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分配制度
我1985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北大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拨款，所能支配的财力极为有限，教职工的工资也普遍很低。第一年我每月只有58元的见习期工资，第二年涨到了70元。从学校的领导到教师、职员，基本上只能拿到按国家标准发放的工资，也有少部分单位可以搞一点创收，收入比只有工资收入的稍好一些，对这些创收单位学校大概有一些提成。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财务处长有一次上楼来讲，明年争取给机关每人发200元奖金，我为此还颇为激动。当时学校财务处就设在办公楼一层的一个大房间里，总共也没有多少人，但全校的财务工作都在这里运转。
此后的若干年里，虽然我的工资收入逐渐有所增加，也有了学校创收带来的补贴，但数额极为有限。在我参加工作后的十多年里，虽然我还没有家庭负担，但一直都是“月光族”，几乎没有任何积蓄。北大除了部分有创收能力的院系、部门，以及校办产业之外，一般基础学科的院系、学校党政机关普遍收入很低。我记得1990年代初期或中期，《南方周末》曾原样刊登了北大一位副教授的工资条，总额只有300多元，扣除掉房租水电等费用之后，这位老师还倒欠了学校一些钱，引起无数人唏嘘不已。那些年北大的青年教职工出国或下海经商的很多，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北大的待遇实在太低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高层领导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从1999年开始，北大在三年内分批得到了3、6、9亿共18亿元的投入，此后每年还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具体数额我不清楚。有了这笔资金，1999年北大开始制定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由校长助理兼人事处长陈文申具体负责，当然主要的决策者肯定还是任彦申。北大1999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和2003年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具体的操作者分别是陈文申、张维迎两位校长助理，但他们背后都有主要领导人的强力支持。只是后一项改革曾引起轩然大波，基本上胎死腹中；前一项改革则已经实施多年，成为了北大基本的分配制度，但迄今没有人提出疑问和反思。
在人事分配制度方案正式出台之前，任彦申提出过“增加存量、拉开增量”的思路，意思是说新的分配制度将在现有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发放岗位津贴的方式普遍增加教职工的收入，但津贴部分要拉大差距。任彦申还提出要通过这次改革达到精简机构、减员增效的目的，要合并或撤销一部分机构。另外要将学校行政机关各个“处”改称为“部”，说是“处”体现的是政府机构的特点，而“部”则能够减少行政色彩，因为公司的下属部门也可以称为“部”。例如将人事处改称为“人事部”，将原来处下面的科改称为办公室，如人事处工资科改称为人事部工资办公室。一部分机构确实撤销了，如学校的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三长”不再设立，还撤销了社会科学处、老干部处等一些部门，其职能和其他部门合并，另外还要求“部”以下尽量减少内设机构；后勤方面则取消了事务处、伙食处等处级建制，改称为各个中心，后勤职工不享受学校津贴。不管是称“处”还是“部”，其行政级别和职能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只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学校人事部的文件时，却一下子糊涂了，还以为是国家人事部发的文。
方案制定过程是不公开的，其间我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当时就有一种担心，主要是担心机关干部的岗位津贴标准，可能会比较多地考虑行政职务的因素。到了1999年底，北大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出台，其中教师津贴分为9级，最高一级每年5万元，院士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正校级也是这个标准，其他教师1、2、3、4万元不等，最低一级只有3000元，相差近17倍；机关干部则根据职务得到不等的岗位津贴，例如正处职干部每年大概是3万多元，一般干部只有5、6千元。以前机关干部除工资外也发过少量补贴，但彼此差距不大，正处职干部和普通干部之间相差不到一倍，但按照新的津贴标准，则相差了5倍以上。津贴标准还对干部的任职状况进行了特别考虑，例如设定正处级干部的基础津贴为每月2400元，如果任正处实职则在此基础上每月增加800元，如果只有正处级别而没有正处实职，则只能拿到每月的基础津贴，其他干部则依次类推，副处职每月增加600元，正科职400元，副科职200元（后来这些标准多次调整，但我一直无从得知调整后的数据）。
我事先的担心完全变成了现实，教师部分姑且不论，与我关系最直接的机关干部津贴，果然完全是按照行政级别和职务确定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北大校方一再强调人事制度“改革”要淡化学校的行政色彩，减少行政机构，但制定的方案却是在强化行政职务的作用，鼓励增设行政机构。我那时候对校方还抱有一定幻想，就写了一篇6000字左右的意见，对学校机关人事分配方案提了一些看法，提交给党委书记任彦申、副书记岳素兰。任彦申没有理睬我，岳素兰倒是和我谈了一次话，但没有涉及我提出的实质性问题。
