王佳芝，总好似看见这些妍色各异的女子，手持竹伞，身影娉婷，在雨雾飘摇里渐行渐远，慢慢模糊了容颜。
其实对张爱玲的小说，印象最深刻的偏不是上面那些有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一篇短篇 —《心经》。描写的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和自己父亲的爱情，用了一种及其清淡的语气慢慢道来，却是最后父亲选择了与女儿相像的同学一起离家出走而结局，看起来便更加的难言酸涩，尴尬而止。
当时那个年纪，读来一头雾水，似乎懂得其中的意思。可是那个时代，这样的故事太惊世骇俗。以致于我反复几遍读来，只是想寻找到蛛丝马迹来证明这对父女并非亲生。到了现在再想来，原来那只是张爱玲自己恋父情结的反射。这些，都是因为她母亲一再的执意远离而造成的。
总觉得，黄素琼追寻的自由，太过刻意，有时候甚至于好象为为之而为之。到头来，似乎也只是一场绚烂烟花，散了竟什么也留不下。可惜了，这场太过执拗的追求，造成了母女两个都不幸福圆满的人生。
转自
黄逸梵：人生的不良资产剥离
洛杉矶西木区毗邻加州大学的Rochester公寓 Part4，常常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华裔，只因这座楼的206房间，曾经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她从1991年7月7日到1995年9月8日去世，一直居住在这间极其普通的单身公寓，在洛杉矶二十三年，这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那时，她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很少和人来往，却常常面壁而坐，喃喃自语。偶尔的访客以为她在念佛，她却有些自嘲地解释：“我在与我的妈咪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的，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就是妈咪！”
是“妈咪”，不是“妈妈”，娇嗲而亲昵的称呼，带着甜蜜的热气，几乎不像从张爱玲口中呼出。相比热络的表达，她更擅长静默艰涩地追究真相，不留情面地批判自己和世人。
她说自己是个“最不多愁善感的人”，那些难得的黯然与纠结，一部分给了胡兰成，另一部分恐怕便给了她的母亲——黄素琼，或者黄逸梵吧。
人们总对张爱玲显赫的父系祖辈津津乐道，其实，她母亲的娘家也毫不逊色。这个本名黄素琼的女子，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李鸿章淮军初建时的副手。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奉命镇压捻军，在对东捻的战斗中，黄翼升的水师驻守运河一线，阻拦了东捻的向西突围，立下大功，授男爵爵位。黄家在南京的房产，位于如今的莫愁路朱状元巷14号，被称为军门提督府。
1894年，七十六岁的黄翼升去世。唯一的儿子黄宗炎承袭爵位后，赴广西出任盐道。这位将门之后没有子嗣，赴任前家里从长沙家乡买了个农村女子做妾，不负众望的姨太太幸运地怀了孕。黄宗炎赴任不到一年便染瘴气亡故，年仅三十岁。1893年，姨太太生下龙凤双胞胎遗腹子，女孩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男孩是她的舅舅黄定柱。
1915年，二十二岁的黄素琼由养母大夫人张氏做主嫁给了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1922年，大夫人在上海去世，她和孪生弟弟黄定柱分了祖上的财产，她拿了古董，弟弟要了房产、地产。丰厚的陪嫁加上分产所得，她自己能够支配的财产可观极了，犹如她的婆婆、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当年的陪嫁足够张家近三代的挥霍。
—— 1926年的黄素琼
黄素琼与张廷重，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一对璧人，前清遗少的黄金组合，假如性情契合，完全可以成就邵洵美与盛佩玉一般的阅尽沧桑的终生厮守。只是，生活从来不是推理，顺理成章的情形总是太少。 这对男女，分明是两个世界的人。
黄素琼相当有个性，充满将门之后的果决勇敢。她自己也说“湖南人最勇敢”，来自湖南乡野的生母割裂了祖辈优柔的闺秀血脉，注入原生态的野性和大胆，所以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男人。张爱玲晚年谈到母亲时，说她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
她生得也美丽。不同于张爱玲孤绝的女知识分子模样，黄素琼眉梢眼角都是女人的风情，《对照记》里一张题为“在伦敦，一九二六”的侧身照，大卷发，双手交叉抵于下巴，膝上一角蓝绿外套，一派文艺而凄迷的女神范儿。
