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恩来——从王光美给政治局的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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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延昆：文革中的周恩来——从王光美给政治局的信说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志着大规模群众运动高潮的开始，到今年已经是四十年了。文革的发动者，参与者正在相继离去，保持文革的历史资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我希望，一切严肃对待历史的人，不管对文革持什么态度的人，都能认识到保存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有些人希望人们忘却这段历史，以为埋没甚至销毁文献可以掩盖真相。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他们错了，人们的想象，以讹传讹可以给他们不愿意公开的历史一个比实际更糟糕的真假莫辨的形象。远的且不说，就以１９６０－１９６２所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数目来说，当政者不曾公布过实际人数，结果，目前在网上流传的数字已经到了三千五百万。我敢断定，将来还会有人不满足于这个已经相当离谱的数字。可是，既然没有公开的可信的资料，你也只能听之任之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

今天笔者在这里要提请大家关注一件历史资料，那就是王光美女士１９８０年春天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本来轮不到我来披露这一重要文献。无奈无人提到它，甚至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也没有提到它，高采访过王光美，也许王光美遵守纪律守口如瓶。假如这封信有复件在周恩来的档案里，高也应该看到过。既然他只字未提，我只好相信他根本不知道这封信。这样看来这封信可能已经几乎被沉默埋没了。

我只是在１９８０年五月中旬听陆德（陆定一之长子）讲述过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当时陆定一已经解放，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所以读到过这封信）。信的主旨是，毛泽东本来要联合刘少奇整周恩来，但是由于刘少奇不肯配合，毛泽东反过手来联合周恩来打倒了刘少奇。她在信中说，１９６５年春节，江青去她家讲了许多对周不满的话，其中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件是说夏衍不是好人，为什么会调到北京。当王光美向刘少奇转述江青的意见时，刘少奇批评了王光美，要她不要过问这类事情。并说：“夏衍调北京是我（刘）批准的”。

我相信这封信的存在，因为陆德绝没有必要说谎；我也不相信王光美会说谎。这么重大的事情她应当知道分量，何况当时江青人还在，可以对质。但是现在看来，知道这封信的人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被埋藏在档案堆里被完全遗忘。所以，我想借文革四十周年的机会提请有关方面和一切关心文革史的人们一定要保存好它。并通过这个例子加强文献的保护和使用。

下面我想谈谈对王光美所反映的这一事实的理解。

如果我们联想到文革前几年中毛泽东关于文化医疗教育的一系列指示，我们可以看出矛头确实是指向国务院的。什么“城市老爷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等等。而且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不满意周恩来的工作。首先，他们两个人性格作风截然相反。毛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百分之百的革命家，相信可以用，而且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世界。而周处在总理的位子上则必然是要注重可行性，他的个性也喜欢处事练达周到一丝不苟。毛在建设时期的许多指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此周以及刘往往一方面出于对毛的崇敬不得不宣称这些指示非常重要，另一方有在实际上把他们高高挂起不闻不问。这在毛看来，岂不是不折不扣的阳奉阴违。例如６３年毛与毛远新关于教育的谈话，当听说有这么个谈话时，各级都重视得不得了，但传达之后又都不了了之，因为不知从何做起。根本没有可行性。我记得在６５年对北京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讲话中，周恩来还说过落实毛主席关于教育的重要指示是国务院的责任，反复讲没有落实好。

我猜想，毛泽东十分不满周恩来的至少还有两件大事。

一是三峡工程。李锐先生以为是他说服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没有上三峡工程。他太看重他自己的分量了。其实是毛泽东自己不想在那个时候上三峡工程，所以才用得着还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也不是的他李锐来替毛泽东打冲锋，毛总不能自己赤膊上阵吧。五八年成都会议前夕，周恩来舆论造得十分充分，要上三峡工程，他带了一大批人溯江而上，实地考察，准备在会上定案。结果，毛泽东在听了林一山和李锐的两个发言之后，挑了林一山的几个毛病把三峡工程无限期的延迟了。为什么毛泽东不想像三峡呢？也不是李锐的那些理由对毛有说服力。李锐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三峡工程虽好，但他最大的不好是时间长，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能建成，不能满足国家当前和近期的需要。”假如他老人家真要马上“高峡出平湖”，就会说十五年不算长。毛真正在意的是国际形势，是战争危险。当时中国军队刚刚撤出朝鲜，美国的军用侦察飞机几乎天天在中国大陆上空飞行。蒋介石也在准备反攻大陆。这位蒋老先生可是个打起仗来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主儿。当年炸开花园口，就是他的杰作。没有淹着几个日本人，可没少祸害老百姓。后来上葛洲坝时毛公开讲不能顶着二百米的水库打仗。恐怕毛泽东对工程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他直觉感到这么大的工程是个安全隐患。现在我们知道，大坝建成之后，要破坏它，常规武器几乎很难办到，但是工程进行中的围堰则脆弱的多。而周恩来也许对形势有他自己的见解。总之，两个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但是毛又不愿意讲出真实的原因，不愿意示弱。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上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周恩来本来是个细致周到的人，但是在三峡问题上，没有就安全问题给毛一个可以信服的解释，几乎可以肯定要引起毛的严重怀疑。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安全。文革中查叛徒，一个主要的对象就是周恩来。有人喜欢说什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本身就是绝对化，没有哪个认真的实践过。

