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骆耕漠
来源：南方周末
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先生，于2008年9月12日，他的百岁华诞来到前不久，在北京遽然辞世，距今已一周年。
骆老是我的父执辈。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我家同住一栋小楼。他富有寓意的大名，我自幼便耳熟能详。拙作《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又曾得到他多方指教。
现将我所知道的骆老事迹，追记于此，聊表缅怀之意。
邓小平盛赞的财经领导干部
1948年春，正值中国两大政治力量，于中原大地进行决战前夜，时任华东军区供给部代部长的骆耕漠，在河南濮阳亲受陈毅之命，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接管干部大队。家父高景平，自此追随骆耕漠从事财经工作，并与他一同调往中共中原局豫皖苏分局。
中原决战首次战役─━开封战役打响后第三天，四处还响着密集的枪声，戴着近视眼镜的骆耕漠，便在前方秘密宿营地急不可耐地跃身上马，带领仅有几十名干部的财经队伍，向烽火漫天的开封城冲去。战场上到处是尸体，强烈的尸臭，几乎可以把人熏倒。骆耕漠一边传令大家撕开衬衫，做防护口罩，一边感慨：“但愿中国从此有个好前途，不要再打仗、再混乱啦。”
直到整个豫东大会战获胜，全面清理战果时，知识分子气十足的骆耕漠，还不断对家父念叨：“这次攻开封，克睢杞，占豫东，打得真是天崩地裂，处处血雨腥风。一个月不到，伤亡总人数就接近6位数啊！陈毅对我说过，这不是以暴易暴，是为了结束专制黑暗统治不得不进行的暴力革命，是新中国的催生婆。但愿新中国能繁荣富强、光明万年啊！”
骆耕漠
骆耕漠（前排左三）与本文作者之父高景平（前排左五）。1990年摄于江苏丹阳华东财委旧址
1949年5月，改任中共华东局财委与淮海战役总前委财委秘书长的骆耕漠，亲自护送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由南京乘坐吉普车前往丹阳，筹备接管大上海。那时，邓小平兼任华东局书记与华东局财委党组书记。华东局财委“五大委员”，由邓小平、曾山、方毅、刘岱峰、骆耕漠组成。方、刘常驻济南、郑州，日常只有曾、骆二位，具体协助邓小平及内定的上海市新市长陈毅，按照新民主主义大政方针，全面制定上海财经接管的重大部署。
据时任华东局财委副秘书主任的家父回忆，由于骆耕漠善于把财经接管与日后建设相结合，并立即作出精确的数字化方案，邓小平曾在丹阳会议当众盛赞：“耕漠是足以信赖的财经领导干部”；并开玩笑说：“这次组建的华东财委，几乎个个都是‘人精’、‘铁算盘’。我对做好这一摊经济工作，很有信心。”如果不是陈毅在丹阳坚持要求邓小平把骆耕漠归还华野，邓原本想在上海接管完成后，带骆一起去西南工作。
骆耕漠小档案
丰功伟绩永留上海
骆耕漠 （1908－2008），浙江临安人，著名经济学家，我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上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推动经济学界开展了对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的研究，确立了与价值规律相关的经济核算思想。
1927年加入北伐军与共青团，后因赤色活动被捕。在狱中自学经济学6年。1934年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以《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1935）等专著，驰名学术界。后去抗日根据地；转赴新四军、解放军财经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科院顾问。1955年被中科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代表作有：《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1955）、《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与分析》（1980）、《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 关 系 的 演 变 》（1998）、《骆耕漠集》（2002）等。
解放军接管上海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银元非法交易猖獗，新发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脚，各种企业开工不足，市场连市民口粮与日用品也无法保证供应。国民党广播电台预言，共产党在上海呆不过半年。
在曾山、许涤新、骆耕漠等财委领导郑重建议下，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粟裕等党政军首长下决心端掉了上海银元非法投机据点。财委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手段，如挂牌收兑银元、外币，推出货币“折实单位”，在苏鲁皖豫和东北大量购运“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向私营企业放贷资金并提供原料与市场，按经济规律陆续组建地方国营企业，从社会各阶层积极吸纳闲散劳力，随时监控市场、调整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商品剪刀差……
由骆耕漠等财经专家实施的这些宏观经济措施，有效制止了已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大上海经济重新繁荣起来，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交口赞扬。
这是新中国财经领域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其后数年，在华东财委领导下，上海一直承担着中央财政约1/4重担，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支柱。
骆耕漠也在这一阶段，升任中共华东局财委暨政务院华东区财委副主任兼华东计划局局长（家父为副局长）。
为了合理安排华东与上海的工商、财贸、金融布局，繁荣局面，骆耕漠经常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一起，在设于南京东路“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的华东财委，召集各阶层财经精英与专业人才，会商制定上海与华东的城乡建设、资源配置与民生改善计划。
为了使上海从消费型城市迅速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经骆耕漠及时指导，一批濒于崩溃的私营企业，如上海吴泾永新化工厂（后以生产优质合成洗涤剂出名）、上海光中染织厂等，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试行公私合营而复活，成为新上海的骨干企业。
而骆耕漠博学、求真、清廉的特点，与尊重科学、倡导民主的作风，也为新中国第一代财经干部，在一贯卧虎藏龙的大上海，树立起令众人信服的典范。
从高位坠落
