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的原创，是几十年前老邻居最近写的回忆文章，经他同意，发表在这里，文章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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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东医院”被敌人破坏，完全因为党内出现叛徒所致。叛徒侯锡明，出身地主家庭，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是个倾向进步的青年，也参与过爱国救亡运动。由于文化程度高，能言善辩，对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主动响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群众基础。但是，他以假象取得了党组织的信任，本以为他能真心为党工作，所以派他当了掖县第六区“伪区长”。
当时，掖县在日寇占领时期，我党为了及时了解敌人情况和做一些里应外合的工作，有一个很实用而有效的策略，就是选择一些未暴露身份，有一定社会经验，办事沉稳，不易引起敌人怀疑的共产党员，派到日伪政权里当区长。这对搜集、了解敌人情况，配合锄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很是有利。我八路军人民政府称他们为“伪区长”。其时，在掖县我党派在日伪统治区的“伪区长”，他们潜伏在敌人内部，天天同凶狠残暴的鬼子打交道，是地道的无名英雄。他们一面忍受着广大群众的非议，被误解成汉奸卖国贼，一面为取得敌人的信任，又要“顺从”敌人，表面做一些违心的言行。“伪区长”们在日伪魔窟里，不顾个人安危，根据党的要求，为抗日锄奸，打击侵略者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恰到好处地处理着各种复杂情况,做出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令人称道的事迹，有关这方面的故事着实不少。
1941年春，八区庄李家村有个李台元，打死了我军的一个侦察员，带着两个儿子跑到小庙后的据点里当了汉奸，他们父子三人经常带领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我分区委决定通过内线关系将其除掉。一天，“伪区长”赵蕴南叫李台元的大儿子到大庙后村去拿烟、酒、肉等。那里早已准备好了酒菜，拉他入席，几个人轮流劝酒，乘他喝得酩酊大醉时把他捆绑起来，架到北沟砸死掩埋。第二天据点里伪军中便流传出“李台元的大儿子跑出去当了八路，要带八路军与他爹里应外合把小庙后的据点来个一窝端”。日军知道后就对他父子俩进行审问，李台元也说不清他大儿子到哪儿去了。鬼子一再追问，要他交出人。李台元父子感到不妙，就寻个机会逃出据点。我们内线人一直监视他们的行动，刚一逃出就被区中队逮住，就地处决。
王中武原是我八路军战士，以探家为名请假离队，路经掖县驿道叛变投敌。他为了取得敌人信任，领着鬼子到车栾庄挖出我军在该村掩藏的一辆小汽车，在朱盘沟抢去4万斤公粮和一批军服军鞋，很受鬼子赏识。我打入敌人内部的“伪区长”迟典武，在日寇小队长面前吹风说：“八路军的战士都很坚决，小心中王中武的计。”日军小队长太田听了不以为然。我分区委书记王瑞琪把除掉王中武的任务交给区中队，区中队选派了机智勇敢、身高体壮的两位战士和驿道村长高明千担当此任。每逢集日，他们就混在人群中等他出来。旧历七月十二日，王中武到伪区公所，迟典武就激他说：“你敢去赶集吗？”王中武拍着胸膛说：“老子哪儿不敢去啊！”他带上撸子枪，找了个钱搭子，迟典武给他戴上一顶六角斗笠（这是事先约定好的识别记号），就得意地走到街上。这时在那里等候多时的汤河敬三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伪村公所绑起来，用毛巾堵住嘴装进口袋，从后院墙将他抬出去，在村南银子沟用石头将其砸死掩埋。为了防止鬼子怀疑，晚上他们在大街上贴出“欢迎王中武携枪归来”的标语。第二天一早，迟典武就向太田小队长报告。太田到街上一看，气得两眼冒火，大骂“八嘎牙鲁”，拍着迟典武的肩膀夸奖说：“你的，对皇军的忠诚，我的当初没听你的，后悔大大的。”鬼子一气之下到东关村将王中武的家属全部杀掉。这就是叛变投敌的可耻下场。
“伪区长”的丰功伟绩真是不乏其例。但是，侯锡明这个“伪区长”白日做起了美梦，想真的当上日伪的区长。他看到日寇不可一世，似乎中国大势已去，将来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而且本人已经过上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何必再冒极大的风险去为抗日救国考虑，不如叛变投靠日本。为了取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于是丧尽天良，当了可耻的叛徒，向日寇告密了王述先是地下共产党负责人情况。好在都是单线联系，叛徒只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来往情报都由父亲处理、交换，避免了更大的破坏。时任掖县县委书记的王磊同志，得知此事非常重视，当即严令六区委,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除掉叛徒。侯锡明满以为自己的叛变行为做得天衣无缝。仅仅七天，尽管他和老婆住在戒备森严的鬼子据点里，但也没能逃过我党组织严密的锄奸法网。神通广大的武工队员想方设法潜入其住所，巧妙地将侯逆夫妻弄出据点，押解到掖县驿道山区根据地，审讯后用石头将两人砸死，利落地除掉了这个死有余辜的汉奸卖国贼。为党、为国除了害，也为我们受害的家庭报了仇，雪了恨。无耻的叛徒、汉奸得到了应得的下场。乡亲父老得知汉奸区长侯锡明和他老婆被八路军处决了，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龙本已于1943年8月被我四区中队长刘文龙等同志活捉后又逃跑，被民兵击毙。可是日寇投降后，岩渊这个屠杀无数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却安然回了国，至今仍被日本右翼分子赞美为“国士”、“英雄”，天理何在?哪里还有一丁点人类良知！
父母牺牲后，我们四个未被万恶日寇抓到的烈士遗孤，虽然幸免遇难（二哥和我因为不在父母身边，否则必死无疑），但活下来以后的处境，其艰难程度实在没法预料，用现在的话说，脑子一片空白。当时，外婆家只有她老人家一人。1939年，外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被进村扫荡的鬼子兵抓到，硬要他领着去找八路军。老人说：我这般年纪很少出门，哪里知道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鬼子不信，三九天在大街上扒掉他的棉袍，将其暴打一顿。鬼子走后，被抬到家中已动弹不得，加之，连冻带吓，高烧不退，没过几天老人含恨撒手人寰。外婆只有她一人,实在无法照料这么多孩子。一岁的五弟，还在吃奶；四弟才四岁；我是老三也只有七岁；最大的二哥十二岁，也还没到谋生年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前面提到的共产党员所少泉同志，他得知王述先等被日寇杀害后,