北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有明显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但是1999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则是北大彻底走向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关键一步。这次“改革”，尤其是学校机关的“改革”，分配方式完全以行政职务为主要依据，首先从制度上确保了北大官员群体的利益；其次，这次“改革”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等、决策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北大的行政权力就此掌握了对教职工的支配权。此后校方无论再做什么重要决策，实际上都可以不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再有，北大教职工以前虽然收入不高，但拿的是国家标准的工资，自认为是国家干部身份。而学校用于津贴的资金虽然主要是国家财政提供的，但如何进行分配却是由校方掌握的，教职工的身份也似乎从国家干部变为学校的雇员，由校方决定教职工的待遇和去留。
等到1999年底陈文申在办公楼礼堂解释这次“改革”方案时，生米早就煮成了熟饭，只不过是执行前通报、说明一下。虽然北大的许多教师、干部、职工对方案都有意见，认为校方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但是都无能为力，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对方式。
“改革”方案一经实施，我在提交给任彦申等人的意见中预见的机构和干部职数增加、许多人心理不平衡等后果就马上显现了出来。我在这次“改革”中到了统战部，有关部门说统战部人员少，不能设内部机构，于是我长期连科级干部的职务都得不到，只能拿副高职称的基础津贴。然而一些比较明白的部门则抓住了机遇，增设了不少内部机构，有的权力部门甚至做到了人人都有职务，从而得到了相应的待遇，尽管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减少机构和干部数量的。由于收入上的落差给许多教师、职工带来的羞辱和伤害则是巨大的，曾有一位著名的党外人士对他只拿到二级教授的津贴感到很没有面子。当时还在校医院任党委书记的付新和我们说过：以前医院的行政人员需要加班，都没有什么二话，现在则是到点就走，不愿意承担任何额外工作。闵维方上台后北大曾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代表团赴美考察，说是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经验。我曾问过考察回来的一位中层干部有什么收获？没想到这位老兄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张口就来了一句：陈文申的改革是扯淡！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大学根本就不会有北大这样大的收入差距。
这次“改革”初期确实减少了一些职能部门，但有的部门没过多久就恢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所要达到的精简机构、减员增效的目的完全失败，学校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三长”陆续恢复，校长助理以前只有两三位，现在则长期保持在10位左右，曾经撤销的部门基本上都重新设立，而且又陆续增设了一批正处级机构。各部门内部的常务副职、副职、内设机构和人员更是增加了不知多少，一个部门有六七个副职的绝不罕见，反正多设一个职务就能多提高一份待遇。以前我在办公楼上班的时候，里面有党办、校办、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务部等多个部门，后来虽然只留下党办校办，但已经快容纳不下了。我虽然早就估计到这种依据行政职务的人事分配制度必然会导致机构和干部职数的增加，但还是对学校机关的膨胀程度感到吃惊。
当初“改革”所取消的后勤各处也于2012年以新的形式全面恢复，将其重新纳入学校行政体系中。2013年上半年一位以前的后勤负责人和我谈起：那次“改革”完全不听后勤部门的意见，不从后勤的实际出发，一批后勤干部为北大服务了很多年，却在“改革”中一下子没有了位置，感到非常伤心。这次“改革”大伤了北大后勤的元气，将后勤系统排除在学校岗位津贴范围之外，更是冷了后勤职工的心，让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后娘养的，其对北大后勤管理和学校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的。就是这样一场伤筋动骨的后勤“改革”，十多年后却以回到之前的体制内而最终收场，而且后勤职工的津贴、待遇等问题仍然没有妥善解决。
1999年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极大地加强了北大的行政权力，学校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受到了极大鼓舞。到了2003年，北大的行政权力又开始对教师队伍大动干戈，在闵维方的强力主导下，张维迎提出了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方案。只是这次他们大概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搞暗箱操作，而是将方案提交给全校讨论。由于这个方案将危及到许多人的饭碗，北大不少教师才明确表示反对，使得这次“改革”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北大的行政权力并未就此受到限制，北大的教职工在不危及自己饭碗的情况下，对行政权力的扩张仍然没有任何警惕和防范的意识，行政权力在北大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肆无忌惮。
