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五月，我们终于坐上了从美国开往台北的飞机，但是妈妈，我爱人还有我，心里却没有底。姥爷的亲人会不会在台湾接待我们？我们没有他们的接待能不能找着姥爷的墓地？坐在机座上，看着邻座妈妈那消瘦的双肩，布满邹紋略带愁容的脸庞和那佝偻的脊背，酸楚和沉重不由的浮上了我的心头。
妈妈在她13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她的父亲从济南逃往南京后妈妈就再没有见到她的父亲。姥爷，据妈妈讲，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在加入国民党以前是一位大学的英语老师，后来被国民党封为山东德州国民党警备处司令。48年临近解放，战火席卷全国，共产党胜利的捷报也在接连不断地频频相传，全中国的城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局势一个又一个的被解放。姥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仓慌逃往南京的，由于种种原因，姥姥还有她13岁和3岁的女儿最终没能和姥爷在南京会合，而是匆忙投奔小姑去了天津，但是不久，天津也被解放。
姥爷和姥姥是媒妁之言为婚的。姥姥长姥爷5岁，小脚，不识字，出生在村里一个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姥爷在他15岁和姥姥完婚后的第二年，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在大学任教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相继劝说他从政，最终他选择了国民党。有了一官半职后，姥爷把全家接到了济南，据姥姥讲，家里有粮仓，雇有佣人，“他花销大方，随手就可以把一枚金戒指送朋友作礼物”。我的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戒尺鞭打手心下读完她的小学的。妈妈，10岁开始上学，从一年级跳到3年级然后又跳到5年级，虽然只上了3年的学校，但是，妈妈一直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你将来一定要上大学的”，这是她父亲对她的期望。
从济南来到天津后，全家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在了妈妈，一个年仅13岁女孩子的肩上，上大学对她来说已经成为奢望。妈妈一边在工厂打工挣钱养家，一边上夜校来完成学业。在她15岁那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公安护校。在她成为了一名公安医院的护士后，家里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因为有姥爷这个特殊反革命的海外关系（其实共产党那些年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还是活），我姥姥，母亲，我姨还捎带了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受了不少的牵连。妈妈在医院工作后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护士长，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年年都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但是，直到80年代未才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大会上，妈妈泪流满面，双手颤抖地接过党员证，竟然激动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她从心坎里感谢共产党，她的恩人，终于接纳了她这个反革命的女儿。
13岁就失去了父亲是妈妈心中永远的痛。虽然妈妈从来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表露她的思父之情，但是她内心里一直是在牵挂着父亲的。父亲去了哪里，是死是活？死在哪里？又在哪里活着？
2003年，妈妈打来了越洋电话，未语先泣，“雯雯，妈妈知道你姥爷的下落了，他从南京去了台湾。” “噢，是吗？” 我高兴的就要蹦起来，“他70年代就去世了”，“噢，是.....吗？” 还没有来得及兴奋，叹息跟了上来，“妈妈，不要难过啊” 我安慰着母亲，“不难过，妈妈不难过”，妈妈哽咽着，“这些年来，妈妈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再不掂记他了啊”。
接下来从和妈妈断断续续的电话聊天中我知道了姥爷在台湾的一些情况。
姥爷去了台湾后，成为一个台湾公职人员，没有几年和一位当地台湾女人结了婚，生下了几个女儿。70年代初期因为乙肝在台北去世。2003年一个姥爷山东王姓战友的儿子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于是和母亲联系上，妈妈这才知道了台湾继母的电话。
妈妈每次在和我通电话时聊到她的台湾继母时显的非常快乐，“这个继母很善良啊，非常热情的。妈妈一再被邀请去台湾呢”。
从妈妈的电话里，我隐隐约约的感到，妈妈很想去看看他父亲的墓地，但是妈妈没有直说。
限于当时台湾对大陆人的入关政策，大陆人不可以单独入台除非是从第三国进入。我知道了妈妈的为难，“妈妈，没有关系啊，女儿为你了了这个心愿，办个绿卡从美国去，我们带你去啊。台湾那边的人不是很热情吗，我们也不用担心去了以后找不着姥爷啊”。
买了来美国的飞机票后，妈妈非常激动的告诉了她的继母，姥爷的台湾老婆，妈妈要从美国去台湾看她父亲的墓地。但是以后妈妈再和继母联系时，那边就不接电话了。
妈妈知道继母家里唯一的信息就是她几个女儿的名字和她们的生日。
妈妈来美国后，我们手忙脚乱的帮她办了绿卡。然后就继续和台湾那边联系，但是，不管是妈妈继母的邻居还是和她所有有关系的人，都不愿意告诉我们她的去向。试着几宿几宿和台北警察署联系，想通过那些女儿们的名子和生日找到她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但是却一无所获。
看到我整夜没完没了的打电话，没有希望，再打，还没有希望，妈妈坐在那里局促不安，低着头，搓着衣角喃喃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开始非常热情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也只是想看看爸爸，没有其他意思啊”，妈妈感觉给她我们添了麻烦。
无奈，我们联系了国内姥爷山东王战友的儿子，王东，一个在非常落后偏僻的农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当王东告诉了我们他们和姥爷台湾老婆的故事后，我们才明白了为什么妈妈的台湾继母不愿意和我们联系了。
王东的父亲，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48年时，把1岁的儿子王东和老婆扔在了大陆自己跑到了台湾一直未婚再娶。姥爷去世后，80年代初，王东的父亲和我妈妈的台湾继母相伴去了大陆，王战友的家乡可以说是赤贫如洗。王战友的老婆在王战友跑台湾后一直没有再嫁，和儿子相依为命过着简朴拮据的日子直到90年代去世。儿子因为父亲的反革命海外关系因而没能上了高中，只能在地里干农活。90年代中期，王战友又和妈妈的台湾继母再次去大陆他的家乡，给儿子买了房子，此时的王东也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所小学的老师。王战友临回台湾时，已经决定在济南买房子将来要在大陆落叶归根安度晚年。王战友还许诺儿子回到台湾后，要从自己的积蓄里给王东从台湾打4万美元，以供孙子将来上大学的费用。
天有不测风云啊，没有想到王战友回到台湾后，还没有来得及卖台湾的房子，给儿子打钱呢，一个癌症使他撒手人寰。
王战友的死，给还没有死了的人们留下了麻烦。
王东，根本没有能力去台湾争取父亲留下的遗产，因为他在大陆既没有父亲的遗嘱，也没有去台湾的经济能力。而且，台湾当局不允许大陆公民单独去台，除非你有台湾方面的邀请信。
百般无奈，王东只有电话我妈妈的台湾继母，请她帮忙把王东父亲生前许诺王东的4万美元寄给他，以聊补家里的贫困。“我没有拿你父亲一分钱，你父亲在医院看病还是我们全家支助的”，妈妈台湾继母如此说，然后挂了电话再不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