首先想到是赶快安置烈士遗孤，解决孩子们面临的生活问题。当找到我外婆家时，见到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艰难还严重。外婆由于受到极度刺激，精神失常，成了疯人，都是街坊邻居在照顾老人和孩子。多亏我的二伯父闻讯及时赶到，经商量，少泉伯当即答应将襁褓中的五弟和我领走；二伯父将四弟和二哥领走。至于对外婆的照料，好心的乡亲都愿意帮助，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万幸的是后来外婆的病情日渐好转，半个多月后生活已能自理。
当时，正值日寇 “三光政策”实施之时。我党号召群众“坚壁清野”，给鬼子的给养供应造成困难，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气急败坏鬼子疯狂频繁地下乡扫荡，形势恶化之极。为了我们的安全，少泉伯请村里可靠的青年所林广（我后来知道他也是党员）帮助，村上只要得知鬼子要来扫荡，所林广就负责领着我逃离，虽然成天生活在恐惧气氛之中，但却保证了安全。五弟没有奶吃，看到孩子哭时,对日寇满腔激愤的少泉家伯母,一边掉泪，一边自言自语：“丧尽天良的鬼子绝不会有好下场。”为了让五弟能吃到奶，她就在村里找哺乳期的妇女要点奶，以救当务之急。只要能想到法子别让孩子饿着，就是她们全家最大的欣慰。再加上一个婴儿的拉撒、生病，真难为死伯母一家了，真不敢想那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二哥王文综，(后改名王浩斌)，二伯父请人帮助到掖县城学徒。少泉伯得知后，觉得不妥，在县城里学徒太危险，一旦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也把二哥接到他家，继续上学。直到1944年秋，王浩斌参加了八路军，在他家住了两年多。不要说我们给少泉伯家带来的经济负担，光就造成的精神压力该会是多么沉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善良的好人。岂止是善良，为救助烈士的遗孤，始终置个人危安于不顾，被日本汉奸知道绝对是灭门之罪。我们的关系绝非所谓冥冥之中的缘分,他如果不是一个具有强烈抗日救国之心，不是在坚定履行共产党员责任的人，试想,什么人能做到如此程度！所少泉以自己的行动突现了共产党人的风范，做人的楷模。这位平凡的伟人，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缅怀。
我在少泉伯家上了一年多学后，才回到了外婆家。他看到我们生活极其困难，随即找到八路军掖县三区人民政府，请区政府设法帮助。区政府哪有什么财政收入，但却爽快答应每月给外婆家补助二升（30斤）粮食，才使我们能勉强渡过难关。我也于1947年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四弟王文绥于1953年春参加了工作。五弟王文乐在少泉伯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时，才回到外婆家。他也于1960年夏考入人民解放军空军航校。兄弟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哥王浩斌参加八路军后,一直辗转在胶东大地,
尽管年龄很小, 但为父母报仇雪恨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为打击日寇侵略者,他从不畏惧艰险的战斗环境,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是青年党员。给家里写信除了报个平安外，唯一内容就是要我好好上学，不要忘记父母惨遭日寇杀害的家史，长大后继承父母遗志，参加革命为他们报仇。日本投降后，二哥转战东北，很年轻就担任了电台领导。解放战争中，随东北野战军一直打到湖南衡阳。由于政治可靠，思想、技术较好被选调到北京，在军委三部工作。很可惜，由于父母、大哥牺牲时，他已到懂事年龄，他又成了长兄，承载了同龄人难以承受的压力，遭受精神打击最大。后来一直患有失眠症，进而转化成精神抑郁症，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万恶的日本法西斯直接和间接地杀害了我们家四位，再加上外祖父一共五位亲人。
我入伍时不满十三周岁，虽是个尚不太懂事的孩子，但要继承父母革命遗志，为他们报仇的意识却很强烈。我的一生是在人民解放军里度过的, 由一个小学毕业生，经过部队业余文化学习，到组织上保送进高等院校深造,不但提高了政治素质,而且完成了学业，学到了专业知识。从一个士兵到当了中层干部，先后任过学员、卫生员、护士、无线电报务员、连长、参谋、副营长、股长、科长、处长、研究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特种纵队转战于山东胶东、渤海地区，之后参加了解放开封以及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许多战友在作战中不幸牺牲了，有些因为积劳成疾过早地辞世了，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献出了宝贵而短促的一生。还有一些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现在仍健在的老战友，有的参加革命比我早，绝大多数同时期入伍，战争年代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后来，大家几乎又有相同的经历，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亦较长。我的年龄最小，他（她）们总是把我当做亲弟弟看待，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那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氛围，难以用语言表达。可以说，我能够在革命队伍里健康成长，他（她）们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斗转星移，岁月飞逝，在我有生之年，回忆往事时，不能不提到这些六十多年来的老战友，他（她）们在抗日、解放战争及至祖国建设时期，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这些曾经无私并尽心关怀照顾我的老战友。。。我永存感激之情。在这个部队大家庭里,到处洋溢着团结友爱的氛围，帮助及至教诲我的领导和战友不胜枚举，都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还有少泉伯父的后代们始终关心我们兄弟们的成长与进步，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受益终生。
日本法西斯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近平主席指出：“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今天，在二战中被打败的日本，仍有一些右翼政客，不思悔过，否认侵略历史，妄图复活被世界人民唾弃的军国主义。日本内阁又在搞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勾当，阁僚四处抹黑中国，宣扬中国威胁，又玩弄起日本历史上