此后北大的津贴又经过了几次调整，虽然基本上都是微调，但行政部门从来没有公布过调整的依据和方案。到了2011年，北大大幅度地调整了岗位津贴，同以前的几次微调一样，也完全是暗箱操作。对于各类人员的津贴标准，例如正校级、副校级、卸任的校级领导、校长助理、处级干部，或者是一二三级教授，行政部门都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津贴标准是多少。有人试图向人事部门了解一点具体情况，得到的回答很简洁：都给你们算好了。虽然1999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扯淡”，但陈文申起码还告诉我们“淡”是怎么“扯”的。之后北大任何一次收入分配调整，却是再也没有人愿意给我们解释了。
2011年岗位津贴调整后，在一次学校机关党委的学习会上，我看到人事部长等人在场，就以中央领导人强调决策民主化为由，提出为什么这么大幅度调整津贴不公开透明，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标准。人事部长似乎有些不快，说你自己还不知道拿了多少吗？我确实知道自己拿了多少钱，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拿到这些钱，更不知道其他人拿了多少。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则表示说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效率，再说很多人并不在乎增加了多少津贴。此后不久人事部长在另一次会上说了两个数字：调整后党委书记、校长和院士每月的津贴是2万元，每年24万，长江学者每年18万。这是迄今我从正式渠道获悉的仅有的两项数据，此外我从其他渠道估算出正处职干部每月津贴大概是1万元左右，副处职干部7000元左右。2013年暑假前我见到李庆云教授，他告诉我他拿的是一级教授的津贴，每月1万元。当我告诉他书记校长的津贴是每月2万元时，他也感到有些出乎意料。我还从一位有资格参加学校办公会议的干部那里得知，在讨论这次津贴调整的办公会上，人事部长没有拿任何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只是用U盘演示了一下。保密保到这个份上，莫非真是见不得人的？至于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其他领导们都是什么标准？我一直无从得知，但肯定是一个让他们满意的数字，调整方案当然会顺利通过。在北大行政权力的支配下，学校领导层甚至不需要直接出面，职能部门自然会考虑官员阶层的整体利益。
北大不乏一些创收能力比较强的院系，也不乏一批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学者，他们或许可以不在乎学校的津贴。但北大大多数教职工的收入主要依靠工资和岗位津贴，工资部分有国家标准，数额不是很大，差距也不会太大，而岗位津贴现在已经是教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标准的掌握则完全取决于校方。北大在历次制定分配制度方案时，行政权力都起了唯一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学校的领导们也经常强调北大预算缺口很大，面临经费不足的压力，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大手笔地提高自己的待遇。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北大于2013年底再次增发了职务补贴，我仍然无从得知这次补贴的范围和标准。北大的广大教职工并不奢望超过学校财力的收入增长，他们只是希望有一种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在利益分配上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这样的机制至少从1999年起就已经不存在了。
北大的住房政策
在2000年之前，北大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普遍比较简陋。除了一些资格很老的教授、干部能住在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等处面积较大的旧房子之外，包括在任的校长丁石孙、陈佳洱，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厉以宁、袁行霈等，住的都是中关园、畅春园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老式三居室住宅，建筑面积只有70平方米。罗豪才当副校长以后才住进了中关园的三居室，他是归国华侨，生活上比较讲究一些，听说他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装修，说是估计后半辈子就住在这里了。其他教职工只能住一居室、二居室，建筑面积从40多到60多平方米不等；条件更差的则住在筒子楼里，一家几口只有一间10平米的宿舍，卫生间是公用的，做饭只能在楼道或公用厨房。更年轻的教职工无论结婚与否，都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筒子楼宿舍，我参加工作后就住过13年筒子楼，头两年是6人一间，然后是3人一间、2人一间，最后一年才算有一间自己的宿舍。曾和我合住的一位经济系的青年教师，结婚后只好把旁边一间空着的房间撬开门住进去了，不久就因为忍受不了北大的艰苦条件下海经商了。不少后来成了名人的专家、学者，我在不同时期都见过他们出入于筒子楼的身影。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住房在北大都是极为紧缺的资源。以前北大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规则比较清楚，以综合打分的方式进行严格的住房分配排序。打分的规则考虑了教职工的职务、职称、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家庭成员等综合因素，达到了一定的分数，才可以分配到相应的住房。当然随着住房货币化的逐步实施，分配住房时也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或者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购买分配到的房屋。这套规则在北大长期实行，一直得到教职工的认可。学校对住房制度的执行也比较严格，大概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曾看到历史系的老二级教授周一良一脸无奈地来找党委领导，原因是他和一位学部委员（院士）共同分到了燕东园一座二层小楼，两家各住一层。但这位学部委员却先下手为强，将两层朝南的房间私自占据了，留给周一良的都是朝北的房间。事情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但北大房管处当时是发了通告的，对这位学部委员通报批评并要求其腾出所占房屋。
