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生当村官”谈起
今年北京大学有19名大学毕业生被选聘到京郊房山区基层农村工作，将到房山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村官”职务，这是北京市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学生“村官”计划的一部分。此项计划自2005年底一推出，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学子的热烈响应，据悉共有11000多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历年都不乏一些具体的事例，但是像北京市今年这样有组织、成规模地选聘毕业生去农村，应该称得上是一项新的创举。
毋庸讳言，随着“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确实出现了困难的局面，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项举措一推出，也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并且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但是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考虑，从大学毕业生的发展出路来看，此举都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应该都不会陌生，13亿人口中生活在农村的占大多数，但是总体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发展的滞后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是农村地区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在于农村。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强调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农村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需要大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投身到这一空前的伟大工程中。
大学教育目前在我国已经初步普及，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而城市的容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与其千方百计寻找大城市已近饱和的就业机会，不妨把眼光投向广阔的农村。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乡村政权执政能力的提高，都迫切需要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不能仅仅将大学毕业生走向农村看作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出路，而应该看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根本措施。毛泽东曾经把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看作是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今天的社会环境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基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正如当年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今天如果没有广大农村地区的繁荣富裕，中国的现代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提高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摆在中国当代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面前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当然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还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京郊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总体环境可能会比较有利于大学生发挥作用。但是要号召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特别是到中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去，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鼓励措施，特别是要为他们创造能够切实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否则将很难吸引更多的大学生献身新农村建设。此外，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自身还有许多不足，他们一般还不太熟悉农村的现状，更缺乏对乡村社会世态人情的深入了解，也不具备实际的管理经验，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会受到某种排斥，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虽然以前有个别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不宜将其视为普遍现象。随着更多的大学生走向农村，更需要脚踏实地，切实为基层农民服务，提高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大学生也不一定都要去当“村官”，农村教师、医生、乡镇企业技术人员、基础设施建设者管理者等职业领域，都可以有大学生广泛的用武之地。
北京大学的这一批大学生即将走向基层，走向农村，但是新农村建设需要有大批的各类专门人才，即使是北京市今年总共2000人的数量也毕竟有限，而且还仅限于京郊农村。但是他们的行动可能会代表着一种方向，将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走向农村、走向基层。当然要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工作也不能只凭号召和热情，还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给予必要的保障，尽可能解除其后顾之忧。如果每年都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不再把就业目标局限于大城市，甚至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而是更愿意将他们的青春和智慧献给基层农村，那么无疑将会促进农村社会整体落后状况的改善，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6月15日第一版，《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第八版）
“炒作”北大之我见
今年暑期以来，有关北大的一些负面新闻频频见诸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影响到北大的声誉和形象，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学校方面的高度重视。客观地讲，有些对北大的指责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有些则是误解或夸大，也有些确是校内个别单位或个人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但是确实都对北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媒体的“炒作”，首先不妨看到北大毕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正因为有影响，所以才会成为某些媒体刻意炒作的敏感之地。类似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身上，恐怕就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正如笔者这样的普通人走在大街上，肯定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但如果换成是姚明、刘翔，则恐怕交通都要为之堵塞。所以有些媒体热衷于“炒作”北大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眼球。北大毕竟太有名了，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且这类“炒作”今后可能还会不断发生，我们对此大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
其次，也可以将某些媒体对北大的“炒作”放到整个中国教育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教育的整体现状仍难言乐观。上学难、学费高的问题普遍存在，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求学困难，在教育这样一个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的领域人们的不满反而更多；虽然国家逐渐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但某些学校热衷于讲排场、比奢华，学校内部行政机构庞大，运行成本很高，教育经费并没有完全用于教育事业本身；更有一些教师弄虚作假，占用大量的科研经费，用于个人或小团体谋利；还有不少学校竭力迎合官员、富商的需要，虽然也有为学校争取教育资源和经费的目的，但具体做法上往往被看作是嫌贫爱富，很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
今年夏天出现的关于西瓜注射红药水的谣言流传甚广，这一事件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关于“炒作”的问题。西瓜注射红药水经过试验实际上根本不可行，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轻易相信了这一谣言，于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瓜大量卖不出去，仅海南瓜农为此就损失了三千万元。这个谣言虽然十分荒谬，但如果没有此前那么多的注水猪、注水牛，假种子、假化肥，乃至于各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一谣言。正是此前大量存在的此类不法行为，才为谣言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
回过头来再看媒体对北大的负面“炒作”，如果没有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些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严重问题，人们也不会轻信那些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对北大的指责、误解。某种程度上北大是在代中国教育受过，因为北大被视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甚至可以说是观察整个中国教育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人们也很容易把那些在教育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联想到北大身上，自然地相信北大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就以北大要建高尔夫球场的误解为例，正是由于众多高校普遍对官员富商趋之若鹜，一般人就容易相信为满足他们的需要北大可能真的要建高尔夫球场，而不去仔细考虑这类项目在北大校园根本不具备可行性。教育界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人民群众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情绪正是媒体“炒作”北大负面新闻的舆论基础。