在“918”、“7，7”等事变时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贼喊捉贼，欺骗舆论，制造事端。并寻找靠山，伺机东山再起。日本内阁领导人厚颜无耻，竟然在国际场合宣称“侵略定义未定”论、“慰安妇必要”论；为“神风敢死队”申请非遗；参拜靖国神社为罪不容赦的刽子手战犯们招魂张目，以此向受害的国家示威，正在明目张胆地向军国主义道路迈进。但是，这些狂妄的右翼分子，也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和亚洲早已今非昔比，还想恢复往日“大日本帝国”，岂不是在白日做梦？历史是无情的，谁敢违背时代潮流，再走侵略之路，谁就必将碰得更加头破血流。试想，曾经遭受侵略压迫的中国和亚洲人民能允许吗？
王文少 201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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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顽强的山东胶东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同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日寇投降后，在胶东根据地流行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歌中唱道：“想起了八年前，东海边上起狼烟，数万同胞无家归，日寇烧杀掳掠又强奸，无辜百姓遭涂炭。救星从天降:八路军共产党，建立根据地保卫我家乡。兄弟姐妹一起武装，拿起棍棒端起枪，展开游击战，三五出入青纱帐。子弟兵队伍旗飘扬，抗日斗志更坚强。”歌曲由衷而生动地讴歌了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不畏艰险，宁死不屈，保卫家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真实写照。
1941年阴历7月，山东掖县平里店镇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事件，震惊当地，十里八乡几乎家喻户晓。这就是当地“泰东医院”医生王述先和妻子程桂芝、长子王文绪及在医院工作人员徐玉兰等四位共产党员，被叛徒出卖，同时惨遭日寇杀害的惨案。烈士们在敌人魔窟里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大义凛然，怒斥日寇侵略中国，禽兽不如，中国人绝不会屈服，就是要打击消灭你们侵略者......。令鬼子什么口供也没得到。由于都被打得皮开肉绽,以致上刑场时四人不能动弹，都是被拖上汽车的，盘踞平里店据点的日酋岩渊亲到刑场指挥将其杀害。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年仅17岁的王文绪被砍头后，蛇蝎心肠的鬼子兵，竟在他的颈部插上高梁穗子，杀了人还要取乐，其景惨不忍睹。恶贯满盈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我国乃至亚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王述先，1896年出生在书香门第，祖父王镇行是位乡村私塾先生，共有四男二女，除了次女童年死去外，其他人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当时受西方在中国传教的影响，全家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二伯父王范伍是位牧师，长期在掖县城教会工作，日寇入侵后，兵荒马乱，外国传教士相继回国，他便回家务农。解放后作为宗教界代表
，曾任过县政协委员。姑姑王月华小学毕业,出嫁后去哈尔滨谋生了。父亲排行老三，从小在掖县和济宁教会学校读书，后到济南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本县平里店镇开设私人诊所。因为学的是西医，且擅长外科。其时，当地医生多是传统中医，有许多急病顽症需要用西医方法治疗，如做手术、打针、抢救等，而且西药见效快，很受人们信赖。加之，父亲医德医术好，对病人总是认真负责。给穷人看病往往是少收或不收费。有的病人无法到诊所就医，他就骑上摩托车到病人家里看病,有病的人都愿找他诊治，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气。诊所里有不少颂扬的匾额，如“仁心高术”、“华佗再现”、“治病救人楷模”等，都是一些得过大病被治好的人家,为感恩而赠送的。
，曾任过县政协委员。姑姑王月华小学毕业,出嫁后去哈尔滨谋生了。父亲排行老三，从小在掖县和济宁教会学校读书，后到济南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本县平里店镇开设私人诊所。因为学的是西医，且擅长外科。其时，当地医生多是传统中医，有许多急病顽症需要用西医方法治疗，如做手术、打针、抢救等，而且西药见效快，很受人们信赖。加之，父亲医德医术好，对病人总是认真负责。给穷人看病往往是少收或不收费。有的病人无法到诊所就医，他就骑上摩托车到病人家里看病,有病的人都愿找他诊治，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气。诊所里有不少颂扬的匾额，如“仁心高术”、“华佗再现”、“治病救人楷模”等，都是一些得过大病被治好的人家,为感恩而赠送的。
母亲程桂芝生于1905年，我的外祖父程勤求，是个资深的厨师，长期在俄罗斯海参崴工作，家境殷实,曾有一子,三岁夭折。当时,村里在崴子谋生的人很多，受国外文化影响较大，大到连一些物件名字都是俄国名，如带烟筒的火炉叫“别列器”，烟斗叫“木石斗克”，水桶叫“维德罗”等,可见影响之一班。外祖父受俄国社会习俗影响，而且是个有个性的人，不顾家庭反对和社会议论，坚决不让两个女儿缠足，执意培养女儿,定要供她们读书识字。外祖母却说，大脚女孩子嫁不出去，活不长，识文断字用不上。外租父反驳说，旗人（满族人）和老毛子（俄国人）妇女都是大脚，也没见她们寿短。外国女子大都能上学识字，比中国女人有社会地位。由于外祖父极力支持，使得母亲能够到掖县、潍县上学，受到较好的教育。她中学毕业后，又到潍县医院（好像是教会办的，因母亲会英语，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父亲与她说外国话
，不让我们知道在说什么，医药书籍也多是英文）学了护士。经人介绍，应聘到父亲诊所工作，后两人结婚，共有五子。抗战前，掖县地区信奉基督教风行，县城里还有一座三层楼高的哥德式耶稣教堂。母亲也是个基督教徒,虔诚到在掖县基督教浸信会接受“洗礼”。这在当时女子能跳进水里进行洗礼委实少之又少。直到父亲和她入党后才脱离了基督教。听外婆说：老早以前，你们王家每次吃饭前都要闭上眼睛，祷告几句才能吃饭。
