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总是那么让人回味无穷
——几则难忘的记忆
作者：铿然一叶
来源：人民网
我们的童年很幸福，不必提防人贩子等坏人伤害，根本不懂什么叫恐惧。 数月前，当中国发生第一起杀幼事件后，我就经常想起我在毛泽东时代的童年，越想越觉得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幸事，幸福，三生有幸。虽然我们不是在蜜罐子里泡大，但我们无忧无虑，可以尽情玩耍，不用提防被人伤害，根本不懂什么叫恐惧感。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是捉萤火虫。在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年代，我们村有三大块晒谷场，它们成了全村孩子们夜的乐园。每年三、四月间，当大豆的叶片盖满庄稼地的时候，萤火虫也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 的，星星点点，在夜空中穿梭、闪烁，还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朝晒谷场飞来。此时，我们一群孩子立即大声喊道：“萤火虫，萤火虫，来吃饭，来喝酒，我们热心和你交朋友!”然后扑过去，将萤火虫捉住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瓶里，看它闪着幽蓝幽蓝的光。我的瘾头特别大，每次别的孩子都回家睡觉去了，我还一个人在操场上来回跑，小不丁点的一点也不怕。有一次我追一只萤火虫竟追到山那边去，这里可是大人们用来吓唬孩子们经常说有种怪兽出没的地方，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慌张，跟在白天玩耍没什么两样，那晚一直疯到鸡啼第一遍才回家。第二件是“三童迷路”。小时候，我经常同邻居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起玩耍，记得大约五、六岁那年，有一天清晨，我们三个孩子沿着村后一条小路去捉蝈蝈，从一个坎跳过一个坎，不知走了多久时间，最后迷路了。我们自然不懂惊慌，还一个劲朝前走，傍晚时分来到一条大路上。这时有一位过路叔叔，他看见三个孩子这么小，天都快黑了，又没大人带领，怀疑是迷路了;他走过来问我们哪个村的?父母叫什么名字?见我们直摇头，就把我们带到公社去交给公安特派员处理。晚上10点多钟，女孩的父亲到派出所把我们领回家。他在县客运站工作，是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寻人启示和我们的特征、失踪地点的介绍后，估摸有他的小女孩才连夜赶到派出所来的。这事过去快5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感慨万千，要是放在今天，我们可能已成坏人嘴边的一块肥肉，再也回不到父母亲身边，或许早不在人世了。
丰收写满社员们的笑脸
山村的夜是深邃的，安谧的，宁静的。但是，有一种东西可以改变山村夜的氛围，使它热闹起来，欢快起来，兴奋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洁白明亮的灯光——当年村里三块晒谷场就经常升起这种灯光，社员们加班赶场，他们要把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丰收尽快让它们颗粒归仓。一年当中，晒谷场上的灯光点得最多、最亮、最长时间的，要算豌豆和麦子登场的季节。白天，社员们把豌豆麦子连藤带秆从山上挑到晒谷场，这里搁一堆，那里撂一垛，全都小山也似。晚上他们又来赶场。据说北方是用侧刀分离麦子的秆和穗，南方却是用一把鐡梳子，固定在板凳一头，两人配合，一个递麦扎儿，一个接过麦扎将穗儿一头甩进鐡梳子，使劲往后一拉，只听裂帛似的“翕翕”声响，麦穗儿便脆脆落在地上。这种夜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刻，我们撒野般地玩捉迷藏、“钻地洞”，整个晒谷场都要闹翻天了。有一天夜里，我捉迷藏捉累了，坐在一堆草垛上看大人们梳麦和听他们聊天。“哇!我没见过长这么好的麦子，个个都赛过高粱穗儿了。”“是啊，你看这麦粒儿圆滚滚，多像麻雀蛋。”“去年我们如果不挑水抗旱，连种子都会播不下去。”“还是集体力量大。要是单门独户的干，谁敢指望山坡上长庄稼!”“照这样下去，粮食都没地方堆了!”...... 我抬头向晒谷场上扫了一眼，在洁白明亮的灯光下，社员们不停的挥舞着手中的麦秆，一张张脸笑吟吟的，像流淌着一杯杯蜜糖水。这一瞥像个摄像头，一幅公社社员夜晚赶场的亮丽动感画面永远刻进我的脑皱褶。
如果缺衣少食 我不可能大块大块送伙伴鱼吃