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骆耕漠于1953年春调往新成立的“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为高岗），任成本物价局局长；次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成本、物价、财政、金融与劳动工资等，并参与规划全国经济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发的“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5年春，正当骆耕漠庆幸未被“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牵连之际，他的好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却被诬陷为“隐藏多年的内奸”，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角。而骆耕漠曾于解放初期，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为抗战时期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罗某（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时，曾与罗某合作抗日），转达出境居住要求，并经扬帆批准成行。岂料，此事在清查时，成为骆、扬“联合通敌”的重大疑点。而且，随着极左路线日益抬头，骆、扬再也无法说清这一问题。
身负“特务嫌疑”的骆耕漠在国家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于1958年，被中组部安置到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曾于1955年，被聘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搞研究可以发挥长处。
从中央机关的显赫高位坠落，骆耕漠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经济所，担任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他对老部下卜三说：我不仅留有党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呢。我可以通过经济研究，继续为人民工作。
然而，形势的变化，却使他难以在书斋里安稳度日。
支持抵制“大跃进”
1958年春，“大跃进”狂潮在中国兴起。
家父时任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随同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去成都、北戴河等地，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眼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断下达，而上海首当其冲，经济发生极大混乱，便多次借赴京开会之机，向老领导骆耕漠坦言他的抵触与忧虑。
骆耕漠焦急地询问：“上海的情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家父列举数字如实说明：“在发40度高热，得不偿失，等同于自我破坏，明年必定要出大事。但是中央要求，明年钢产量还要继续“大跃进”。”骆耕漠反感地说：“这样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一味凭主观意志办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沉思片刻，果断地说：“你谈的情况非常重要。要想办法让‘大跃进’降降温才好。你赶快去见冶方，把实情告诉他，他现在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有机会见到中央主要领导，可以说上话。”
抗战时期，家父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并从事地下学运时，即曾得到孙冶方支持，担任著名爱国杂志《中学生》主编；解放初期又与孙共事于华东财委，这时便爽快地应允下来。
经骆耕漠安排，家父数次在经济研究所等地，向孙冶方反映“大跃进”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律（小高炉炼钢既不问炉温，也不吹氧，甚至用木炭、煤球为燃料），违反基本的价值规律（透支巨额财力换取大量无用的铁渣，却硬要计委下辖的统计局，计入经济业绩报表），已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及整个华东经济协作区，造成严重比例失调与大量负效劳动……家父的讲述，引起这位1923年即加入中共的老知识分子党员极大的震动。
“文革”后，孙冶方对我重提这段旧事时说：1958-1959年，他在不少会议上讽刺“大跃进”是“头脑发热”，抨击“大跃进”是“唯意志论”的产物，并预言“大跃进”将导致不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与骆耕漠以及家父向他反映了上海、华东等地的严重问题密切相关。
由骆耕漠举荐，孙冶方于1958年，郑重介绍家父“这位综合平衡与成本核算的行家”去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专门讲授综合平衡规律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孙冶方、骆耕漠打算借此推动高校与科研部门对注重上述两大规律的“理性计划经济”进入一场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在“大跃进”期间，这是颇具胆略的理论作为。
骆耕漠与孙冶方一方面明确赞同家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制“大跃进”的畸形高指标，努力减轻“大跃进”狂潮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反复叮咛家父在中央会议发言及去大学讲课都要注意场合，讲究言辞适度。
但是，家父却是个口无遮拦的人。经济一线暴露的情况，更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家父在1958年与195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公开发言，强硬地拒绝接受中央下达给上海的高指标（后在柯庆施命令下勉强接受，但保留个人意见）。又当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面说：“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高指标，将砸破上海这个来之不易的‘聚宝盆’，并影响全国经济许多年。中央一定会为‘大跃进’后悔莫及的。”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调了上海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高指标。