，不让我们知道在说什么，医药书籍也多是英文）学了护士。经人介绍，应聘到父亲诊所工作，后两人结婚，共有五子。抗战前，掖县地区信奉基督教风行，县城里还有一座三层楼高的哥德式耶稣教堂。母亲也是个基督教徒,虔诚到在掖县基督教浸信会接受“洗礼”。这在当时女子能跳进水里进行洗礼委实少之又少。直到父亲和她入党后才脱离了基督教。听外婆说：老早以前，你们王家每次吃饭前都要闭上眼睛，祷告几句才能吃饭。
1934年，家庭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大事，父亲被土匪绑票，匪徒声称要交出一千块大洋才能放人。家里上哪里去弄这么多的钱，只得哀求中间人从中说和。最后绑匪说，马上交足五百块可放人，否则后果自负，说白了就是要撕票。不单是家里，亲戚朋友也都万分着急，救人要紧，大家想方设法，东借西凑，筹足了五百现大洋，将人赎了出来。本来父亲就对腐败无能的当局深感不满。社会动乱，匪盗猖獗，官员兵痞横行乡里，苛捐杂税，民怨载道，弄得民不聊生，已是不争的现实。经过这次被绑架的打击，令他亲身感悟到社会没有公道，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没希望，个人没前途。不改变政治制度推翻现政权，指望国民党和军阀们去建立公道的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朋友中有许多早年投身革命和思想进步人士，如李翔九，三十年代初就从事革命活动，是个老共产党员，与父亲交情深厚，为了他能开展工作，父亲也给过他不少资助。他在战前和抗日活动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后不幸遇难,在群众中颇有名望。
对我们家庭影响较大的人，所少泉是其中之一。他主持正义，办事光明磊落，为人忠厚谦恭，乐于助人，极富民运斗争经验,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从1932年起，他被民选为所在永旺乡“农民代表协会”负责人。“农协”虽是国民党、军阀统治时期官方认可的群众组织，但实际上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均是共产党人。所少泉则利用其合法地位，积极宣传推行我党政策，替乡亲们说话，组织领导群众与当地政府进行说理斗争，维护农民利益。他还是个有一定文化的开明人物，年轻时多次出国，见多识广，其亲朋好友也多是正派刚直、具有爱国情怀的进步人士。日寇统治时期，所少泉是我八路军人民政府第四区区长。在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他的家庭，其后代们都继承了优良的家风，善良诚挚，刚直不阿。长女所毓英、女婿刘铁铮；次女所毓才（后改名苏民）、女婿李栋；侄子所毓柏(后改名俞伯)、侄媳张志堂都是38年、39年（李栋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置家庭与个人危安于不顾,奋勇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与年代，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非常值得人们称颂的功绩。后来，在我国解放战争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减当年革命豪情，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家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在当时，老百姓虽然不清楚所少泉是八路军的区长，但他能按党的要求尽职尽责，所作所为自然倍受群众赞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类似的朋友委实不少,由于受到周围思想进步人士影响，促使他要求革命的愿望也日渐强烈。掖县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郑耀南同志的亲戚得了一种当时叫“奶疽”的病，久治不愈，后经父亲做了手术方才治好。此后相互逐渐熟悉，郑耀南对父亲的思想和为人处世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介绍一些有社会活动能力、远见卓识，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做朋友。此外，客观因素也不断促使他思想发生转变。其中有一位被当局通令缉拿的共产党重要人物，父亲不顾风险，秘密将其安排在乡村柳林头的岳父家。父亲不告诉其人身份,姓甚名谁,只要求家里绝对保密,不可透露一点风声。但要长时间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地暗藏一个人，谈何容易。在家人共同努力下，千方百计设法解决许多难题，如改变住房外观格局,间壁隔断，以便于藏人，还要保障长期吃喝拉撒睡等，使这位同志安全地躲藏了半年多，最后终于脱离危险，临别时千恩万谢，回到了战斗岗位。此人对父亲的政治思想趋向必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抗战时期,党组织知道外婆家可靠清净不易暴露,赵沂川县长曾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在家里安全的住了半个多月。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写东西，用油印机印材料。生活艰苦，自带的粮食都是小米和玉米面，吃的基本上是咸菜，大葱蘸酱算是好吃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用的复写纸用到快没有颜色时，就将复写纸夹在盖垫（芦苇编的盖锅物）中间,放在锅上蒸一下再继续使用。
1936年，正值革命艰难时期，父亲不考虑自己有较好的职业和生活条件，置全家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还积极启发引导周围政治可靠、思想进步的人参加共产党。母亲和徐玉兰同志也都是1938年参加共产党的。他们在地下医院组成了坚强的战斗集体，冒着以牺牲自己和整个家庭为代价的风险，为革命、为抗日救国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和完美的家庭。每当善良的人们想到他们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赞誉崇敬之情。解放后，六区区政府将四位烈士就义地方，列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每逢清明节，组织学生们到烈士遇难地举行纪念活动。
1938年春，日寇铁蹄踏进胶东大地，掖县沦陷，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横行霸道，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民不聊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各地人民武装组织风起云涌，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但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抗日部队极端缺乏医护人员，特别是有技术的高级医生，更急需擅长手术的外科医生。党组织决定派父亲去八路军抗日三军(三支队)参加医疗救护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关闭了维持生计的诊所，随即撇家舍口，义无反顾奔向战场。除了随身携带必要的手术器械和急救药品外，将家属和医药、设备全部转移到平里店东的王家村，秘密隐藏起来。将医疗设备、药品放在了一个患麻风病的老乡家里，虽然鬼子多次进村里扫荡，但始终没有暴露。鬼子很怕传染上麻风病，他们从不敢到麻风病人家里和病人家附近活动。