另一件是大跃进的浮夸风。毛是高指标的始作诵者，但是他痛恨弄虚作假。周作为主管实际事务的总理又管着人民日报，搞了那么多虚假不实的东西，而且处处对毛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毛泽东是有苦说不出。例如在河南，毛面对粮食放卫星，说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是吹出来的”，如果周恩来向刹住浮夸风，顺着这句话，就可以把真相揭出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有一个故事。毛的专列在铁路上奔驰，毛指着远方一个村庄说车到那里停下，我要去看看能不能要到一碗红烧肉。然后作者说他们就要请示汇报了，等到专车到那儿的时候，不要说红烧肉，要烤猪也会有。那么，是谁在布置这些事呢？直接管着卫士们的应当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但杨管不了地方上的事，恐怕周恩来是脱不了干系的，甚至是集体的行为。

毛是大跃进的始作诵者，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首先纠正错误的也是他－－这不一定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敏锐，根本是因为别的人不想去揭发这些问题。到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身上也是不公正的。我素来不想去追究别人的动机，但是多少年来，我不能不去冥思苦想，周恩来，以他的聪明干练，以他在１９５６年反冒进的求实精神，不会发现不了大跃进的问题，为什么他要容忍浮夸风泛滥？一个可能是他５６年受了严厉批评，不敢再出头了，可是不敢出头也不需要掩盖真相，甚至当毛泽东出去视察想发现真相时，还弄虚作假刻意把他蒙在鼓里。我不禁要想，周是不是要想让毛泽东摔个大跟头好治一治他的好大喜功的急性病。老实说，我对周在大跃进中的作为，不能认同。假如他像任弼时那样敢于与毛泽东争论，也许他们的关系会更和谐一些，大跃进的许多问题也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毛泽东管的是战略，而不是细节，更不能也不曾事事亲躬。高指标毛必须负责，土法炼钢毛也必须负责。但是弄虚作假放了那么多浮夸的高产卫星，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毛泽东是指望他们提供真实情况来检验政策的。因此，可以推断，毛对周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肯定是既失望又狐疑。等到三年困难时期一过，毛要算这笔账是完全可能的。也许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居然不配合。而且是装聋作哑，连个回音都没有。然后只要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刘已经有了自己的实力基础，简直可以说把他架空了。于是毛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先解决刘少奇。而要打倒刘少奇就必须联合周恩来。第一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方针，他不会同时打倒两个副主席；第二他总还需要有人管理国家日常事务。

现在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常说，“当他（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并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重后果后，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以回避政治责任。”

这是我从网上摘录的一段某位哲学教授的话。在高文谦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然而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是在１９５９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而动议更早，是在５８年底，当时毛泽东是志得意满，以为他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可以向全世界挑战。他以为自己功德圆满可以退居二线了。而真正发现大跃进的问题的恰恰还是毛泽东。如果你去仔细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尽管作者充满偏见，仍然可以发现，庐山会议本来是要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的。也许还不十分彻底，还留有一些保留，但是方向已经明确。甚至早在这以前，毛泽东就有过一封要求传达到生产小队长的信，要他们不要管上面领导的意见，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这封信，清华大学是在１９６０年冬天才传达到每个在校学生。而有些地方如四川则根本没有传达。毛让刘少奇主持调整巩固提高的工作，而且把陈云又请了出来，实际上是不信任周，是联刘倒周的铺垫。把这么大一个国家管起来不容易。刘少奇过去并不熟悉政务。毛是要用整顿的机会不动声色的夺周恩来的实权。刘大权在握，是在毛的意料之中，在６６年底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说过，所谓大权旁落是自己要落的。出乎意料的是，刘竟然不肯配合自己，反而要保护周恩来。假如刘少奇明着顶，开诚布公私下里向毛为周说好话，也许事情不会那么糟糕，但实际上，刘少奇是阴着顶。仿佛以为他可以置毛的要求于不顾，似乎以为毛已经奈何不了他。这就轮到他倒霉了。我不知道毛泽东在文革之初是想好好教训一下刘少奇，还是下了决心要彻底打倒他。不过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还是说，所谓走资派，是世界观问题，改了就好。但是等到揭出历史问题时，毛肯定下了决心。