在上海财经学院等单位举办的讲座上，家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倘若自我破坏综合平衡并无视最起码的价值规律，造成的全局性经济危机，程度将烈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还不如旧上海的自由经济……这其实也是骆、孙的共同观点。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号召：“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的猖狂进攻”，并要求揪出“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家父于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中，由上海市委上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发配江西德兴山区“锻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获得甄别，返沪工作）。
家父晚年回忆这段蒙受冤屈的痛苦遭遇时，曾欣慰地对我说：“当时上海也曾企图挖出一个与我相关的‘反党集团’。但我没有违背人格，去咬任何一个人。耕漠、冶方等等，所有和我谈过‘大跃进’负面效应的同志，都没有因我受到牵连。当年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向我说：揭发同类，是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最不齿的行为。
当年，骆耕漠获知他最为欣赏与信任的老部下，被如此蛮横无理地“戴帽”、打倒，并撵出上海，又恰逢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真是欲哭无泪。他不知怎样安慰家父，只好不断通过书信含蓄地谈心，并寄赠各种各样的书籍，希望家父能从读书中获得力量与快乐。
与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站在一起
说到骆耕漠的治学精神与大家风范，不能不介绍他同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等改革思想先驱的特殊关系。
顾准被康生打成“反党右派”后，在劳改营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于1961年冬摘帽，当了一名农场会计。1962年初春，孙冶方便在骆耕漠积极支持下，登门邀请这位多灾多难的思想家，到经济所的政经组担任研究员。这两位抗日老战友的拳拳真情，使顾准心里暖流回荡，他欣然接受了邀请。顾准在“历史自述”中记载：“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我是多么高兴”！
为了让健康严重受损的顾准工作中途可以躺一躺，骆耕漠特意在顾准的独用办公室，安放了一张行军床。顾准不少重要著作，如《会计原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译著），都是在这间洋溢着友情的办公室里诞生的。
众所周知，顾准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骆耕漠则是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1956年，顾准鼓吹市场经济的滥觞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便是不满骆耕漠“计划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这一观点而撰写的争鸣文章。
不仅如此，顾准也不满足于孙冶方的“把中国计划经济全面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提倡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说。孙冶方晚年则声明：我提出价值学说是受了顾准启发。
顾准虽因鼓吹市场经济等“反党”理论，曾被打成另类，来到政经组后，却依然特立独行，潜心研究着市场体制、民主机制、世界现代化多元模式与中国文化资源重建，并在研讨会上慨然宣布：“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对顾准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骆耕漠一清二楚。他与孙冶方心有默契，伸出有力的臂膀，庇护着顾准。
“自然科学百无禁忌，社会科学也不要随便设立禁区。再错误的观点，也包含着真理。今天被批判的谬论，也许明天就成为真理。所以要确保百家争鸣。”骆耕漠当年便这么说。
此前，骆耕漠主持的政经组，还曾接收在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而被毛泽东钦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成为学部轰动一时的新闻。
张闻天写在台历上的格言是：“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政经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张闻天连续撰写了几篇与毛泽东争鸣的理论文章，如《“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有的还曾在政经组公开研讨。此等海内奇迹，只有在骆耕漠、孙冶方这样的思想家“治下”，才能发生。
政经组还有原国民党中研院著名研究员巫宝三，具有独立见解的年轻学者吴敬琏、张纯音等，皆为骆耕漠笑纳“彀中”的一时之选。
然而，政经组传出的阵阵笑声，也引起某些极左“卫道士”密切关注。他们咒骂政经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暗中窥探着“拆庙、填池”之机。
处于“阶级斗争”风暴中心
经康生批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布置，多达70人的“四清”工作团，于1964年10月，大张旗鼓开进经济所。
工作团厉声宣布：立即揪出“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顾准被称为该集团的“黑智囊”。而骆耕漠，既是张、孙、顾的支持者，又是“潘、扬集团”漏网分子，也成为整肃重点，被免去政经组组长职务。
灼热的批判烈火，从“阶级斗争”火焰喷射器，急剧地喷射到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身上。这其实是未来全国思想学术界“阶级斗争”的实战演习。
然而，康生、陈伯达没有料到，他们面对的是一批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
孙冶方在批判会上，缓缓解开中山装前襟，扬起两道浓眉，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次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正准备收集材料，进行反击。”又环顾四周，大声说：“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顾准则铿锵有力地对应：“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正等着挨整呢！“