媒体对北大的继续“炒作”肯定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变负面新闻的“炒作”为正面成绩的宣传。中国教育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积重难返，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北大毕竟是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最高学府，关于北大的一些负面新闻之所以被“炒作”起来，恐怕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在其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同样也会在北大发生，对北大有一种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即使不能做到“兼济天下”，至少也应该“独善其身”。应该承认，一些在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在北大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北大毕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而不受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少做那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事情。多一些奉献，多一些创新，多一些为人民群众利益呐喊的声音；少一些索取，少一些追名逐利，少一些对既得利益阶层的追捧。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像王选、孟二冬一样的优秀教师涌现出来，培养出更多愿意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优秀人才，奉献出更多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的优秀成果。如此，我们对媒体的“炒作”就不仅不会反感而且会十分欢迎，因为他们要“炒作”的都是北大的成绩、北大的贡献，北大将以自己的优异表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尊重。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11月7日第三版）
从艾冬梅遭遇看运动员培养方式转变
4月初，原火车头体协女子长跑运动员艾冬梅因与其教练王德显的官司未了，加之身体伤病、生活无着，不得不摆地摊谋生，甚至要出卖奖牌换钱的新闻引起了很大反响。从艾冬梅的遭遇，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前不久靠给人搓澡以维持生计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甚至几年前不幸去世的亚运会男子举重冠军才力。这些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在退役后却生活艰难的运动员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下，艾冬梅的生活状况近日已出现很大转机，继收到南京某公司10万元创业费后，又以10万元的合同成为徐州某卫生品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其丈夫和孩子也得到相应的安排。
虽然艾冬梅的生活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她的遭遇并不只是个别现象，其身后还存在着一个不小的群体，并非所有退役运动员都能像邹春兰、艾冬梅那样幸运地受到关注。从艾冬梅等人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方式的反思。
同样是从事竞技体育，与艾冬梅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姚明、刘翔等明星运动员的如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抛开运动项目的热门程度、个人的天赋差别等因素之外，恐怕在运动员培养方式上的不同理念也是重要的因素。
虽然姚明、刘翔的个人天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其成长轨迹得益于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具备了比较全面的能力。姚明不仅在球场上叱咤风云，在球场下常常也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刘翔的运动成绩举世瞩目，而他面对公众和媒体大方、阳光的形象，更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姚明、刘翔更因为热心公益事业而愈发受到国人的尊敬和喜爱。此外如笔者非常欣赏的女子游泳运动员罗雪娟，虽然她因身体原因遗憾地过早退役了，但她在比赛时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在面对媒体时的大胆和直率，都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出了极佳的心理素质和个人素养，相信她今后一定会在其他领域做出突出成绩。
在去年北京大学著名体育教授林启武先生百岁生日之际，林先生早年说过的，要让每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都有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体育工作者（包括运动员）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的言论仍被人反复提及，认为是林老对体育运动宗旨的精辟概括。毛泽东更是早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以此要求来看待姚明、刘翔等一批优秀运动员，不难发现他们除了突出的运动成绩之外，在个人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等方面也成为人们效仿的偶像。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似乎更能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其影响力早已大大超出体育运动领域。最近“台球神童”丁俊晖参加一些重要比赛成绩不理想，甚至出现厌倦情绪。有评论者就指出，丁俊晖应该把注意力适当地放到台球之外，应该多读一些书，并指出刘翔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但刘翔训练、比赛之余以名人传记、各类名著代替了电脑游戏，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由此得到很大改善，突破了限制其进一步提高的“瓶颈”阶段。
由此反观艾冬梅等人退役后的遭遇，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没有根据全面发展的需要进行综合培养，其文化素质方面的缺陷是无须讳言的。在训练中也过于强调“出成绩”的一面，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采取科学、合理、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培养方式。即使出了一些成绩，在过于严厉的管理方式面前，也很难持续下去。并非笔者有先见之明，早在1993年“马家军”正是大红大紫之际，笔者从大量报道中就隐隐感觉到其训练和管理方式有过于严酷的一面，不想第二年就发生了“马家军兵变”，一支曾经天下无敌的队伍顷刻瓦解。中国男女足球队近年来都遭受过一些惨重的失利，究其原因，除了技术上、能力上的差距之外，恐怕运动员文化素质方面的不足，集训、比赛期间各种非人性化的，过于死板、僵化的管理方式也难辞其咎。
艾冬梅的遭遇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对退役运动员的广泛关注，他们毕竟为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绩做出过贡献。除了不断完善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体系之外，恐怕更需要对一些传统的训练和管理方式进行反思。运动员必须的文化知识学习，必要的技能培训，退役后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乃至身体的健康，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受到忽视。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办，不仅是体育主管部门，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国人都会对金牌数、奖牌数充满期待。但在盼望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更应该期待他们在赛场内外都能够充分展现大国运动员全面的风采，获得竞技比赛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如此，中国的竞技体育方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走向光明的未来。
（《文汇报》2007年5月11日第五版）
大学要创建一流但更要引领潮流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大学，主要是一些历史悠久、声名卓著的名牌大学，纷纷提出了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其中的一些顶尖大学更是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的还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随着国家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些大学也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对一批重点大学给与大力支持，各校的财力大为增强，规模大为扩充，建筑、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大幅度改善。
但是与大学经费增加、规模扩大、条件改善不太成比例的，则是中国大学的声誉近年来出现了不小幅度的下降，大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常会成为舆论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不时更有一些大学被各种“负面新闻”所困扰，而且往往是一些名牌大学。尽管此类新闻与事实时有出入，但公众看到的多是相关大学的否认或辩解，少见自身的反省或引以为戒的谦虚，大学的公信力不断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一些顶尖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似乎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单以学术标准来衡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是中国教育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各界人士也不断呼吁增加教育投入。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如果要求增加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社会舆论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而面对一些已经得到重点扶持的大学希望国家继续增加投入的诉求，社会公众却并不完全认可。尽管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样严重不足，即使是得到重点扶持、以创建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其办学经费较之于追赶的目标仍非常有限，这一点也是相关大学特别强调的。至于学术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公众对此比较宽容和理解，也并未要求中国的大学马上就达到世界一流的办学水平。人们对大学的不满，恐怕更主要地体现在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增强，商业化色彩加深，大学追求真理、追求社会公平的理念减弱，大学的精神面貌、大学的社会责任感难以令人满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一些强势的集团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往往受到这些强势集团的损害，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学是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除了其专业研究之外，重要的责任就在于要关怀民生，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然而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期，就一般公众的感觉而言，似乎不少专家学者利用专业知识为利益集团代言的声音多了一些；而为普通民众呐喊呼吁的声音少了一些，且不能成为大学中的主流意识。大学似乎也在更多地谋求自身利益，面对社会上一些消极负面的问题，往往不是主动承担责任，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是随波逐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功利化倾向。