1939年秋，掖县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在作战中很多受伤人员无法救治，有的眼睁睁看着死去。有些伤员急需进行手术治疗，甚至有的还要住院才行。当时急需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明面上为百姓看病就医，实际为抢救我挂彩伤员的“地下”医院。按照组织上要求，父亲回到平里店，开办了“泰东医院”，有四张病床，以便有效地保证我受伤人员的及时治疗。
医院建立后，各方面工作进展得都较顺利。但是,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缺少药品,特别是用于急救和消炎药品。由于敌人封锁极其严密,设法弄到药品乃当务之急。父亲通过可靠的同学关系和寻找能搞到药品的商人,千方百计买药买手术器械。经常需要应用智慧,连敌人也得利用上，有个汉奸头目得了花柳病到医院看病,父亲说：这病能治,但最有效的药是德国的“914”。我这里只有两针了，还是战前买的，要治好病得打很多针才行，现在日本人管得紧，什么药都难买到。你有办法，为了你的病也为我的医院，务请帮忙想办法买些药品。这家伙急着治病，果然爽快答应了。因为得“杨梅大疮”很丢人，他也不敢声张，还真的按父亲开的单子偷偷地买到一些药品和药械。就这样，通过各种渠道总算弄到一些治疗、抢救外伤的药品和器械。
医院开办后，经常有化装成平民百姓的“病人”被治疗。多数病人经过处理后，拿些药就走了；少数必须住院治疗的，其中多为需要做外科手术的枪伤重病员。住院时，必须事先与病号统一好口径，如姓名、年龄，何种内科疾病等(绝对不能暴露枪伤病情)，以防敌人盘查细问。这个表面风平浪静的“泰东医院”，外人哪里知道，工作人员是在多么艰险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外观上从不动声色。为了救治伤病员同志，他们默默而紧张地奉献着一切。医院的高效运转，使很多伤员重返战场；一些重伤号因为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挽回了生命。
由于工作人员可靠，特别是党组织保卫机构的锄奸保密措施，缜密周全，真正做到有奸必除。我党抗日便衣人员神出鬼没，经常是来无踪去无影，连鬼子都闻风丧胆。在当时那种极端时期、极端环境下，只要发现通敌或亲日分子，刻不容缓,没有多少道理可讲，格杀勿论,有的当时就地被“结果”了；有的夜里被拉到僻静处，在后背上插上“汉奸”亡命牌，就地正法。外婆家柳林头村是个有800多户人家的大村,军阀张宗昌的第三军军长程善册,就是柳林头村人。他家建造的大片豪宅很是显眼注目，鬼子经常到村里扫荡，所以发生的事情也较多。有个外号叫“锅腰双”的人，一天，鬼子进村扫荡，他在家门口摆上香案，放些点心及茶水，以示迎接。当天夜里就被武工队拉到村外的南河里，插上罪名牌子叫他死个明白，砍头处决了。如此强有力的锄奸保安措施，极大地震慑了坏人和不坚定分子，极利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另外，平里店是个大镇，商业和手工业较其他乡镇发达，并有电报局和邮政所。当时有两条大街，前后街商户甚多，且常开集市，过往出入人员频繁，十分利于我伤病员进出，医院保密安全状况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入院伤员大都快速处理后，就很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们无私无畏，甘当无名英雄。尤其母亲，除辛勤工作外，还要照顾吃奶的婴儿和四岁的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抗日救国，无论家庭多么困难，工作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她承载了常人难以承载的重担，不愧是一位伟大可敬的母亲。这样称颂她，不只是因为我是她的儿子，而是由于她勇于承受一切艰险困苦，以坚忍不拔，毁家纾难，视死如归的实际行动，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千万万母亲的优秀品质。
1941年9月6日，由于叛徒侯锡明告密，驻平里店据点日军，根据侯逆提供的情报，秘密设伏。这天正是阴历7月15日“放河灯”节，当地有家人团聚的习俗。王述先长期做地下工作，保持警惕性已成为习惯。深谙日寇的残忍狡猾，除了襁褓中吃奶和年龄太小，无法寄托给别人照料的五弟、四弟外，其余较大的二哥和我都不放在身边，以防万一。大哥王文绪，十五岁就离家参加了革命，是青年党员，党的地下交通员。被捕当天，他并非回家看河灯，碰上这一天到“泰东医院”交换情报，被敌人钻了空子，导致阴谋得逞，以致又让日寇多抓了一人。而更大的可能是敌人预谋安排，专等他回平里店才实施抓捕的。这天晚上十一时许，被捕的共有六人:王述先，程桂芝，长子王文绪，四子王文绥，五子王文络和医院工作人员徐玉兰。深夜，十几名日本兵和一个翻译，绑押着他们(程桂芝由于抱着五子，领着四子未被捆绑)去鬼子据点。路上碰到一个打更的人，鬼子嫌小孩哭闹，走得太慢，叫翻译对更夫说:“你将这两个小孩送到新民会去，听明白了吗？”。“是！是！”打更人一边应付着鬼子，一边在想:这些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是本镇王大夫家里的人，被鬼子抓了，一定是出了大事。“新民会”是什么地方，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窝子。如果把孩子送到那里，岂不等于往火坑里扔吗？不行！我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不往“新民会”送，鬼子肯定要追查，查到我就是大罪。小孩直哭，催人难忍。怎么办?不行!决不能往那里送。幸好更夫知道王大夫妻子是柳林头村的。于是他找了辆单论手推车，将小孩包住，用绳子拦好，连夜一路小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孩子送到了八里地以外孩子的姥姥家。打更人叫徐松，他就这样冒着被鬼子抓去杀头的危险，成功地挽救了两条生命。两条生命啊!生死存亡就在徐松的一念之间，真是越想越不敢想。上天竟如此眷顾两个可怜的幼童，遇到这位难得的大恩人 ！称恩重如山，毫不过分。徐松为躲避鬼子追查，只好先投奔到亲戚家躲藏了起来。未出所料，为斩草除根，敌人并未善罢甘休，追查两个孩子下落。但由于事情是发生在鬼子据点之外，当时交给谁了难以查到。当然，也许是那些不知姓名的好心人从中帮助，才使鬼子斩草除根的阴谋没有得逞。徐松是个普通的农民，他的侄子也是八路军战士，1940年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就因为他有颗慈善之心，嫉恶如仇，为救孩子，置个人和家庭安危于不顾，真切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的优良品格。我们永远感激这位正直善良的救命恩人。
