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刚过，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按照惯例，速中全校停课，投入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我理所当然地又成了骨干分子。校首长先在小范围召开动员会，要我们打消顾虑，带头向党提意见，从而把全校教职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让这场运动迅速升温是有困难的。曾几何时，胡风不就是因为向党中央递交30万言意见书而招来横祸吗？这次要求反对“三个主义”，矛头还必须向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普通群众哪有如此胆量：说大了，怕扣上反党帽子，说小了，联系本单位的领导，也得罪不起。所以校首长进行了反复动员，并作出许诺，不给提意见者穿小鞋。这些头头中，数瘦骨棱棱的校长最能说。他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向骨干分子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
读完这段文字后，校长按照自己的讲话习惯，开始没完没了地即兴发挥起来。他谈到各地热烈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联系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慨叹“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是何等难得，还说有位民主人士批评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他们这种热心帮助共产党“除三害”的积极性是可嘉的。如此等等，都是些耸人听闻震聋发聩的消息，言下之意是地方上的大鸣大放已经搞得热火朝天，部队晚走了一步，应该迎头赶上。上海一位资本家连“定息要拿20年”的意见都敢提，我们又有什么顾虑撂不下？
校长在1942年入伍前，本是西南联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曾多次聆听费孝通的演讲，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因为追求革命而辍学，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当时在延安，像他这样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算得上凤毛麟角，本来可以一展宏图，谁想他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没有管住自己这张嘴，说了些共产党的风凉话，结果受到冲击。好在他的言论比王实味差得远，没有被划到对立面去，不用为项上人头担心。然而遭此一劫，仕途还是大受影响，一直得不到重用。只是到了解放以后，部队开始抓文化建设，他才慢慢缓过劲来，一点一点往上爬，现在总算爬到速中校长的位置。这次或许是受到费孝通文章的感染，他表现得异常兴奋，如同一只惊蜇而动的虫子，终于可以拱出地面，享受和煦的阳光了。整整两个钟头，校长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其间多处引经据典，借古讽今。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谈到唐朝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一手遮天，干尽坏事，又怕别人到皇帝跟前告状，于是就把谏官们召集起来训话说：‘现在皇上领导英明，文武百官只有服从的天职，不必再提什么意见了。你们难道没瞧见宫门口站立的仪仗马吗？它们吃的是一等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薪俸，可是在值班时，只要嘶叫一声，就会被立即淘汰，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啦！’我们共产党干部可不能学李林甫呀。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是真心诚意的，大家可不要半信半疑。中央说得很清楚嘛，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需要强调的是和风细雨而不是狂风暴雨。这跟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完全是两码子事，我敢担保！”
接着是训练处长蔡廷凡的发言，特别提到最近报刊上组织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据他了解在文化教员中也有不少议论，既然大家对此感兴趣，就不妨在这次鸣放中也列为一个专题吧。
最后才是政委发言，他针对社会上流传的“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指出这种思想顾虑反映了对党的政策的误解和不信任，应该纠正。他鼓励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去，迎接全国鸣放新高潮！】
1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