中国的高校在提到世界一流大学时往往言必称哈佛，以哈佛为大学的最高境界。然而哈佛大学去年新上任的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明确指出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遗憾的是我们却听不到以哈佛为追赶目标的中国大学校长们提出过类似言论，如果有，也只能是在过去。蔡元培校长更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提出过：“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也。”尽管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但谈起理想中的大学，则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1920至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似乎更符合社会公众对大学的要求；而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教育家们更符合人们心目中大学校长的形象。
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引领社会进步潮流方面曾经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早有定论，这一点甚至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难以企及的；在抗日战争极其严酷的环境下，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精华力量，而且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指出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喏喏，作一士之谔谔。”如果以科研、教学等纯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当年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同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也许比现在的大学更小。
客观地讲，即使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大学，其学术水平要想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要做到追求真理而不是谋取功利，引领社会的进步潮流而不是为社会的逆流浊流所淹没，更多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言献策而不是竭力追捧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却是中国的大学及其专家学者们能够做到的，也是社会公众十分期待的。作为大学的主管部门和大学的管理阶层，是否可以在大学的管理中少一些行政化色彩，多一些宽松和宽容，大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仅通过一些专业化的硬性指标就可以体现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梦想，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大学不是在全社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顺内外部的管理机制，仅仅想依靠资金的投入，人才的引进，设备的添置，论文数的增加，就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恐怕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反之如果大学真正能够做到追求真理和正义，引领社会的进步潮流，维护学术的自由，则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就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北京大学校报》2008年11月25日第四版，获北京市新闻学会和北京高校校报研究会2008年度北京高校好新闻一等奖）
燕南园的二月兰
燕南园是北大校园中的园中之园，一堵石砌的小围墙环抱着十几幢绿树成荫的幽静住宅。熟悉北大的人都知道，燕南园不只是一片普通的住宅，因为一批中国现当代最顶尖的学术大师曾长期居住在这里，使其影响力超越了时空，成为许多学人的崇敬向往之地。如今随着大师们的逐渐离去，其中的一些房子才开始被学校改作他用，就在我有幸随所在部门搬入燕南园的这几年里，还时常会遇到前来寻访大师足迹的校内外学子们。
也许是住过许多大师的缘故吧，燕南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凡的气度，就是园子里那些看似并不起眼的二月兰，也要比校园里其他地方长的更多、更茂盛。今年入春以来雨水偏少，我原以为二月兰会长得不太茂盛，但从我办公室的窗子望出去，满眼仍然是盛开的二月兰，虽然不及雨水丰沛的去年春天那么多，但这种蓝紫色的小花还是在燕南园里成片成簇地开放。尽管园子里的其他花朵也纷纷争奇斗妍，但似乎都不及二月兰那种满园盛开的气势。
在北大校园里经常会看到园林工人栽花种草、修剪树木，但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栽培、养护二月兰。然而二月兰却绝不会因为没有人过问就自卑自弃，每到春暖花开之际，她总是能以最绚烂的色彩呈现在人们面前。我所在的53号小楼是几年前落地翻建的，小楼南面数十米外是55号李政道先生的国内寓所。翻建小楼的时候，施工单位在53号与55号之间的空地上搭建了几间工棚，拆除后的地面上自然是寸草不生。我没有注意过了多久，也许就在来年春天，最多又过了一年，原先被占用过的地方又长满了二月兰；53号小楼改为办公用房后，园林部门按统一规划在周围种上了人工草坪，经常有人来浇水、养护，入夏之后草皮疯长，还要用噪音极大的除草机来剪草。不知浇了多少水，忍受了多少噪音，但那些人工草坪却总也长不好，东一块西一块的。而从没有人关照过的二月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在草坪上冒出来，虽然没有在无人管理的空地上长得那么茂盛，但也一簇簇的颇为赏心悦目。
我是不大懂生态问题的，但也知道北京的水资源非常短缺。现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其他地方，到处都喜欢搞整齐划一的人工草坪，这些草坪不仅要经常浇水，还特别地娇气，动不动就发黄枯死，不得不另外补种。还要喷杀虫剂，用除草机，无一不对生态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燕南园里的二月兰，既不需要栽种，又不需要浇灌，更不需要养护，即使雨水稀少，也照样能成片地开花，逢上雨水充沛的年头，简直就无处不在，夺去燕南园中的大半春光。
我的眼前既有盛开的二月兰，也有人工培植但长得稀稀拉拉的草坪，似乎无意间在向我们揭示着某种道理。过去人们在“三北”地区想“人定胜天”，大量开垦、放牧，结果是“沙进人退”，大面积的国土荒漠化。后来虽然也想搞一些人工植被来改善环境，但却是事倍功半。有些地方就不得不把人撤出来，据说这些地方只要人类不再涉足，让大自然休养生息，其生态环境往往能较快得以恢复。
自然界的道理如此，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开放搞活，不就是为了把管的过多过死的经济从人为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其自身的活力吗？当年赵丹先生的一句临终遗言“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实在是道出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的大学公认的办的最好的时期恰恰是管的最少、自主权最多的时期。但现在的教育管理者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道理，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五日一检查，十日一评比，半月一考核，过些日子又来一次评估。其结果恐怕就如同我窗外的那些人工草坪一样，虽然不断有人养护，却总也长不好；即使别处有长得好的，也只是看上去很美，早已失去涵养水源、维护生态的功能。反倒不如没有人过问的二月兰，只要有适当的土地，适当的阳光、雨水，就能够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给人们带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北京大学校报》2009年4月15日四版）
体制不变，大学校长又何必换岗？
近一段时间，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大学的校长或离任、或换岗。大学校长更替本来是平常的事情，只是一下子牵涉到这么多的重量级大学，想不惹人关注都不可能。任命一下，多位副部级的大学校长纷纷收拾行囊启程，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之重、权力之大令人印象深刻。
我对这些大学校长的情况都没有多少了解，更无法评价他们任内的功过。但如果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大学或校长，而是就大学或大学校长们整体而言，似乎无法得出大学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大学校长是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的结论。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大学里就会有相应的表现，社会上有什么弊端大学里就会有相应的问题；大学校长们也都有官场上相应的级别，职务由上级任命，身份更符合政府官员的特点。如果哪位大学校长有不合体制的特立独行的言行，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得不到主管部门和同僚的认可。
我相信离任的大学校长中有的任期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其中可能也有师生们很不满意，希望他早点走的。在很多部门或单位常常有这种情况：大家对某位主要领导不满意，以为来一位新领导就会好起来，但时间稍久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甚至还不如过去，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足协近几位掌门人的表现了。如果校长们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不变，校内管理机制和利益格局不变，民主意识淡薄，又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则换不换校长其实并无多大影响。