我们活着的几个兄弟，在一起回忆往事时，每当讲到日本兵叫更夫把五弟、四弟从母亲怀里和手中带走送到“新民会”时，鬼子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当时父母该是什么心情！尽管他们自己早已将生死
置之度外，但眼看着年幼的两个儿子却要送到“新民会”去被弄死，伟大的父母之爱遭到如此摧残，犹如乱刀剜心，其痛苦心情难以想象,亦非世人所能体会。作为烈士遗孤，我们想到此情此景，怎能不为之伤感动容！
置之度外，但眼看着年幼的两个儿子却要送到“新民会”去被弄死，伟大的父母之爱遭到如此摧残，犹如乱刀剜心，其痛苦心情难以想象,亦非世人所能体会。作为烈士遗孤，我们想到此情此景，怎能不为之伤感动容！
“泰东医院”被敌人破坏，完全因为党内出现叛徒所致。叛徒侯锡明，出身地主家庭，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是个倾向进步的青年，也参与过爱国救亡运动。由于文化程度高，能言善辩，对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主动响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群众基础。但是，他以假象取得了党组织的信任，本以为他能真心为党工作，所以派他当了掖县第六区“伪区长”。
当时，掖县在日寇占领时期，我党为了及时了解敌人情况和做一些里应外合的工作，有一个很实用而有效的策略，就是选择一些未暴露身份，有一定社会经验，办事沉稳，不易引起敌人怀疑的共产党员，派到日伪政权里当区长。这对搜集、了解敌人情况，配合锄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很是有利。我八路军人民政府称他们为“伪区长”。其时，在掖县我党派在日伪统治区的“伪区长”，他们潜伏在敌人内部，天天同凶狠残暴的鬼子打交道，是地道的无名英雄。他们一面忍受着广大群众的非议，被误解成汉奸卖国贼，一面为取得敌人的信任，又要“顺从”敌人，表面做一些违心的言行。“伪区长”们在日伪魔窟里，不顾个人安危，根据党的要求，为抗日锄奸，打击侵略者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恰到好处地处理着各种复杂情况,做出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令人称道的事迹，有关这方面的故事着实不少。
1941年春，八区庄李家村有个李台元，打死了我军的一个侦察员，带着两个儿子跑到小庙后的据点里当了汉奸，他们父子三人经常带领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我分区委决定通过内线关系将其除掉。一天，“伪区长”赵蕴南叫李台元的大儿子到大庙后村去拿烟、酒、肉等。那里早已准备好了酒菜，拉他入席，几个人轮流劝酒，乘他喝得酩酊大醉时把他捆绑起来，架到北沟砸死掩埋。第二天据点里伪军中便流传出“李台元的大儿子跑出去当了八路，要带八路军与他爹里应外合把小庙后的据点来个一窝端”。日军知道后就对他父子俩进行审问，李台元也说不清他大儿子到哪儿去了。鬼子一再追问，要他交出人。李台元父子感到不妙，就寻个机会逃出据点。我们内线人一直监视他们的行动，刚一逃出就被区中队逮住，就地处决。
王中武原是我八路军战士，以探家为名请假离队，路经掖县驿道叛变投敌。他为了取得敌人信任，领着鬼子到车栾庄挖出我军在该村掩藏的一辆小汽车，在朱盘沟抢去4万斤公粮和一批军服军鞋，很受鬼子赏识。我打入敌人内部的“伪区长”迟典武，在日寇小队长面前吹风说：“八路军的战士都很坚决，小心中王中武的计。”日军小队长太田听了不以为然。我分区委书记王瑞琪把除掉王中武的任务交给区中队，区中队选派了机智勇敢、身高体壮的两位战士和驿道村长高明千担当此任。每逢集日，他们就混在人群中等他出来。旧历七月十二日，王中武到伪区公所，迟典武就激他说：“你敢去赶集吗？”王中武拍着胸膛说：“老子哪儿不敢去啊！”他带上撸子枪，找了个钱搭子，迟典武给他戴上一顶六角斗笠（这是事先约定好的识别记号），就得意地走到街上。这时在那里等候多时的汤河敬三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伪村公所绑起来，用毛巾堵住嘴装进口袋，从后院墙将他抬出去，在村南银子沟用石头将其砸死掩埋。为了防止鬼子怀疑，晚上他们在大街上贴出“欢迎王中武携枪归来”的标语。第二天一早，迟典武就向太田小队长报告。太田到街上一看，气得两眼冒火，大骂“八嘎牙鲁”，拍着迟典武的肩膀夸奖说：“你的，对皇军的忠诚，我的当初没听你的，后悔大大的。”鬼子一气之下到东关村将王中武的家属全部杀掉。这就是叛变投敌的可耻下场。
同年，冬季的一天，掖县七区南宿村有个名叫曹友喜的汉奸情报员，到小庙后据点送情报，恰巧遇到我打入敌人内部当“伪区长”的崔永寿，曹友喜说：“俺村住着八路工作人员，请皇军赶快去抓。”崔永寿说：“你谈的情况很重要，现在皇军出去”扫荡“了，你先回去，五、六天以后再来。”这家伙高兴地回去了。崔永寿立即告诉了我区中队长王德良和西海情报站站长赵进欣两同志，他俩向分区委报告后决定将他除掉。一天早上曹友喜又到小庙后，正遇上王德良、赵进欣和李春茂，盘问曹是干什么的？曹误以为他们是据点的汉奸便衣，便急忙从衣缝里拿出情报，上面写着七区中队驻地，有多少工作人员、多少枪支等，并报功说：“上次皇军起八路的枪就是我报告的。”王德良、赵进欣、李春茂把他领到无人处，便在后背上狠狠地捅上一刀，结果了这汉奸的狗命。
“伪区长”的丰功伟绩真是不乏其例。但是，侯锡明这个“伪区长”白日做起了美梦，想真的当上日伪的区长。他看到日寇不可一世，似乎中国大势已去，将来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而且本人已经过上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何必再冒极大的风险去为抗日救国考虑，不如叛变投靠日本。为了取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于是丧尽天良，当了可耻的叛徒，向日寇告密了王述先是地下共产党负责人情况。好在都是单线联系，叛徒只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来往情报都由父亲处理、交换，避免了更大的破坏。时任掖县县委书记的王磊同志，得知此事非常重视，当即严令六区委,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除掉叛徒。侯锡明满以为自己的叛变行为做得天衣无缝。仅仅七天，尽管他和老婆住在戒备森严的鬼子据点里，但也没能逃过我党组织严密的锄奸法网。神通广大的武工队员想方设法潜入其住所，巧妙地将侯逆夫妻弄出据点，押解到掖县驿道山区根据地，审讯后用石头将两人砸死，利落地除掉了这个死有余辜的汉奸卖国贼。为党、为国除了害，也为我们受害的家庭报了仇，雪了恨。无耻的叛徒、汉奸得到了应得的下场。乡亲父老得知汉奸区长侯锡明和他老婆被八路军处决了，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泰东医院”人员被抓去后，驻平里店的日寇正、副小队长岩渊和龙本，十分得意，满以为这次抓到了共产党要人大案，一定会有重大收获。