她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兴趣。她学油画，和徐悲鸿、蒋碧微同住一栋楼；她学唱歌，天生的肺弱听起来像是吟诵诗句，总是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于是她抱歉地笑笑，娇媚地解释；她和胡适同桌打牌，长袍红蔻丹洋溢的希腊风情瞬间成为麻将桌上的尤物；她学做手袋、皮鞋，不远千里地从马来西亚带回一铁皮箱碧绿的蛇皮，叮嘱小姑子张茂渊时时翻晒；她尝试不同的社交圈，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交际圈子拓展到了南亚的上流社会。
这个积极的女子，千方百计撕掉身上粘着的“前清故人”标签，向往着肆意的自由和全新的生活。所以，她抛夫别子远赴欧洲，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登上远洋的轮船时，连名字都从浓墨重彩的“黄素琼”，改成了轻灵不俗的“黄逸梵”。
—— 一九三零年代的黄素琼在开往法国的船上
她的丈夫，张廷重，却只能做个遗少。
遗少也有自己的痛苦。年少守寡的母亲李菊耦训子怪异，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交往“学坏了”，便故意给他穿过时且绣满花的衣服鞋帽，打扮得像个女孩子，因为缺少交流，他自幼腼腆、自闭。
张爱玲印象中的父亲，是个神态阴郁的中年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可是，听不出那是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八股范文，还是经典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一个时代的Loser，流露着末世故人的精神寄托，充满着不合时宜的凄惶。
纵然迥异，这对夫妻也并非天生的冤家，至少，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你侬我侬的柔情时刻，至少，张廷重一定是爱过黄逸梵的。 她第一次出国，他寄了一张小照和一首七绝：才听津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中国传统男人的那点情愫，仿佛只有古体诗才能抒发，如此蕴藉的相思之情，一声“书生”一声“卿”，“叫郎肆意怜”的新婚时光恍惚重现了。 纵然前卫如黄逸梵，终究，还是心动了。
于是回国。
张爱玲曾经借《小团圆》描写过两人间相处的细节。
妻子嫌弃乃德（张廷重原型）找的房子不好，开口便说：“这房子怎么能住？”乃德对妻子并不气恼，像是有点宠溺，笑着解释。
吃午饭的时候，乃德绕着皮面包铜边的方桌兜圈子，等待妻子下楼。妻子总是“难得开口”，乃德渐渐地也自知无趣，终于第一个吃完了就走。
有点儿心酸。
在他们的感情中，女方一直占据主导，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张廷重腼腆，我却总觉得，更多是因为他的深爱，因为更爱，所以更隐忍。
面对美丽、自由、生机勃勃的妻子，张廷重这个含蓄内向的中国男人很迷惑，他不知怎样去爱她，他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当她回到身边时，他想过改善两人的关系，可是碰壁之后就不再尝试。他不懂耐心解释两人的误会，也不愿尝试新的方式获得她的理解与认同。甚至，为了提防她再度出走，他故意不支付生活费，期待陪嫁用尽后，她失去离开的资本。
这个Loser，自己是醉生梦死的自由落体，却要她也保持同样的降落队形，这般垂死的紧抱，只能让黄逸梵更想逃离。 丈夫，成了她生命中最希望剥离的不良资产。
即便如此，黄逸梵的回归依然为这个家庭带来了一抹亮色，以及回光返照的亲情。
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房子里有体面的狗、美丽的花，以及氤氲的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华丽新派的朋友。黄逸梵和一个胖伯母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年幼的张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三十二岁的黄逸梵穿着缀满淡褚色花球的飘逸洋装，美丽而优雅，一双儿女看着母亲唱歌、弹琴，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弟弟，调皮地微笑，眨眨眼睛，仿佛在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是张爱玲童年最和美快乐的回忆。
—— 幼年时期的张爱玲和弟弟
我们总以为，孩子是成全婚姻的利器，却不知，他们更是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对不搭调的夫妻，倘若仅在二人世界中共处，过着貌合神离互不干涉的日子，矛盾倒未必多么激化。毕竟，换个人搭伙也有风险，没有十足的把握，谁也不愿轻易打破现世的安稳。
有孩子便不同，迥异的人生观与生活态度投射在子女教育中南辕北辙，连喝什么牌子奶粉、上哪所幼儿园都无法达成共识，细碎繁杂的矛盾终究酿成不可调和的冲突——自己这辈子勉强凑合就罢了，还要复刻一个如此生厌的、似足了对方的小人儿，叫人如何甘心？
黄逸梵与张廷重，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博弈。