既然体制一时难以改变，又缺少变革的理念和决心，其实有些大学校长的日子是可以过得很潇洒的。他们一年中可以有半年时间飞往世界各国或国内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考察、访问，至于是否都有必要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即使留在校内，也常常是赶场式地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没弄明白这一场的情况又匆匆赶往下一场了，要做的“指示”自然会有人事先准备好，用不着事事都搞明白。过去在校内经常能看到骑着自行车的校领导，甚至还会看到校长弯下身子给自行车打气，现在校领导们一般都是坐小车的，时常还可以看到秘书们专门从办公室出来迎送，并为领导们打开车门。有的校领导是非常在意他们的官员身份的，荣耀感极强。借用鲁迅讽刺北洋军阀时期教育当局重在“当局”而不在“教育”的话，恐怕现在有些大学校长是重在“长校”而不在“大学”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长期在权力环境下熏陶出来的结果吧，许多老师和学生对校长们往往是心悦诚服，倍加尊敬的。老师们平常是难得见到校长的，更不要说想反映问题了，校长偶尔和自己说了几句话，就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如果再对学生表现一下亲民的举动，表示一点关心，再会唱几首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尽管唱得很走调。学生们也都幸福的不得了，又是要“感谢关爱”，又是要“感恩”，又是“慈父”的，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上上下下其乐融融。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校长们能够这样潇洒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如果他们都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要不断推出各项举措，要“促进改革”、“加快发展”。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无非就是要“加大考核力度”，要搞“末位淘汰”、“减员增效”、“定岗定编”这类名堂，教师们的日子恐怕就更不好过了，校园里也就更不得清静了。
（写于2008年11月20日）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的一些看法
近年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党外人士配备的政策。各级人大、政协配备党外干部和代表人士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有大批优秀的党外干部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国家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更是直接由党外人士出任，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职务，是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充分显示出中央在选拔任用党外干部方面的决心和魄力。
党外人士群体中存在着大批层次高、素质好，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人才，其中也不乏许多具有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的同志。应该让更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和各级政府部门，加大选拔使用的力度，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对于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而是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首先，对于那些专业上非常突出，且正处于创造力高峰的党外人士，一般不宜急于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特别是不宜急于进行实职安排，让其从事实际的管理工作。众所周知，尽管现在中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各类专家、学者的数量空前，但真正能够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拔尖人才极为匮乏。其中一项显著的表现就是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却没有多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专利，多数行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末端，在获取有限加工费的同时，伴随着资源、环境方面的重大代价，以及劳动者极低的收入保障；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对世界上更是没有多少影响力，迄今没有产生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去其他因素之外，各类优秀的创造型人才的缺乏应该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庞大、臃肿，各类官员的数量之多、耗费之巨，也是人所共知的，早已达到国力不堪重负的地步。以极为有限、极为珍贵的专业人才，又处在创造力旺盛的时期，不去专心从事创造发明，反而急于从政，去补充数量极为庞大的官员群体，应付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实在是用非所长，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极不划算的。
已故的党外代表人士王选先生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王选在创造力正处于高峰的时期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而是一心一意从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发，开辟了汉字排版印刷的新时代，以技术上的优势战胜了这一领域的国外厂商，占领了国内外汉字排版印刷的市场。而在他已过了创造力高峰之后，才开始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及全国政协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以其杰出的贡献、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民主党派的旗帜性人物。如果在王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就急于让他担任行政职务，就很难想象会对他技术上的突破产生什么影响。此类情况并不少见，有的党外人士在专业领域蒸蒸日上之际，就进行了实职安排，结果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本来很有成绩和希望的专业领域反而被放到次要位置，很快沦为平庸。不仅对党外人士如此，对其他杰出的专家、学者，技术人才，都不宜非要安排行政职务，以免影响他们业务上的进展和创造力的发挥。
其次，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不要过多地考虑年龄、行政级别方面的限制。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但是目前在许多地方或部门，对于党外人士的选拔使用还存在不少限制。例如要选拔党外人士担任实职干部，如果是一个副局级岗位，往往要求其担任过正处级职务，同时还有相应的年龄限制。党外代表人士往往多年从事专业工作，到取得一定成就和学术声望时一般也不会太年轻了，又不宜让他们在业务发展的高峰期从事管理工作。到适合进行安排时，他们在参政议政或行政管理方面可能还没有任何经历，年龄也可能偏大一些，因此不能按一般党政干部的选拔原则要求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多数是大学的教授或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教授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即使担任了学院院长、系主任，按行政级别只是处级干部，学院下面二级系的系主任，或者系下面的教研室主任，如果硬要套行政级别就只能按科级干部对待。至于在大学里十分重要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机构，更是没有什么行政级别，而这些职务常常都是由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很高的教授担任。实际上许多著名学者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可能就是教研室主任了，更有不少著名学者从来都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
近年来在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上出现了越来越强调行政级别的倾向：许多优秀的党外人士因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不够就不在选拔之列；有的党外人士准备安排在人大、政协或民主党派中任职，也往往要求所在单位为其安排一定的行政职务，搭好所谓的“台阶”。虽然按台阶晋升职务的规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不宜将其绝对化，将任职经历看得过于重要，将领导职务的门槛看的过于特殊。我们知道人们获取的知识和能力有的来源于直接经验，有的则来源于间接经验，担任领导职务确实需要一定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更多应该体现在分析和判断问题能力的高下，为人处事的分寸，是否公平正直等方面，并不一定都要在担任领导工作后才会具备。有的人从来没有当过干部，但一上任就很有章法；也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干部，甚至是很高级的干部，但仍然昏庸无能。此类现象不胜枚举。
许多党外人士多年从事专业研究，取得专业上的成就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如果适合进行实职安排，就不能要求他们在行政职务上都要走过所有的台阶，不能按照党内干部的培养选拔规律要求党外干部。对于那些学有所长，综合素质很高，并确实适合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外人士，只要注意加强培训和岗位锻炼，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就会很快得到提高。
第三，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要考虑到他们实际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管理工作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党外人士都适宜于参政议政或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党外代表人士专业能力很强，但却不懂政治，更不懂管理，学术上很有建树，但对政治问题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对管理工作相当外行。如果让他们参政议政，很可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如果担任行政领导，更可能会不知所措。对于那些不适合参政议政，不懂管理工作的党外人士来说，最好还是让他们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不要勉强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否则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又影响了业务上的发展。长期以来在选拔培养领导干部问题上强调要“知识化、专业化”，一般可能理解为担任领导工作要有比较高的学历，有自己的专业，最好是专家出身。所以各级官员中学历高的、有专家身份的越来越多，有的本来学历不高，也要利用职权搞一顶博士帽戴戴，弄一个教授当当，但实际工作能力未见任何提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批评说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应该看到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专业”，并不是学问做得好、学术地位高就一定会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不仅部分党外专家学者中存在“专业内行、管理外行”的情况，即使现在大量专家学者出身的领导干部中，许多人的实际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在于只看重了他们的高学历和专家身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同志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是否是管理工作的“专家”。