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期《忆闻》提到的几位大师都有出洋留学经历，他们在学业结束后，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就业。有数据统计，晚清和民国大约有20万留洋学生，归国率在90%以上，这和今天大部分留学生希望留在国外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么，为什么那时候的留学生愿意选择回国呢？答案很简单，对那时候的留学生来说，回国就业的待遇和职业前景，都比留在国外要好得多。
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晚清和民国的时候，大学教育本来就是精英教育，能出国留学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政府一直都主动去延揽这批人回国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壮大力量。
1905年，清朝一面下诏废科举，一面下诏举办回国留学生考试，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以进士或举人出身。自1905-1911年年间，由考试入仕的留学毕业生总计在1400人以上。到了民国时代，仍然沿用类似制度，1915年，袁世凯下令，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在报考的249名归国留学生中，一次录取151人，最好的考生直接进中央政府工作，次一等的经过一两年实习，进中央各部，最次一等的也能进各省担任职务。据1916年留美归国学生的职业统计，在340人中，从政者110人，这110人中，90％以上在中央一级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工作，只有8人屈居省级行政部门。
不仅如此，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国内更是主动伸出橄榄枝。像顾维钧，他还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便电邀他归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样的机遇，如果留在国外，基本没有可能。
《忆闻》提到的很多大师，均是海外博士毕业回国，国内立即聘为教授，造就了一群20多岁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事实上，回归当教授，比做官更容易。
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主人公曾说过一句话，“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只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却也是那个时候留学归国情况的真实写照。
以胡适为例，1917年北大聘书寄给他时，他在美国的博士学位尚未拿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上面说过的，当时能出国留学的学子，大多是精英中的精英，虽然年轻，但聘为教授，并不过分，大多数青年教授随后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另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大学发展速度快，教授数量远远不足。1922年，中国实行新学制，各类公立私立学校竞相升格为大学，一时间大学数量骤增，大学师资奇缺，各大学不得不以较高职位和薪金争相延聘师资。其时，“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师地位”，而且，“只要是留学生，似乎什么都可教”。
直到30年代中期，“教授荒”才有所缓和，但紧接着抗战爆发，很多高校内迁，一部分教授没能去大后方，而且战局启端之后，有些教授选择弃教从戎从政，大学师资又不足了，于是归国留学生再次紧俏起来。
再往后，留学生越来越多，除了公费情形，很多有钱的家庭也纷纷送子女出国镀金，于是出现了钱钟书《围城》里面方鸿渐那种不学无术之流，所以回国留学生不再像民国初年那样轻易谋取高位。由此，“曲线入仕”开始，就是回国之后，先入大学做教授，然后以大学教授资格，进入政界。
另外一个事实是，民国时，教授是高薪职业，动辄月薪三四百块银元，有的还有福利分房。那时候，普通人一个月有十几块大洋，已经可以过得不错。就算不做官，不当大学教授，留学生在国内工作拿的钱，也比国内大学的毕业生高许多。以商务印书馆为例，20年代以前，编辑以学历定待遇，一个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月薪200至250元，留日博士，月薪100至150元，而一个国内大学毕业生，月薪只有60至90元。所以，当时流传着大学毕业生的区别是，“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
除 了就业情形外，要考虑到的还有，当时人们的观念和现在有很大差别。那时候，毕竟留学的女性很少，移民国外的华人也不像现在这样多，定居国外就不得不考虑以 后的婚姻问题，娶一个洋女子做太太，对那时候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本人没问题，家族也不会接受。此外，还有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希 望死了以后，能落叶归根，葬在祖坟。因此，出国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段学习经历，很少有人考虑要在国外定居，娶妻生子，终老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