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北大和清华在两校之间的蓝旗营共同开发建设教职工住宅。北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陆续建设的中关园、畅春园、承泽园、燕北园等住宅小区，每套房子的建筑面积基本上在70平方米左右，最多不超过80平方米，而且都是没有电梯的老式楼房。蓝旗营住宅则比以前有很大改进，其中“院士楼”每套房子的建筑面积达到140平方米，此外大多是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还有一些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都是有电梯的高层楼房。经过了数年的开发建设，大概在1998年前后，蓝旗营住宅分配销售工作开始启动。
我曾听任彦申说蓝旗营住宅的建设成本大概在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但当时北大大多数教职工的月收入也就是一、二千元，如果按成本价出售给教职工，大多数人将无力承受。最后确定销售给教职工的价位是每平方米1800元，其他成本由学校可能还有政府共同承担。蓝旗营住宅虽然是销售给教职工的，但个人承担的只是不到三分之一的建设成本，实际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福利分房。蓝旗营一共有1200套房源，北大、清华各占600套，资源比较有限。对于如何分配这批条件明显改善的住房，广大教职工都非常关切。
任彦申多次讲过蓝旗营住宅的分配问题。我听他说房管处按过去的规则进行了排序，有资格购买住房的大部分将是离退休人员，600套住房排在最后一位的是中文系的中年教授曹文轩。任彦申认为以前的排序办法不行，蓝旗营住宅应该优先考虑在职人员，必须重新制定排序规则。优先考虑在职人员确实有一定道理，毕竟他们承担着北大主要的工作任务，但是离退休人员也在北大干了一辈子，他们也有改善住房的强烈愿望。如果本着遵守既定规则的原则，是可以通过充分的讨论协商，例如可以在离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之间划分出一定的比例分别排队，划分比例时向在职人员适当倾斜，相信这样做也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北大最终的做法却是另起炉灶，完全推翻了以前的规则，重新制定了住房分配排序办法。
我当时既无资格也无能力购买蓝旗营住宅，所以对于新的办法没有过多留意，只听说离退休人员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后来我开始关注北大的住房分配政策，才基本上弄清楚了从蓝旗营开始实行的新的住房分配规则。这一规则的核心是以职务高低作为最主要的排序规则，在职务相同的情况下则根据任职时间，基本的顺序是教授在前、副教授在后，处长在前、副处长在后，如果同样是教授、处长，则根据任职时间排序，其他职务的依此类推。至于年龄、资历、工作年限等均不在考虑之列。这种规则排序的结果是30岁的教授一定排在60岁的副教授之前，30岁的处长也一定排在60岁的副处长之前；同样是教授，如果当教授的时间早，也一定排在年龄更大、工作时间更长，但当教授较晚的人前面；处长排在教授之列，副处长排在副教授之列，只是将任职时间比教授、副教授推后了两年，例如一个处长或副处长是2000年任职的，那么他们将分别排在2002年任职的教授、副教授之列。北大的教师多数到四十多岁以后才能晋升为教授，一般三十多岁才能晋升为副教授，但是三十来岁的处长、二十来岁的副处长则大有人在，实际上他们往往会排在同一年龄段的教授、副教授之前。此外蓝旗营分房还照顾了一些特殊人员，例如校办公司的人开始没有在排队之列，但是叶丽宁找任彦申一要求，作为资源公司总裁的她就按照正处级待遇分到了一套住宅。
蓝旗营住房分配彻底改变了之前运行多年的排序规则，虽然有优先照顾在职人员的考虑，但实际上在北大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其最大的后果就是对于既定规则的无视。这种无视规则的做法后来则不仅限于住房分配，北大在诸多重大决策中不讲原则、不守规则，而是以领导人的意图为最高准则，实际上都受到了蓝旗营住房分配随意改变规则的影响和鼓励。另外这一规则改变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北大的官员群体，同北大的人事分配制度照顾官员群体一样，北大的住房政策也是照顾官员群体的，而且力度更大，毕竟一套住房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多年的工薪收入。在住房、收入这些最主要、最基本的需求方面，北大毫无顾忌地将利益杠杆向官员群体倾斜，无疑对北大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职务和住房、收入如此密切相关的政策鼓励下，尤其是对于年轻干部群体来说，尽可能早的谋求到一官半职几乎成为他们的最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北大的官场风气想不浓厚都难。与之相联系的，则是北大职员阶层的整体失落，那些维持北大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普通职工，例如教务员、实验员、工勤人员等群体，即使他们为北大辛苦工作一辈子，在住房、收入等方面永远也赶不上一个年轻的处级干部。北大过去不乏一批业务精湛、受人尊敬的老职员，但是在新的分配机制下，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种传说。