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应该特别注意把那些具有优良的专业素质，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仗义执言，特别是能够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党外代表人士选拔推荐到各级人大、政协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对于进行实职安排的党外人士，则更要考虑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兴趣，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以便于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使用要切实改变“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有些党外人士正处于业务发展高峰，或并不一定适合参政议政和从事管理工作，但仍然进行了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显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虽然“官本位”制在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和影响，但历史上还是有许多不愿为官的名士，即使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大学教授、尤其是有名望的教授还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但现在就是在以学术为本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行政化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无所不在。学术上非常出色的教授，如果不担任校长、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对学校乃至院系的事务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提拔”，甚至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事情。一方面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似乎是一种“重视”、“关怀”，不顾其是否适合这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在对党外人士安排时设定出种种条条框框，必须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够什么级别等等。其根本原因都是受“官本位”评价体系的支配，一个人真正的贡献和成就，真正的能力和威望，在官员等级面前都是次要的。这样的评价体系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创新的动力，当所有的专业人士都要以官员的要求、好恶为准绳，以官员的身份为荣耀，那么一个和谐的、创新型的社会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必须让所有的人才，特别是各种专业人才，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任何政治身份、官员身份，就能够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是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工作，应该拿出更大的魄力，迈出更大的步子。但同时更要注意破除各种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党外人士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尽所能、各用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此文获北京市委统战部颁发的2010年度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北大应以整体改革的形象重铸辉煌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蔡元培校长执掌北京大学，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聘请了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来校任教，裁撤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同时对北大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原本封建官僚色彩浓厚的旧北大很快被改造得面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前进方向，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一举奠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陈平原教授对此曾有过准确评述：“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五四时期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一页。时间已经流逝了将近100年，时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北大是否还有机会重新复制五四时期的辉煌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然而那个时期所批判过的许多旧的思想、观念、传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今天，思想启蒙的任务仍然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余年，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即使是北大也深深地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
同历史上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乃至同世界上任何优秀的大学相比，目前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其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和体制的联系过于密切，行政干预的力量过于强大。北大无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一向被国人寄予很高的期望，被视为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目前的北大是无法承担这些使命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北大并未能真正继承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并未担负起应该坚持承载的历史责任，而是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顺从并迎合了世俗的观念、体制的需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一些群体、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要能够为全社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引领时代的进步潮流，也要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来看，北大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充当这样的角色，北大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使命。
首先，北大应该拥有一支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上比，目前北大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多，培养各类人才的规模之大，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但社会影响力却远不及五四时期的一小批先进知识分子，学术水平上也不及老一代大师。北大固然需要有一大批专业素养很高，甚至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但是北大的学者中，不要求全部，至少有一批，甚至是占主流的一批学者不仅应该在专业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应该敢于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他们的研究领域可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但他们同样应该关心公共事务，关怀人民大众，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民智的开发，为民生的改善，为民权的保障而呐喊、而奋斗。这也正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者们所走过的，为北大带来巨大声誉的道路。尽管现在北大不乏这样的学者，但总体上还形不成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和时代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值相距甚远；甚至有的学者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而是站在权贵阶层的立场上，维护其既得利益，遭到人民大众的反感。
鲁迅1925年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句话早已被我们耳熟能详，尽管后来的北大、现在的北大都恐怕受之有愧，这还只是鲁迅观北大的第一点；鲁迅观北大的第二点：“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后来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不提。其实不必讳言今天的社会还存在许多黑暗面、阴暗面，仍然需要北大站出来与之抗战、斗争，鲁迅的北大观至今并没有过时。一支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敢于仗义直言，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奉献全部热情、才智、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重铸北大辉煌所必需的。五四时期《新青年》办得再好，发行量最多不过几万份，只能在当时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部分知识群体中造成影响。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应用，客观上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空间和行动舞台，就看新一代的北大学者能否传承那些前辈的思想和精神了。