奶奶和父母亲常说，我小时 候很难伺候，对食物尽挑着吃，不像人家孩子无论肥瘦都能吃到肚子里去，比如鸡蛋不吃蛋黄，鸡肉非得去皮才能吃，淀粉做的食物从不入口。对这些说法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我相信大人们绝对不会诓我。我倒深刻的记得一件事。1963年某天是我弟的周岁生日，按农村风俗大人们要为他庆贺一番，于是我爸早早买了一块猪肉和一条大鱼。在我家东侧有一个猪圈，由于好久没养猪一直空着，它就成了我们一群孩子玩耍集合的场所。那天夜晚，一位伙伴约我到猪圈里去摺纸船，他带了块烛蒂，点火时楞了下，“哟，忘记带火柴了。”“我这就回家拿。”取火柴的时候我顺便带来两大块鱼，一块我自己吃，一块送给伙伴。“嗯，真好吃!”“是吗?我再去拿两块。”我又连续走了两趟家，直到伙伴摇着头说：“吃不下了。”我们才坐下来摺纸船。毛主席逝世以后，走资派和右派分子相互勾结，栽赃诬陷毛主席，说毛主席时代的人们如何如何忍饥挨饿，穷困潦倒。每次从媒体上或文艺作品上读到这些文字，我都会想起我当年的挑食毛病和大块送鱼给伙伴吃的事来。我曾坐下来认真的分析了下：一个人有挑食的毛病，证明在他身边有多种食物可供选择;如果一个时代严重缺少食物，甚至连草根树皮都会吃光，人们的第一要义是填饱肚子，怎么会存在挑食一说?而我父亲为了孩子的小小生日竟买了鱼和肉，要铺张庆贺一下，这又说明我家的生活不会很潦倒，至少，不必为下一餐饭以及下一餐饭的下一餐饭能否接济得上犯愁。一句话，在我小时候那段历史人们不可能忍饥受饿，而且生活还相当不错，凭我的挑食和送鱼给伙伴吃这 点小事就可以揭下走资派和右派们的画皮，挖出他们的黑心肝晒一晒。
这样的干部 今天上哪里去找
在 我幼小的印象中，我们村有位中年女大队长，她老穿古式侧扣衣裳，很少包头巾，有一副温贴的热心肠。我至今还不知道他真实的姓名，村里人都叫她党阿姨，抑或她姓党，抑或是村里人要通过她的品质颂扬党。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家邻居有位五保户阿婆患鼻咽癌，为此党阿姨的身影就常在这里出现。有一天我放学后走进阿婆房间，看见党阿姨正在给阿婆喂粥，她一边喂一边说：“大娘，你不要过意不去，你身边虽说没有亲人，但有共产党，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阿婆的两只眼睛湿漉漉的。这段时间每天党阿姨都来为阿婆煮粥、煎药、喂食、扫地、洗衣服、喷洒药水，直到阿婆去世。这种病又脏又可怕，要放在今天，别说一个五保户老太婆，就算是自己的亲爹娘，有几人能做到党阿姨的样子?恐怕避之唯恐不及呢。由于受生活条件限制，在我小时候那段时间，全村只有两台缝纫机，党阿姨家算一台。记得有一天开社员大会，我也跟母亲去凑热闹，人们讲了些什么我都听不懂，但党阿姨讲的一句话我却记得很真切。党阿姨说：“姐妹们每天下地干活很忙，如果谁家有衣服库子需要缝补尽管送去我家，不必客气。”第二天，我母亲翻出几件破衣烂衫让我送到党阿姨补，我来到党阿姨家，她正在 踩衣车，看见我说：“孩子，你把衣服撩在那，后天再来拿。”两天后我去拿衣服，她却分文不取。党阿姨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她为了全村人的身体健康，每年有好几次，就按照药书上说的方子，根据不同季节，自己上山采中草药，熬成药汤，然后挑着担子，拿着水瓢，挨家挨户去分送汤药。由于小孩不喜苦味，每次党阿姨挑 来药汤我都要躲得远远的，嘴里还要不干不净骂一句，待长大后，我懂得了党阿姨的心，为自己那时的行为深感羞愧和内疚。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通干部，全国有千千万万。如今，这样的干部哪里能找得到呢?
生产队鼓励打麻雀，粉枪手增多，麻雀成了滋补品，价立翻番
我今天说的不是1958年的事，而是70年代初期的事。右派分子把58年打麻雀的事无限放大，添油加醋，渲染的异常邪乎，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飞速发展，我们家乡大面积推广播种水稻，麻雀也因此多了起来。到了谷子泛黄的时候，麻雀成群结队，黑压压扑向稻田，谷子大片大片丢失，社员们恨死了，于是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放出话儿：消灭麻雀，保护丰收!随之许多社员们买了粉枪，野地里便经常响起“砰 砰”的火药枪声，村庄里便时不时晃荡着粉枪手提着大半网兜麻雀沿巷叫卖的身影。这时候我已经长成小少年，受好奇心驱使，一放学我就尾随粉枪手后面，看他们如何向麻雀扫射。我发现，粉枪手打麻雀很有讲究，当麻雀落在稻田上他们绝不开枪，因为这样会把谷子扫落地上，造成严重损失。待麻雀群落在路中间或草地上，他们先用嘴“赫”的一声，等雀儿飞离地面尺把高，立时扣动板机，一股热浪带着鐡砂子猛送过去，麻雀便损伤过半。很快，麻雀便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特别是它有“天上人参”之称，爆炒的雀肉有治小儿尿床功效，所以那阵子我们这带的麻雀身价倍增，由过去的每5分钱每只提到1角钱每只，还供不应求呢。今天我写了 这件事，不知右派们看了又要放什么厥词了，然而这可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呀!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测，58年党中央如果不发出消灭麻雀的号召，农民们也会自发 行动起来追杀麻雀，因为麻雀很会糟蹋粮食，他们要保护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丰收果实;58年党中央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发出消灭麻雀的指示。这么浅显的道理，右派们就是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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