我以为，如果没有历史问题，刘少奇不会彻底垮台。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许多人的意见，以为，历史问题只是借口。毛对历史问题看得很重。中国人也一贯重视历史问题，所谓大节问题。特别是在国共两党残酷斗争的环境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防不胜防，更是看重历史上的忠贞。实际上文革的一个动机是让群众组织去查高级干部，主要是领导核心的人物的历史。这是干部系统所无能为力的。１９６７年九月中，江青和姚文元两个人单独接见蒯大富和韩爱晶，二对二。据说讲的话全听不懂，又不准记录，只记得一句“康老过关了”，但也不知什么意思。我不知他们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那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康老过关了，有的人还没有过关。你们去查，悄悄地去查，但是千万不要大张旗鼓（蒯大富倒霉就始于要公开调查康生，１９６７年一月搞了个康生调查委员会，宣言的墨迹未干这个委员会就寿终正寝，从此他就麻烦不断。）那有的人里，主要就是周恩来。所以才要在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加总理）集体接见（九月十五日接见地派，九月十六日接见天派）之后再来个二对二的接见。

有人会说，刘少奇不肯打倒周恩来，而周恩来却与毛配合打倒了刘少奇，周恩来是不是对不起刘少奇呢？我以为，周恩来在对待刘少奇问题上是问心无愧的。周恩来不同于刘少奇，没有顶撞毛泽东的资本。他只能取顺守之道。反之假如刘少奇取顺守之道，也许最终可以保住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会认错而不是硬顶。而且我敢打赌，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根本没有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而简直是牵着周的鼻子走。绝不会派什么人去跟周打招呼。所以周在整个文革之中都是战战兢兢，常常感到自身难保。其实，既然要打刘少奇，他大可放心，一时半时毛泽东必须容忍他，联合他。

我也可以说周恩来在保护刘少奇上是尽了力的。就在１２中全会之后，周在清华公开讲，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在组织上解决了。也就是说，周是主张把刘留在常委会之内的。６７年一月清华井冈山抓了王光美，周恩来以非常严厉的态度使得井冈山当天就交出了王光美。６７年６月２４日，中央批准清华批斗王光美，而且拍了纪录片准备全国发行。这意味着刘少奇的问题升级了，周已经挡不住了。但是他还是借口给王光美带了乒乓球项链，穿了旗袍，以“太不严肃”为由，扣发了纪录片，可谓用心良苦。周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一个月之后，造反派围攻中南海，揪刘少奇，实际上是围攻周恩来。文革的人都不在北京，只有他一个人苦苦支撑。据说几天几夜不能合眼。但是他还是不准公开批斗刘少奇。直到最后整出叛徒问题，周恩来才全面放弃。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所谓叛徒问题的真相，希望将来有关方面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完整地说明。给刘少奇平反时本来应该给个清楚的说法，如果这个问题成为模糊不清的悬案，将来恐怕还会有反复。当人们有以想象填补事实的真空的机会的时候，往往是坏得离谱。因为像想比实际去做容易得多。

相比之下周恩来倒真有点对不住邓小平。当然最对不住的是贺龙。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成全了周恩来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可以说是周的恩人。而且周也当了解贺的为人，已经八十有余，哪来的什么野心。假如周敢于当面向毛为贺龙说情，至少救他的性命是可能的。也许毛还会更尊重周一些。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文革后期，以讹传讹说是周推荐了邓小平。其实不是，这一点高文谦的书中已经详述。但是人们很少知道的是，恰恰是周教着红卫兵去批判邓小平。那是１９６７年夏天，一次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头头们。周说，邓小平爱玩，不大做事，不好批，你们可以批工业七十条，那是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我就奇了怪了。那也是国务院批发的，何况那是大政方针，而不是一厂一地的具体事务，难道你总理就没有责任？而且当时恰恰是中央文革表示毛泽东对刘与邓要区别对待。那１９６７年的春天，清华井冈山报连载完“刘修外传”，又开始连载“邓修外传”，出到第二期，中央文革打来电话，邓传不要出了，主席对刘邓是有区别的。不久，就有周恩来教导批邓的话，然后不久康生还把周的话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过一次。但是红卫兵根本没有心思去搞大批判。如果真的批起工业七十条，邓小平在工人中间肯定会有公愤。例如所谓管卡压都可以扣到邓的头上。

为什么周恩来一定要把刘邓绑在一起呢？也许这是他保刘少奇的一个策略。毛的策略是分化瓦解孤立极少数；而周偏偏要刘邓并列，将来要翻案也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