其次，北大应以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当今中国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强调：“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民主化应该怎么实现？都还没有现成的路径。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对于怎样进行改革？三中全会及以后中央的历次决策并没有给出全部答案。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十几户农民冒着风险搞起来的，后来才得到肯定和推广；深圳等特区是在一片非议声中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对特区的建设也没有给出很具体的指示，而是要求“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既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那么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探索和尝试。北大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理应在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民主化管理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也就必然会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北大如果不率先致力于管理体制深层弊端的改革，自然会有其他地方进行尝试。从笔者了解到的有限信息中得知：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期出任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有志于建设一所全新管理体制的大学，据说深圳市还要出台地方法规，以保证南方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尽管我们还无法预期这所大学的未来走向，但其着力于大学去官化、去行政化，触动大学深层弊端的尝试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深圳大学几年前就成立了由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组成的人事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学校所有进人指标和财务预算都要分别由这两个委员会通过后方可施行。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大学体制的改革方面是否也要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北大的地位和声望固然是深圳这两所大学无法企及的，但是不要忘了，当年的蔡元培校长也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北大声誉鹊起、独领风骚；建校时间晚于北大的清华、燕京也是在不长时间内就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近期的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十年就成为了亚洲一流大学，国际上排名已在北大、清华之前。北大如果不打算在深层体制的改革上有所作为，将来落在其他大学后面并非没有可能。
大学内部常常将体制上的弊端归咎于各级行政部门的干扰，抱怨没有多少办学自主权，却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实际上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众多高校，官僚化习气之浓厚，行政部门之庞杂，权力运作之不公开、透明，乃至于以官场规则主导学术规则，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虽然有行政部门的多方干预，但是同历史上的大学相比，现在的大学对行政权力的渗透不是自觉地防范、抵制，而是积极靠拢、主动迎合，甚至为了满足自身的权力愿望，在可以掌控的领域内全面贯彻。当年的蔡元培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拥有多少办学的自由，蔡元培1919年曾发表过不愿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抱怨了他任校长期间经常受到的官僚们的训令、干涉，受到各种强权的压力，实际上很不自由。但他仍然能顶住各种压力和干扰，大胆改革，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篇章。如果大学不能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从改革内部的弊端做起，则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北大近些年来也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从前些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到最近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一不引起校内外激烈的争论和质疑。这些改革举措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都没有从深层次的问题上入手，没有着力于解决大学行政化、官僚化泛滥的问题。改革如果不是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而是试图从一些次要方面打开局面，并且这些改革本身还是由公众最质疑的行政力量所主导，其目的和效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出现怀疑和批评就是很正常的。现在的社会舆论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开放，对于北大的批评和质疑更不会受到什么约束，不仅是网络媒体，甚至传统媒体都可能会对北大进行激烈批评，北大必须要学会适应这种局面。从另一方面讲，北大之所以受到这样强烈的批评和质疑，也说明社会公众对北大还抱有一定期望，希望北大能够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在思想的引导和体制的创新方面为今天的社会做出表率。
现在的北大确实可能比蔡元培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干扰，但是这些力量也许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强大和不可抗拒。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攻坚阶段的艰难时期，北大完全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自己的行动，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无畏的勇气，进行全面、深入、整体的改革。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要求使北大完全有可能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完全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再次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可能涌现出陈独秀、鲁迅这样的思想界领袖，也可能涌现出蔡元培这样杰出的教育家，就看今天的北大还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胆识、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了。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月8日第四版）
看餐饮中心文艺汇演有感
1月18日晚，我去大讲堂参加餐饮中心的活动。本来以为只是看电影，不想进去之后才知道当天晚上首先进行的是餐饮中心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并且为每位来宾都发了节目单。我当时还有几分抱怨，早知如此还不如等电影开始后再来呢，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就坐下来看看演出吧。
我对这场演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北大呆了这么多年了，高水平的专业文艺演出都看过不少，一台餐饮中心的业余汇演能有什么名堂。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节目不好看，就随时准备走人。不想一开场的健美操表演就把我吸引住了，看到那些平时在餐厅里为我们打饭、服务的姑娘们换上漂亮的服装，展现了她们青春、靓丽、活力四射的一面，不觉使人眼前一亮。当晚的演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还表演了独唱、合唱、舞蹈、诗朗诵、相声、京剧、情景剧、乐器演奏等节目，形式多样、色彩丰富，内容生动、贴近生活。大部分是由各个食堂、餐厅的外来务工人员表演的，也有一部分餐饮中心的正式职工参加演出。坦率地讲，节目的总体水平毕竟是业余的，但看的出来他们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尤其是那些在北大打工的年轻姑娘、小伙们，虽然他们的表演不乏稚嫩之处，他们的歌声、舞姿、舞台形象、节目内容不算完美，但都是非常真实、生动、有活力的。观众多半是他们的同伴，台上台下不时互动，气氛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
我在北大看过多次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也参加过不少学生、教职工的文艺晚会，但印象中还没有看到过北大打工群体的文艺表演。目前在北大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打工者，其总数绝非一个小数目，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并不完全被我们了解。从这场演出中不难看出，他们也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渴望在北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从那些精心准备的节目形式，自编自演的节目内容，到漂亮的服装、道具，人数众多的演出阵容，都可见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业余时间，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后来我听餐饮中心崔芳菊主任介绍：他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极大辛苦，在两个月的排练时间里有许多事情都让她非常感动，他们在舞台上卖力的表现，比得到奖金更感到荣耀，真是非常可爱。
北大应该是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的，校园里不仅有风度翩翩的学者，有风华正茂的学子，也有许多普普通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虽然不是校园生活中的主角，也许只是一些匆匆过客，但他们同样也在北大生活，也在为北大做出奉献。还是崔主任的语言更准确，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朴实的感情在丰富着北大的每一天……”。他们不仅需要关怀，也需要有自己的追求和认可，一台晚会也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是这些打工的男女青年在辛勤的工作之余，进行这样一场演出，不仅自身的才能得到了展示，而且在共同的排练中培养了多方面的能力和团队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丰富。也许在他们离开北大很久之后，都会感谢北大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值得回味的一页。
我们应该感谢餐饮中心组织了这场演出，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是物质上的支持和保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北大的精神和气度。前不久香港大学为一位长期在学校里做饭、扫地的老妇人举行了专门的仪式，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她以自己平凡的劳动影响了大学，成为“香港大学之宝”，此举得到了内地媒体的一致好评。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师和学生，还是那些在大学打工的聘用人员，都绝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雇佣关系。大学不一定要有多少大楼，也可以暂时没有大师，但是一定要有大爱，要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
这样的一台晚会也许不宜一下子赋予太多的含义，但希望这在北大是一次好的开始，是一种值得效仿的行为。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3月15日第四版）