黄逸梵受西方教育观念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生活更健康、多元，坚持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夫妇俩多次争吵。张爱玲十岁时，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她送去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她就读过的学校，无论是玛利亚女子学校还是伦敦大学（后转入香港大学）都是费用昂贵的私立学校，她自己在《流言》中曾说：“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去。”
可见，黄逸梵对待女儿，大多数时候还是明智开通的。只是，细节处的忽略和残忍，以及经济的窘境，经常让母爱显得局促；自顾自的个性，让她经常伤害女儿而不自知，当女儿辛苦得来的奖学金，被母亲输在了麻将桌上后，女儿认为“与她之间结束了”。
这对夫妻最终走到离婚的地步。
黄逸梵请来外国律师，办手续时，丈夫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见这情景，心中不忍，问她是否改变心意，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他听了这话，明白无可挽回，无奈签字。
离婚后，他搬到她娘家人住的巷子里。
或许想着还能遇见她，或许期待一起去嫖娼的大舅子黄定柱念着往日情分可以劝和，这个旧式男子，用这么奇怪的方式表达眷恋。
他内心极度痛苦，事业不堪一提，婚姻的打击又如此沉重。他的日子一直像下沉的午后的阳光，因了她而带来明亮，她那么懂得生活，只要她在，家里便井井有条，她对孩子的教育也新式，如果她愿意，就是他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模板。
她是这个男人心中的光，她的离去，让他彻底放纵了自己，宁愿从昏昧的傍晚归隐入黑暗的夜晚，也好过时时刻刻的担心、焦急和暴躁，他同归于尽式的爱，最终变成了本能的、自卫的对抗。
因爱不成而生的怨恨，萦绕着他的余生。
成功剥离了婚姻的不良资产，黄逸梵像旅行家一般行游欧洲、亚洲、非洲。
每一次出行，便卖去一箱古董，每卖去一箱古董，她都自责而哀伤——一个新女性居然没有其他谋生能力，只能依靠祖产生活，她那么厌恶她的前夫张廷重，却也像他一样坐吃山空；她那么迫切地改变自己，可一切她痛恨的事物却烙印在基因中，直至终老，也不肯放过她。
1957年8月，她病重，给女儿写信，说唯一的愿望就是见见女儿。
敏感而天才的女儿那年三十七岁，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窘迫，或许是因为母爱的稀薄——母爱于她，更像是一件抽去了棉胎的锦袄，华丽而没有温度。
她绝情地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只寄去了100美元。
大约一个月后，黄逸梵客死伦敦。六十四岁的她走遍世界，背后却没有一个温暖的家。说到底，她自己拼尽一生也没有剥除那些她唾弃的不良资产，只好与它们一起，同眠地下。
得知母亲去世，张爱玲面壁而哭，大病一场，直到两月后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遗物。母亲为她留下一箱古董，在艰辛的时候，一件小古董就卖了860美元。
直到有了女儿，我才明白，女儿不仅是妈妈的小棉袄，更是妈妈的小冤家。不必说“女不教母之过”的古训，也不必说十几年如一日事无巨细的照料，单是叛逆青春期的较量，便足以“一孬抵九好”。
黄逸梵对女儿的付出不可谓不多，无奈有时不得法，有时在自我与母性间游移不定，她自己不曾被父母温柔相待，自然学不会那些柔情入髓的细节，给女儿精神上的伤害，纵然愈合，也伤疤永存。
不过，这个女儿，又对母亲回报几何呢？
女儿对母亲真正的体谅，总是要等到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在失却小女孩任性妄为的年纪，发现生存的艰难，以及爱的尴尬和现世的无奈。若摊上了天才与孤绝混合体的女儿，这番体悟怕是要等到女儿年近古稀，行将在天国的门口与母亲重逢时分了。
一番自省，几多忏悔。
所以，在Rochester公寓 Part4，张爱玲与久已去世的妈咪和解：
妈咪，请为我留一条门缝！
1995年9月8日，一个中秋节。张爱玲在洛杉矶清冷的月光里孤独离世。 去世两天后才被公寓管理员发现。据说，她面向太平洋，趴着，一只手探向前方，是要去握住妈咪滑落的手吗？
治愈你：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Why？
因为坏女孩从不屈就，哪怕是三十六床羽绒被下的那颗豌豆。她们总是向<前、向前、再向前，即使自己也不确定前方究竟是精彩还是危险，但是，前进的姿态是一定的。
在前行的过程中，背负太多总是走不远。现世总有得失与取舍，谁的人生都有不良资产，有时是半死不活的事业，有时是同床异梦的婚姻，有时是知心难再的朋友……是挥泪斩仓，还是含恨持有？好女孩和坏女孩的选择永远不同。
对于更注重自我感受的坏女孩们，生活是一场活色生香的盛宴，永远新奇永远未知；让她们参演一出被别人导演的戏剧，走向一个规划好的一望即知的结果，断无可能。她们享受了时光的新奇特，也失去了高端大气的上流生活。
黄逸梵的人生固然算不得完美，至少，她丰富而热烈地存在过。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