张闻天保持着前总书记的高贵风度，一双犀利的眼睛，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直射会议主持者，似乎在发出抗议，又似乎在透视对方的内心。他每一句回话，都具有很强的理论答辩色彩，使批判者一时难以下手（张闻天夫人刘英对笔者介绍，张对自己在庐山曾按毛泽东要求作违心检讨颇感懊悔，此时便为这些与毛争鸣、实际就是批评毛的理论文章摆理力辩）。
骆耕漠采取了以不变应付万变的策略。他泰然伫立，从容饮茶，用平静的语调，仔细讲述1927年参加共青团与北伐军以来的革命经历、监狱生活，以及1934年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对于政经组所谓“出轨”、“反动”的学术活动，他则一言蔽之：我那是在切实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批判对象的强硬与老练，使幕后指挥者恼羞成怒。康生、陈伯达责令全国报刊连篇累牍报道经济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展的大批判。大批判文章宣称，“张、孙集团”正“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毛主席的思想大唱反调”。
1965年，“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骆耕漠，与“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被一起下放周口店劳动。顾准被秘密逮捕后，定为敌我矛盾，重戴“右派”帽子，监督劳改。张闻天被批斗后，回家反省，从此撤销可与政治局通话的“红机子”。
“文革”浩劫爆发后，孙冶方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7年。张闻天被隔离审查近两年后，流放广东肇庆6年。而骆耕漠与顾准，则在遭受轮番批斗与持续侮辱后，一同下放河南干校，务农三年余。
在“文革”专制年代，许多人回避顾准胜于逃躲瘟疫。但是，骆耕漠却依然以挚友之情照顾着顾准。他有时让妻子唐翠英给丧偶并患病的顾准做菜；有时约请顾准外出散心，勉励他坚持研究与翻译。倘若不是双目弱视的骆耕漠拄着拐杖奔走，身为“黑五类”的顾准，虽然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无法住进病房。
顾准于1974年冬辞世前，特意在遗嘱中写了一段“衷心感谢耕漠老友”的话。因为，骆在“文革”黑暗岁月赠与他的，是充满仁义、睿智与魂气的大爱。
与汪道涵对谈多元主义
骆耕漠晚年经常慨叹：“太寂寞啦！”他缺少可以畅谈理论问题的朋友。这，部分是由于他被年轻学者误为保守派。
其实，他与许多“两头真”的老干部、老专家一样，早年真诚地献身革命理想，晚年真诚地反思历史轨迹。他们对共和国一幕又一幕悲剧，有着切肤之痛。而他们反思的深度，有时超越年轻学者。
自从我于1995年开始采写《顾准全传》，每次去北京，便蒙老人厚爱，成为他的谈话对象。老人专门关照家中小保姆：此人来访不需预约，随来随见。
思想依然活跃的骆老，十分关注理论热点。我曾向他介绍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在中国的论争。他听完后说：“争论要点无非是：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自发与干预，程序与本质，政策向强势或向弱势倾斜，发展模式向西方多靠靠或对国情多想想……都是值得深研的题目。但是，我不理解，两方面为什么不创建结合部？其实，他们的共同点不少啊。先求同后存异，会对中国改革与思想建树更有利。”
骆老又谆谆告诫：“对关键性理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长期过渡性商品经济’，因为，经典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但是，私有制一旦成为重要现实，就不仅是修改‘过渡性商品经济’提法的问题，还得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是否要修改了。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私有制在事实上已经共存，与其使用旧理念各执一词、大吵其架，不如创建一套新理论、新概念，去解决新问题。顾准大约早已预见到这个局面，所以自称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新的经验基础上，重建理论与文化体系。这些，在你介绍顾准的书里，不是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吗？”
2001年4月，93岁的骆耕漠来到上海，重游故地。
华东财委的老友、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去衡山宾馆看望骆老时，曾当着骆老女儿小豫、小元与我的面，十分坦诚地说：“骆大哥，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过大关，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搞呢？”骆老沉思片刻，答道：“‘文革’以后，是‘实事求是’挽救了中国，现在还要靠这四个字。”接着，骆老又拍着汪老的手说：“道涵，你不是提倡多元发展论吗？多元化是个好办法。中国这么大，东西南北很不相同，就让他们用各自有效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去试试看好了……只要国家稳定统一，就不怕。”
骆耕漠所指，是汪道涵闲谈时发表的看法：“我曾去各地做些调研。发现有些地方学搞西方式现代民营企业，或搞中外合资企业，搞得像模像样。有些地方却依靠血缘文化资源进行融资，基本实行家族化管理，这样的企业虽搞不太大，也很有活力与特色。还有些地方，仍然热衷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甚至使用原有的政治鼓动方式，不过多数参与者认同，干劲也很高。另外有些地方的工人，希望长久保留国有制，并为国有制提高效率与公正，积极地献计献策……我看，简单褒贬哪一种理念和模式都不必要，可以多元化发展。”
骆耕漠与汪道涵的见解其实早有默契。他沿着这一思路发挥道：“中国人口太多，世界第一位。既要激发强势的积极性，也要保护弱势的根本利益。总之，用多元模式试一试，也许就试出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汪老十分欣赏骆老这个论点，连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也许这样就摸索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可以一边铺开尝试，一边总结完善嘛。”
骆老又满含怀念之情说道：“顾准早已倡导多元论。他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
汪老闻言，仰天长叹：“如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顾准，今天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畅谈，该有多好啊！”
这两位老前辈所作的新世纪对话，给我们的启发深刻而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