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35岁，任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医院一所所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组织安排，我成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保健工作组组长。这次特殊的任务历时五年三个月零六天，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段永远难忘的日子。
上课途中紧急召回执行任务
1971年9月23日是医训班开课第一天，按计划我要给学员们上第一课。一早，我正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听到后面有人喊：“李所长，首长有急事叫你马上回院部。”一回头，见喊我的是院部通信员，我转身快步向院部走去。
来到院部门口，我稍做停顿，喊过一声“报告”，只听院办公室立刻传出“进来”的声音。我推门进去行了个军礼，见师政委陈宪达提起公文包和院长余立基正站在桌边。陈政委对我说：“叫你到卫戍区执行个任务，外边门口有车送你到卫戍区门口。”余院长插话说：“讲课怎么办？”陈政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没有人顶替，讲课先停办，解散。”我意识到事情紧急，二话没说，转身到门口上车走了。
车行驶进卫戍区大院，我刚一下车，一名干部模样的人就走上前来，只说了三个字“跟我来”，然后我就被径直带到地下室宿舍。这时，听到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现在首长没有时间，有时间再跟你说。”说完就关上门并从外边把门锁上走了。
入伍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反复思索他说的话，想的是自己不过就是一名普通医生，也用得着这种形式？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大事？
晚上7时，有人给我送来盒饭，炒菜里还有肉。吃完饭，我把门从里面插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出不去，外人也别想进来。我当时的誓言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坚定不移。
看到绝密文件知晓九一三事件
当晚23时50分，听到外边敲门，我心跳加快，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一动不动。接着，第二遍敲门声响起，同时有人叫：“三师医院李银山所长。”我答应着开了门。来人说：“首长有事叫你去，跟我走吧。”于是我跟随他来到三楼首长办公室。一进门，见并排坐的两位分别是卫戍区吴忠辉副政委、邱巍高副司令。我行过军礼，应首长要求坐下来。我注意到邱副司令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尽管这丝笑很快就消失了，我的精神还是从高度紧张状态稍微放松了些。我想他一定是认出了我，因为我曾经给他做过保健医师，在河北滦南县四清时，还给他当过两次临时警卫员。这时，邱副司令叫外面的李秘书进来打开保险柜，取出文件启封后递给首长，然后又叫李秘书到屋外并关上门。邱副司令对我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出于工作需要，同意给你传达一份文件。”当读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叛国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机上九人全部摔死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九一三事件，因那份文件编号是57号，就简称中央57号文件。这时，吴副政委插话说：“知道你没有思想准备，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央一份绝密文件，现在只有大军区司令员和三师师长、政委知道。”然后又非常严肃地说：“要是泄密就杀头。”读完后，邱副司令叫外屋的李秘书进来，把文件重新封好收入保险柜，之后又送我回原来的地下室宿舍，门还是从外边锁上。
重新回到宿舍，我的精神已不再那么紧张，转念一想，组织叫我来肯定不是仅仅看文件，那么需要我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接受任务，负责黄、吴、李、邱保健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有人把我从地下室宿舍带到司令部会议室，邱副司令交代任务说，要我专门负责黄、吴、李、邱的保健工作并兼任组长。纸笔放在桌上，给我一天时间考虑。直到下午4时，桌上的纸笔均未动过。这时邱副司令进来，第一句话就问“想好没有”？我回答：“想好了，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首长说：“如果没问题那就下楼，门口有车送你到东风小学下车，步行走军营南大门，直接去看守组，由张师长直接领导。”
到看守组后，我第一时间了解了黄、吴、李、邱四人的健康情况、既往病史、慢性病的治疗和所服用的药物等，调用了有关人员住院检查、诊断、治疗病历，为其分别建立了病历档案。
看守组包括我在内一共六个人，要求24小时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都由师部食堂供应，不准一个人单独出去，不准回家，不准回工作单位。同时要求工作务必细心认真，要有高度责任感，有事要及时请示汇报。