蓝旗营住房当年是按每平方米1800元的价格出售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房价上涨，目前的房价估计已达到每平方米数万元，如果用于出租，一套三居室的住宅每月可以租到一万多元。当初规则的改变无疑使一部分本来分不到住房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然同时也使另外一部分人失去了巨大的利益。北大的绝大多数教职工和我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蓝旗营分房规则改变带来的影响，或许是当年每平方米1800元的房价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超出了离退休人员的承受能力，总之我没有听说北大有人对这样的规则变化提出过疑义。实际上从蓝旗营住房分配开始，北大教职工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所以一年后北大进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决策层不征求教职工意见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蓝旗营之后北大没有再独立建设新的教职工住宅，只是2003年前后在西二旗教师公寓得到了一批房源，排序规则延续了蓝旗营的做法，而不再回到以前按综合因素打分的办法上。由于西二旗房源相对较多，离北大又比较远，当时北京的房价还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许多人不愿意住那么远，放弃了这次机会。因此住房分配的压力不大，这套新的排序规则没有引起突出的矛盾。
此后据我了解，北大不知道和什么地方合作，在五道口建设了一批住宅。听说房子早就建好了，由于和合作方在房源支配上分歧很大，经过了多年的扯皮，一直到2011年底，终于听说有几百套住房可以归北大所有。这批住房还是带有福利性质的，大部分是120平方米左右的三居室，还有一些9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室，将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教职工。我从1998年起一直住在畅春园的一套一居室住宅，也有改善住房的迫切需求，因此对五道口的住房分配方案比较关注。
学校将五道口住宅分为三类，其中两类说是要定向置换，要把中关园等园区的住户迁到五道口。我不知道学校是怎么考虑的，虽然五道口住宅远低于市场价，但一套房子的价格至少还在100万元左右，而住在被置换园区的多数是离退休人员，他们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不超过100万元，果然最后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置换。除了用于定向置换的以外，大概还有300套房子可以提供给教职工排队分配。
学校房管部很快公布了有资格参加排队的人员名单：排在最前面的是5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本来只是一种学术头衔，但实际上早已演变为伴随着一系列待遇的特殊职务，把5位院士排在最前面也还说得过去；第6位是夏文斌，1962年出生，党委宣传部长，2010年晋升为正高职称的研究员，此前不久被任命为北大对口支援的新疆石河子大学副校长，教育部发文明确为副校级干部；第7位是李庆云，1944年出生，1992年晋升为教授，社会职务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年龄比李庆云小了近20岁，获得正高职称也晚了近20年的夏文斌，只是因为有了副校级干部的身份，就被排在了有很高社会地位的李庆云之前。其间在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我听周其凤说起五道口住房分配，他说我们搞的不是官本位。我实在不明白夏文斌排在李庆云前面，除了说明北大是官本位压倒一切之外，还能做出什么别的解释。后来大概由于意见比较集中，夏文斌的名次被往后排了10位左右。
排在李庆云之后的是一批资历比较老的教授和正处级干部，再往后从200多位到300余位之间一批三十多岁的正处级干部比较显眼，他们排在可以分到三居室的位置。我是副高职称，虽然资格较老，也只能排在350位左右。房管部门的人说排在前面的不会都要，我有可能分到二居室。再往后我看到了一批资深职工，年龄大约在55岁至60岁，其中有的人我经常打交道，他们长年工作在繁忙的岗位，但是只有中级职称和科级职务，所以大都排在800位之后，根本不可能分到房子。我虽然有可能分到二居室，但就是分到了也难免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放弃了这次机会。
五道口住房排序再次充分说明了从1998年蓝旗营住房分配，1999年人事分配制度改革，2011年津贴调整体现出的北大的利益分配始终向官员群体倾斜的格局。普通教职工在北大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工作是没有多少回报的，我曾经说过在北大是“干一辈子不如干一阵子”。有的年轻人毕业没几年，或者比较会来事，或者有什么背景，很快就当上了处级干部，从而在收入水平、住房条件等方面一下子就跃升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那些辛辛苦苦在北大工作了几十年的普通教职工，则一直在资源的分配上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恰好在五道口住房排队名单公布之际，朱善璐到统战部走访，我当面向他反映了对五道口住房分配的意见。我的意见不可能有什么作用，朱善璐也没有表达要进行任何调整的态度，只是说让房管部长找我听取意见。此后不久，房管部长告诉我说让我参加肖家河住宅售房工作小组又过了一年左右，2013年初学校正式发布了肖家河教师住宅售房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名单，我确实名列工作小组成员之中。