为了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重要情报，残暴野蛮的鬼子和汉奸,对父母等人动用了各种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烙烙铁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医院工作的徐玉兰同志，她的丈夫也是共产党员,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被捕后在日寇监狱里受尽非人折磨英勇牺牲了。她坚定地继承了丈夫的革命遗志，依然积极投身我党抗日救亡工作，能在如此严酷条件下保持了民族和革命气节，十分难能可贵，敬仰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由于烈士们生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情报，确保了党组织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刑场就在平里店王河南岸的烟-潍公路东侧，上午四人被杀害，白天鬼子巡逻，无法收尸。多亏党组织派武工队员冒险于深夜将烈士遗体就地进行了掩埋。作为子女，我们终生遗憾的是，非但未见到亲人们的遗体，而且连烈士的坟墓也未留下。由于在当时那种恶劣环境的条件下，遗体不可能深埋。翌日，四位烈士遗体全都被野狗扒出吃掉。据目击者说，烈士们尸骨在刑场周围随处可见，不难想象当时的凄凉景象。作为后代亲身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每每想到此事不禁潸然泪下，心情总难平静，悲愤不已！
龙本已于1943年8月被我四区中队长刘文龙等同志活捉后又逃跑，被民兵击毙。可是日寇投降后，岩渊这个屠杀无数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却安然回了国，至今仍被日本右翼分子赞美为“国士”、“英雄”，天理何在?哪里还有一丁点人类良知！
父母牺牲后，我们四个未被万恶日寇抓到的烈士遗孤，虽然幸免遇难（二哥和我因为不在父母身边，否则必死无疑），但活下来以后的处境，其艰难程度实在没法预料，用现在的话说，脑子一片空白。当时，外婆家只有她老人家一人。1939年，外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被进村扫荡的鬼子兵抓到，硬要他领着去找八路军。老人说：我这般年纪很少出门，哪里知道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鬼子不信，三九天在大街上扒掉他的棉袍，将其暴打一顿。鬼子走后，被抬到家中已动弹不得，加之，连冻带吓，高烧不退，没过几天老人含恨撒手人寰。外婆只有她一人,实在无法照料这么多孩子。一岁的五弟，还在吃奶；四弟才四岁；我是老三也只有七岁；最大的二哥十二岁，也还没到谋生年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前面提到的共产党员所少泉同志，他得知王述先等被日寇杀害后,
首先想到是赶快安置烈士遗孤，解决孩子们面临的生活问题。当找到我外婆家时，见到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艰难还严重。外婆由于受到极度刺激，精神失常，成了疯人，都是街坊邻居在照顾老人和孩子。多亏我的二伯父闻讯及时赶到，经商量，少泉伯当即答应将襁褓中的五弟和我领走；二伯父将四弟和二哥领走。至于对外婆的照料，好心的乡亲都愿意帮助，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万幸的是后来外婆的病情日渐好转，半个多月后生活已能自理。
当时，正值日寇 “三光政策”实施之时。我党号召群众“坚壁清野”，给鬼子的给养供应造成困难，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气急败坏鬼子疯狂频繁地下乡扫荡，形势恶化之极。为了我们的安全，少泉伯请村里可靠的青年所林广（我后来知道他也是党员）帮助，村上只要得知鬼子要来扫荡，所林广就负责领着我逃离，虽然成天生活在恐惧气氛之中，但却保证了安全。五弟没有奶吃，看到孩子哭时,对日寇满腔激愤的少泉家伯母,一边掉泪，一边自言自语：“丧尽天良的鬼子绝不会有好下场。”为了让五弟能吃到奶，她就在村里找哺乳期的妇女要点奶，以救当务之急。只要能想到法子别让孩子饿着，就是她们全家最大的欣慰。再加上一个婴儿的拉撒、生病，真难为死伯母一家了，真不敢想那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二哥王文综，(后改名王浩斌)，二伯父请人帮助到掖县城学徒。少泉伯得知后，觉得不妥，在县城里学徒太危险，一旦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也把二哥接到他家，继续上学。直到1944年秋，王浩斌参加了八路军，在他家住了两年多。不要说我们给少泉伯家带来的经济负担，光就造成的精神压力该会是多么沉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善良的好人。岂止是善良，为救助烈士的遗孤，始终置个人危安于不顾，被日本汉奸知道绝对是灭门之罪。我们的关系绝非所谓冥冥之中的缘分,他如果不是一个具有强烈抗日救国之心，不是在坚定履行共产党员责任的人，试想,什么人能做到如此程度！所少泉以自己的行动突现了共产党人的风范，做人的楷模。这位平凡的伟人，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缅怀。
我在少泉伯家上了一年多学后，才回到了外婆家。他看到我们生活极其困难，随即找到八路军掖县三区人民政府，请区政府设法帮助。区政府哪有什么财政收入，但却爽快答应每月给外婆家补助二升（30斤）粮食，才使我们能勉强渡过难关。我也于1947年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四弟王文绥于1953年春参加了工作。五弟王文乐在少泉伯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时，才回到外婆家。他也于1960年夏考入人民解放军空军航校。兄弟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哥王浩斌参加八路军后,一直辗转在胶东大地,
尽管年龄很小, 但为父母报仇雪恨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为打击日寇侵略者,他从不畏惧艰险的战斗环境,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是青年党员。给家里写信除了报个平安外，唯一内容就是要我好好上学，不要忘记父母惨遭日寇杀害的家史，长大后继承父母遗志，参加革命为他们报仇。日本投降后，二哥转战东北，很年轻就担任了电台领导。解放战争中，随东北野战军一直打到湖南衡阳。由于政治可靠，思想、技术较好被选调到北京，在军委三部工作。很可惜，由于父母、大哥牺牲时，他已到懂事年龄，他又成了长兄，承载了同龄人难以承受的压力，遭受精神打击最大。后来一直患有失眠症，进而转化成精神抑郁症，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万恶的日本法西斯直接和间接地杀害了我们家四位，再加上外祖父一共五位亲人。