要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氛围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校参加工作的，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印象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干部都可能会对学校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例如学校的党代会、教代会上，更可能会集中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不同意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乃至于在近些年来几乎销声匿迹。不仅是学校的干部，甚至教师也不提意见了；不仅领导层听不到不同声音，在院、系及各个职能部门内部，也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不仅下级对上级不提意见，同级之间、上级对下级之间也很少提出批评意见。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和领导体制有关。由于现行体制下各级领导掌握着更多的权力、资源，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干部、教师的晋升、提职，自然很多人就会担心影响自己的职务和职称的晋升，影响自己资源、利益的获取，从而不敢得罪领导，不敢提不同意见。但情况又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同志职务、职称已经到了头，甚至年龄也快过线了，但仍然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还有一些离退休的同志，对现状有许多不满，也只是私下嘀咕嘀咕，不正面发表意见。有些同志甚至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也仍然不敢表达任何不满。
对于那些由于自身原因而不敢、不便于发表意见的同志不妨多一些理解，毕竟在现有体制下提意见可能会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对于一些有意见要讲但又没有什么机会讲的同志也不必强求，他们可能连见到各级领导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坐下来提意见了。问题在于那些有条件发表意见而自己又可以不受什么影响的同志，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是几乎不谈任何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问题，甘愿做好好先生。
现在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言论越来越自由，各种批评的意见越来越多，要求公开、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是在各级政府机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内部，一言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同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少，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弱，决策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对于这种现象我始终无法理解，无论是党的领导人一贯提倡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是党章中规定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或是现实生活中有更多途径表达的群众意见、群众呼声，都好像在权力面前基本失效，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毫无触动。
任何领导人，任何决策都可能会有失误或不足之处，意见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只有充分发表意见，才能集思广益，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能够从各种意见中总结提炼出值得采纳、参考、借鉴的内容，从而形成更加完善的决策，更能体现出领导人的智慧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反之如果领导人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项决定都受到一致拥护、齐声称赞，自己也可能逐渐丧失正常的判断力，真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英明，实际上对领导者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就像有的领导人有点业余爱好，例如写写字、吟吟诗什么的，水平很有限，本来自我欣赏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周围抬轿子的人多了，必然会一致称好、哄然叫妙。时间久了，领导们自己也难免糊涂起来，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大诗人、大书法家了，拿出去广泛示人，不免贻笑大方。如果一些有明显错误和弊端的重大决策也是这样在一片叫好声中出台的话，那可就贻害不小、后患无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党内能够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畅所欲言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形势的好转、历史的转折。遵义会议上，正是毛泽东等同志对当时中央负责人的激烈批评，才挽狂澜于既倒，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与会的各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所谓“出气”就是对各级领导提意见、发泄不满。正是在这种能够比较充分表达意见的氛围下，经济困难的形势较快地得到缓解；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正是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直面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发言，才开始了纠正长期以来的极左错误，拨乱反正。即使是历史上一些比较开明的君王，有时候也是能够虚心“纳谏”的，能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也是君臣比较和谐、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管理体制下，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要敢讲话、敢发表批评意见。但首先应该让那些在其位、谋其政，有机会、有条件讲话、发表意见的同志先讲起话来，要本着对国家、社会、所在单位负责任的态度，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要多大勇气，更不必“五不怕”，仅仅只是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但现实中许多同志却是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对于那些不在其位的同志，也不要认为自己讲了都没有用，“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话的人多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可能会对某些不良现象多少产生一些制约作用。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害而仍然不敢讲话的同志，往往越是不敢提意见、越是不敢表达不满，也就越容易被轻视，自身利益越得不到保障。
我想如果在我们学校能有更多的人开始讲话，对学校和各单位的事务踊跃发表看法和意见，学校及各单位也广开言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全校的气氛逐步活跃起来，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良好氛围。也许互相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会更多一些，许多事情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5月15日第四版）
不妨以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招生改革
近日，北大11位教授联名致信周其凤校长，对本科招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看法、建议。周校长很快做出回应，亲自向各位北大同仁、校友致信，就招生制度改革征求意见。此事已引起校内外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或可引起新一轮关于招生改革的热烈讨论。
这11位教授都是各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也都“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过招生工作”。他们从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各行各业引领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目前“唯高考分数论”招生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北大应加大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正如周校长致信中所言，来信“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但同时周校长又指出：“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周校长的顾虑正体现出招生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来信中的分析和看法，但同时又会对任何一项针对招生制度的改革举措顾虑重重。
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当今社会权力和关系无孔不入，许多制度都形同虚设的背景下，尽管这项制度弊病很多、缺陷很大，但它仍然是目前最为公开透明，最为公平公正，最少产生寻租空间，更是最为公众认可的一项制度。套用丘吉尔先生关于民主制度有很多不好，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的言论，对于高考招生制度目前也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来信列举了招生中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例如招生工作已演变为一场各高校之间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高分待价而沽等等。应该看到这类现象有“唯高考分数论”的作用，但并不完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高考只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一种考察方式，高考分数并不能体现出考生的全面能力，对“状元”和高分考生的过度追逐恐怕更多是相关大学为了自己“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需要主动选择的结果。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严谨的高考制度下，大范围舞弊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为了克服高考招生单一分数论的弊端，多年来陆续出台了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等措施，也出台了许多其他加分政策，不能说都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漏洞，为各种权力、关系的寻租增加了机会。出现这些现象更说明对目前的招生制度不能轻易言变，对任何有关招生制度的改革都要慎之又慎。我愿意相信北大出台的招生改革措施都会是非常合理的，也相信我们可以制定出非常严格的相关制度，但我仍不敢相信我们能完全抵御住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渗透，保证招生改革不受到各种干扰。