肖家河是北大开发建设的一个住宅小区，位于北五环肖家河桥旁边，和北大的距离不太远。这个项目从任彦申当政时就开始策划了，正式启动至少也有10年以上，据说可以建设几十万平方米的住房。这么多年来北大教职工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只盼到北京的房价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企及，肖家河住宅却一直是水中月、镜中花。对这个项目的开发建设我没有多少了解，但也不难体现北大官僚体制下的超低效率，我们只听说建设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可能提供给教职工的住房面积却越来越少。虽然开发过程中有政策等方面的困难和限制，但一位曾长期在后勤工作的负责干部跟我说过，如果学校能够选用好合适的人，加大工作力度，肖家河项目早就应该建成入住了。然而这些年的北大却是眼见得不断有人加官进爵，眼见得整天做各种表面文章，直接关系到教职工切实利益的事情却是效率极低。北大大大小小的官员早就多得令人目不暇接，但是真到干实事的时候，却又如同《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
肖家河项目是可预期时间内最后一批由学校开发建设的房源。这批房子什么时候建好？将以什么样的办法出售？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广大教职工极为关切的。同直接抛出五道口住房出售办法不同的是，这次学校毕竟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工作小组只在2013年暑假前开过一次会，我是在会上才得知肖家河住宅规划设计已经完成，其中设计了一百多套180平方米的住宅，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不是我能够了解到的。那次会议没有讨论任何实质问题，此后工作小组也再未召开过会议。但是既然成立了这个小组，校方恐怕也难以将其当作一种摆设。我虽然能力有限，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也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和其他同志共同呼吁，使这批住宅能够以相对公平合理的办法出售给教职工。我更希望北大的广大教职工不要把对公平公正的期待寄托于学校的决策者，而是应该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否则在肖家河这个牵动全校的地方，将有可能再一次摆成北大权贵阶层的盛宴。
附录：
对学校机关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意见
任彦申书记、岳素兰副书记并其他校领导：
此次学校机关机构改革和以设岗聘任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对学校机关各部处进行精简、分离，明确了学校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减少了干部职数，实现了减员增效的目的。去年年底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已经到位，学校大多数教职工的个人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其幅度之大在北大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对广大教职工是极大的鼓舞。可以说学校的机构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对北大的重点投入已经落到了实处，将有效地促进北大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北大的教师、干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和各种反映来看，我个人认为学校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仅供学校领导同志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由于我对学校的全面情况了解有限，我想仅就学校机关和行政人员的津贴发放办法谈一点个人的意见。总体而言，我认为学校机关和行政人员的津贴发放办法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机关和行政工作的一些特点，以及机关部门负责人和一般职员之间津贴标准差距过大。
下面我将分几个方面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 机关工作一般是非专业技能性的并且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
一般机关的工作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特点，学校机关也不能例外。总体而言，机关工作基本上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能，但是却需要很强的集体协作性，机关干部的工作成效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对于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或销售员，可以根据他完成业务的情况来决定其收入高下，而且还必须是那些可以明确衡量其业绩的部门和人员，对于事业单位的机关和行政人员就很难这样做。机关各部门固然需要优秀的负责人，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真正优秀的干部，能够开拓创新，让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发生显著变化、取得突出成绩的干部还是比较少的，对于这些干部可以用其他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奖励。