其实，类似我们这样的家庭遭遇，在胶东大地数不胜数。仅我所在的外婆家柳林头村，日寇一次就屠杀了14名青壮年，每个人都被刀卸数块，没有一个完整的尸首，以致给死者装棺入殓时,难以分辨身、臂、腿该是谁的，惨不忍睹。家属们哭得死去活来，锥心刺骨的哭声令在场的人们忍不住的落泪。另一次, 鬼子打机枪时被“回头子弹”（子弹射出碰到石头折回）打死一个鬼子兵。气急败坏的鬼子硬说是八路打死的，随手就把附近的大片房屋放火烧了个精光，并四处查找年轻人，好在青壮年早都逃离，只搜出一个生病躺在床上的年轻人，说他是八路装病，给就地枪杀了。这样的惨案在掖县仅是冰山一角，举不胜举。
胶东是老革命根据地，村上有儿童团、青救会、妇救会，识字班等抗日群众组织。人们受到的教育都是拥护共产党，支援八路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等爱国主义教育。童年的记忆力极强，有一首歌曲至今不忘：“春天的风温又暖，庄稼汉子种田忙，拉犁的黄牛气直喘，翻过了土地，只等春雨播种，出新秧。苦虽苦，忙也忙，到八月里秋风，吹熟了高粱。丰满的收成，给战士们添上新粮，是庄稼汉最好的时光。”歌词抒情，更富教育意义，歌颂了农民群众热爱八路军的爱国情愫。曲调亦很优美，由衷地感谢抗日志士们的词曲作者，创作出这样好的现实作品。胶东抗日根据地儿童从入学起，就开始接受积极正面教育和锻炼，大一点的孩子加入儿童团，要到高处瞭望放哨，在村口盘查行人等。后来有关的文艺影视作品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1944年，鬼子扫荡进村时，老师仓促带领全班学生撤离学校，没来得及将抗日内容的课本收藏起来。如果被鬼子发现必把所有校舍烧光，还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后果。我和同学程绍濂冒着生命危险迅速从后门跑回教室，将所有同学的抗日课本收集起来，藏于各班级早已挖好的藏书洞，避免了一场灾难。后来村里召开表彰大会，表扬我们两人的勇敢行为，村长（党支部书记）程朝班还给我们发了慰问金和毛笔、学习本。程绍濂大我几岁，后来成了青年党员。他也是很小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我入伍时不满十三周岁，虽是个尚不太懂事的孩子，但要继承父母革命遗志，为他们报仇的意识却很强烈。我的一生是在人民解放军里度过的, 由一个小学毕业生，经过部队业余文化学习，到组织上保送进高等院校深造,不但提高了政治素质,而且完成了学业，学到了专业知识。从一个士兵到当了中层干部，先后任过学员、卫生员、护士、无线电报务员、连长、参谋、副营长、股长、科长、处长、研究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特种纵队转战于山东胶东、渤海地区，之后参加了解放开封以及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许多战友在作战中不幸牺牲了，有些因为积劳成疾过早地辞世了，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献出了宝贵而短促的一生。还有一些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现在仍健在的老战友，有的参加革命比我早，绝大多数同时期入伍，战争年代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后来，大家几乎又有相同的经历，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亦较长。我的年龄最小，他（她）们总是把我当做亲弟弟看待，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那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氛围，难以用语言表达。可以说，我能够在革命队伍里健康成长，他（她）们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斗转星移，岁月飞逝，在我有生之年，回忆往事时，不能不提到这些六十多年来的老战友，他（她）们在抗日、解放战争及至祖国建设时期，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这些曾经无私并尽心关怀照顾我的老战友。。。我永存感激之情。在这个部队大家庭里,到处洋溢着团结友爱的氛围，帮助及至教诲我的领导和战友不胜枚举，都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还有少泉伯父的后代们始终关心我们兄弟们的成长与进步，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受益终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当今中国远不是父辈们所处年代的中国,国弱民贫受人欺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先烈们在九泉之下，如果有灵得知当今中华民族的兴盛，看到后人不忘国耻，发愤图强，全国万众一心，共圆强国强军之梦，该会多么欣慰！
日本法西斯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近平主席指出：“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今天，在二战中被打败的日本，仍有一些右翼政客，不思悔过，否认侵略历史，妄图复活被世界人民唾弃的军国主义。日本内阁又在搞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勾当，阁僚四处抹黑中国，宣扬中国威胁，又玩弄起日本历史上
在“918”、“7，7”等事变时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贼喊捉贼，欺骗舆论，制造事端。并寻找靠山，伺机东山再起。日本内阁领导人厚颜无耻，竟然在国际场合宣称“侵略定义未定”论、“慰安妇必要”论；为“神风敢死队”申请非遗；参拜靖国神社为罪不容赦的刽子手战犯们招魂张目，以此向受害的国家示威，正在明目张胆地向军国主义道路迈进。但是，这些狂妄的右翼分子，也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和亚洲早已今非昔比，还想恢复往日“大日本帝国”，岂不是在白日做梦？历史是无情的，谁敢违背时代潮流，再走侵略之路，谁就必将碰得更加头破血流。试想，曾经遭受侵略压迫的中国和亚洲人民能允许吗？
我作为受害的亲历者，目睹日寇肆意宰割蹂躏中华民族的见证者，有义务告诉人们，作为有志气的中华儿女，务必以史为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民族那段惨遭日寇残酷压迫，杀戮凌辱的悲惨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王文少 201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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