当时邱会作在师部看守所，由我一日两次测体温、量血压、询问大小便情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则分别关押在各团看守所，由各团专职医生负责日常保健和健康监测。
刚到师部不久，邱会作发高烧，体温达到40度，头痛、咳嗽、胸闷，精神萎靡不振。我亲自给他采血化验，做心电图检查，并向中央专案组汇报病情，请求会诊。上级专案组回答是：“要活口供，全力救治，没有合适人选参与会诊。”此时我不仅思想压力大，责任压力更大。事已至此，我就凭借当时有限的检验结果，结合多年下的诊疗经验，按肺部感染确定了治疗方案，输液、打针，加口服药都是自己操作。
在看守组里，所用治疗药品都是从中南海专案组领取，在原药品包装上加有密封条，密封条有破损禁用，启封要两个人同时在场，给患者用药也要两个人核对，药名、剂量、时间都有详细登记。
在邱会作病重期间，我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连大小便都是我帮他，并做好记录。基于我对患者病情的准确判断和正确施治，再加上精心护理，邱会作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体温逐渐下降到正常范围。五天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我也深深出了一口气。
送邱会作接受中央专案组提审
看守组前四周的工作比较紧张，一次张师长传达上级指示，要求看守组百倍提高警惕，如有人车强行闯进看守大门，就开枪射击，看守人员两人一组，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白天邱会作一个人写检查或看书、看报。看守人员会记录他每顿饭的饭量，上厕所的次数以及晚上睡觉时间、睡姿和翻身次数等。
在中央57号文件传达前中央专案组经常来审问，还先后三次到北京航空学院提审。当邱会作第一次接到提审通知时，对看守人员说：“我找医生，身体不适，心慌、胸闷、肩痛抬不起胳膊。”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即刻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做完后我说心电图正常。他说：“我也懂心电图，给我看看。”我顺手把心电图递给他，他倒拿着手里的心电图看了一分钟，说：“我看还有点问题。”我说：“倒看有问题，正看没问题。”我把心电图肢体导联，加压肢体导联，胸前导联都标得很清楚，并把做心电图的年月日时分写好，结论心电图正常。
三辆吉普车停在看守组门口，按原计划时间准时出发，张师长在前带车领路，我在中间车上，后边车是持枪安全保卫，三车间距离要求50米。当时从师部到北航路上行驶时间约一小时。中间车上，除司机外，前排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作训科参谋，手持冲锋枪，后排坐三个人，左边的是作训科科长，中间是邱会作，右边是我。到达目的地后，张师长带邱会作到中央专案组审讯室，其余人员则到旁边休息室等候。审讯完毕，我们一行人又由原路返回。
专案组充分肯定保健组工作
1971年10月20日后，中共中央57号文件自上而下传达。对我们工作的要求也有一些变化，要求以看守组工作为主，有事随叫随到，白天可以回单位做日常工作，晚上可以回家。
在团看守所的黄永胜，患慢性肝炎、肝硬化，长期服药治疗。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黄永胜吃了两个鸡蛋，夜间表现有些烦躁，值班员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只说：“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第二天早晨，黄永胜行为异常，把裤子套在头上，随地便溺，精神错乱，沉默寡言。值班人员认为是他故意做出的。我了解情况后，马上到团看守所，了解病情，检查病人，根据头天晚上吃两个鸡蛋，有重度肝病史，患者所出现的症状进行性加重等现象，初步诊断为“肝昏迷”，并据此进行了初步的治疗，同时向中央专案组及时做了汇报。后来，送黄永胜到医院做血氨检查，测得数值高于正常值四倍，数据验证了我的判断。中央专案组对我第一时间作出肝昏迷的正确判断给予了充分肯定。
到看守组工作以来，张师长每年除夕下午都要带我从位于顺义的师部去各团巡视座谈，听取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到某团看守组，师长一进门就坐下了，我站在师长的后边，吴法宪站起来顺手把他身边的一把椅子搬起，向我这边走来，我随即迎上去接过椅子。经过几年的相处，看守组和黄、吴、李、邱已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
送黄、吴、李、邱抵达秦城监狱
1976年12月30日下午，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黄、吴、李、邱晚8时入狱。
晚饭后邱会作把自己所有东西收拾好。晚7点，三辆吉普车晚8点30分按时到达秦城监狱。
下车后，已有工作人员在门口等候。随行工作人员给他提着东西，通过约有一百米长的走廊进入狱室。狱室大约八平方米，在两米多高处有一个带铁护栏的窗户，室内有一张约40公分高的单人平板床和一张小桌子。随行工作人员把邱会作的个人东西放下，与狱中管理人员进行物品交接。
物品清点登记完毕，双方签字后，监狱工作人员宣布了要严格遵守狱中各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并抽出他的裤腰带，收走他的香烟。这时，他开口说：“能把香烟给我吗？”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之后，邱会作坐在床边没再吭声。在我转身起步要离开的瞬间，他站了起来，点头向我示意，我也向他摆了摆手。
至此，我为期五年三个月零六天的保健任务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