按照来信中高考成绩加面试的建议，如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也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面试成绩将占多少比重？让多少位考生来面试？需要多少名教师、用什么标准进行面试？对于边远地区、困难家庭考生怎么解决他们的面试成本问题？怎么保证面试成绩的公平、公正？这些都需要精心设计、严密论证。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说是采取了举国体制，即使只有北大率先实行大规模的面试，所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恐怕不是我们一校之力能够单独承受的，其困难和受干扰程度可能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笔者既非专家学者又非实际从事招生工作，况又才疏学浅，但既然周校长亲自致信广泛征求意见，也就不揣冒昧地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以供识者一哂。来信认为高考成绩达到一定分数段之后，高考分数在进一步的人才筛选和区分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而根据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通过对1977年至2008年我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调查，显示“状元”们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好几位“状元”，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谁主动说起过自己是“状元”。由于各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某省排名在后几十位的考生其高考成绩可能还会高于另一个省份的“状元”，“状元”们的平均成绩未必会高于不少其他不是“状元”的高分考生。
如果按照来信中对高考成绩分数段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必介意每年招收“状元”的人数，甚至退出对“状元”的争夺战。我们可否以校方、新闻发言人、招生办公室等名义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外宣布：北大欢迎更多的“状元”及高分考生报考，但北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会由于招收“状元”的数量和录取分数线的细微浮动而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今年北大招收的“状元”多了几个，录取分数线高了几分，并不意味着今年北大学生的层次就提高了；如果明年北大招收的“状元”少了一些，录取分数线低了几分，也绝不意味着北大学生的素质就下降了。北大不介意招收的“状元”比别的大学少，也不介意录取分数线比别的大学低一点。对于那些凭借拥有高分考生待价而沽的中学、考生本人和其家长，我们大可以听任他们另选买家，北大不需要为钱而来的学生，可以把相关资金用于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如果别的大学还想继续争，那就让他们争去好了，反正我们不再玩这种低层次的游戏。笔者绝不相信我们做了这样的表态，高分考生就都不报北大了，反而可能会更吸引那些一心追求理想和学问的考生报考，也不相信其他大学还会好意思继续这种无谓的竞争。
同出台需要进行实际操作、面临重重困难的新的招生举措相比，我们只需要改变一些观念，宣布某些主张，不必对现有招生制度做任何改变，凭借北大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足以对全国的教育界和广大考生产生轰动性效应。我们不马上采取实际行动并不是不赞成改革招生制度，而是要在改革的时机、方案上做出更合理、更稳妥的选择，做到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化难为易、以虚促实。不仅对“状元”问题宣传我们的态度，也可以对高考的内容、方式以及其他关系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发表我们的主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促进国家中长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待时机成熟后再推出具体可行的招生改革措施，以先虚后实、先易后难，虚实相应、难易结合的步骤和方式推进招生制度的不断完善。
不知北大的各位同仁、校友以为然否？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2月5日四版）
从领导签字谈起
我在学校机关做职员已有二十多年，工作中没有任何提的起来的成绩，但似乎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领导部门的工作要求越来越规范化起来，例如要上报的各种材料都要求单位领导签字并盖章。如果是比较正式的文件、报告，这样的要求当然非常必要，但往往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内容，例如填报几个数据，核对几个电话号码，也要求单位领导审核签字。尽管通常也就是走一个形式，但类似的要求一多，我忽然开始对自己的能力怀疑起来，难道经过我认真核对的几个简单数据，几个电话号码，都可能是不准确的吗？也许是我多心了，但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同时又难免会想，既然什么事都要由领导最后审核、把关，我也就不用那么认真了，反正出了问题是由领导负责的。
我以为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担任一定职务的干部，谈到有些处理起来牵涉面稍多一点，稍微敏感一点的事情时，往往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事得由领导拍板。我不禁有些困惑了，领导们又不是全知全能，就算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但管的事情也多，对许多具体工作不见得都很清楚，为什么要把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都推给领导呢？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上上下下的领导们也见过不少，记得北大一位老同志曾说过：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威信很高，我们以为领导的职务越高，道德品行就越好，水平就越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人们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领导多了，恐怕更难得出领导职务越高，水平就越高，处事就越公正的结论。
许多本可以由普通干部做的事情得由小领导把关，可以由小领导做的事情又需要大领导拍板，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往往是小事情拖成大事情，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有些领导一方面对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不愿意放手，唯恐下属越权；另一方面遇到关系到国计民生、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却反而没有了担当的勇气和把握的能力。甚至要发表一些重要的讲话，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讲话稿往往只是由身边的秘书起草的；要到下面去考察指导，参加各类公务活动，也需要从全局高度发表一些针对性的意见，但往往也是由下属部门起草好讲话稿，领导们只是照本宣科念一下。
有些官员遇事的出发点不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而只是想方设法让上级领导满意，自己又不用承担责任，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一个片段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朱可夫质问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之际不采取任何措施，还在一味等待上级命令时。巴甫洛夫的回答是：我们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这样保险。巴甫洛夫“保险”的结果是他指挥的苏军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他本人也很快被处决。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平时不一定会面临这么严峻的环境，所负的责任也有大有小，不见得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如果都从个人的“保险”出发，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勇气，问题就会越积累越多，越积累严重，直到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对于一位真正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干部来说，即使是在当前的领导体制下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未必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多少不利影响。县委书记在中国算不上多大的领导，但最近几年却有两位县委书记的作为令人耳目一新：一位是陕西神木县的县委书记郭宝成，由他主导的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改革造成了重大影响，此项改革据说由于担心上级领导不批准，未经请示就开展起来了。郭宝成后来尽管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但仍然平级调动到其他领导岗位，而此项使神木群众深受其惠的改革已很难被叫停；另一位是江苏睢宁县的县委书记王天琦，3年前，睢宁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干群关系紧张。王天琦书记和睢宁县委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改之路，他们通过严管干部，严管民风，使县委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支持民众对政府和权力进行监督。改革使“睢宁县初显政通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中国青年报》语）。我没有看到睢宁的政改是得到了哪一级领导支持的报道，但也还没有听到王天琦被免职的消息。全国有2000多个县，能被人记住名字的县委书记恐怕没有几个，如果不是由于大胆的改革，神木、睢宁这样不太有名的地方又会有多少人知道。其实现在各级领导人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环境并不比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时更困难，至少当年还动辄面临“姓社姓资”的严厉拷问，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不仅政治领导人一贯强调，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有着迫切的愿望，但就是很少看到各级领导人拿出实际行动来。
什么事都要经过领导审核签字的要求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但却反映出许多领导部门对下属、对干部的一种习惯要求。我作为一名老职员事事请示自然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各级领导都是这样要求下属，年青一代的干部还都是在这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环境下被教育出来的，也就很难培养出有主见、能担当、敢做敢为的各级领导干部。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造就了许多经济界的风云人物一样，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同样可能会涌现出许多新的政治明星。面对着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是本着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群众负责任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负责，锐意进取，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办的多；如果北大的各级干部、师生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学校的改革发展建设中，北大的事情也就会好办的多。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2月25日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