机关干部的职务一般并不具有很强的专业技能性和不可替代性，换言之，假如一个部门换一两位负责人，工作一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在部门内部也是如此，各个角色往往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机关工作要做好、做的很有成效是比较难的，但是一般化地去做又是相对容易的，对机关干部的工作成效难以用明确的标准去衡量。当然，由于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责任有大小之分，部门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收入也应该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目前的分配办法中部门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津贴标准相差五倍左右，分配政策明显向干部倾斜，这样不符合机关工作需要很强的集体协作性的特点，使一般工作人员感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必要的承认，不利于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干部通常会比普通工作人员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如个人的成就感，各种机会等，一个人如果当上了一定职务的干部，分配体制就会自动对他有所倾斜，虽然并不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但却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即干部职务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奖励方式。现在再用货币的形式突出强化职务奖励，拉大其本来就有的和普通职员的分配差距，但却并没有容易操作的量化指标来衡量其任职成果，其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 高收入者所应具有的两个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其高收入阶层分布很广，但是比较突出的是文艺、体育明星和大企业总裁等。这些高收入者恐怕都具有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专业技能突出，其价值很容易由市场来衡量；二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NBA巨星乔丹3000多万美元的年薪并没有人认为他拿的多了，他超群的技能固然无人能比，他的复出就为整个NBA产业带来可以计算的收益达上百亿美元，甚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亚珂卡当年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尽管他的年收入也达到了数千万美元，但是只有数万美元年薪的工人们并没有认为不合理，因为他保住了他们的饭碗，使他们不至于失业。他们的价值是由特殊技能决定的，并且很容易由市场来衡量的。但是明星们一旦不再受欢迎，总裁们一旦经营不善，他们就会很快下台，其收入也直线下跌。美国的律师、医生、计算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也比较高，但也都是由技能和市场来衡量的，有很大的竞争性和风险性。
当然北大机关干部的收入远不能和美国人相比，但是在我们这个低收入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应该已经是比较高的，而高收入者的两个前提条件却并不具备。上面我已说过机关干部一般并不具备特别的专业技能及很容易量化的指标，即使风险性也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干部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一般是不会被免职的，即使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也仍可享受相应待遇，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性可言。这种缺少专业技能性和风险性的高收入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的。
三、 高收入并不是干部奖励的最佳方式
机关工作人员需要有适当的奖励方式，但是就一般情况来讲，进入机关工作并不是为了得到很高的待遇，而是为了更适合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对机关干部应该采用政府部门官员的奖励分配制度。我上面讲过美国有许多高收入者，但是美国政府官员的薪金并不高，甚至总统的年薪只有20万美元，政府部长只有6、7万，远不及大公司总裁的收入。但是美国人绝不会担心没有人去当总统、部长，相反倒有不少总裁放弃高薪去政府部门任职。我国的政府机关尽管待遇也不高，在目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也一直没有出现过乏人问津的情况。对机关的干部，尤其是对年轻干部来说，上进心和成就感是最重要的，因此最有效的奖励方式就是对他们适时进行提拔，委以重任，能让他们在更大的范围、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才能，收入高低则是次要的。
为此我们应该不断改进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拓宽对外输出干部的渠道，使干部能够在他们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充分发挥作用。提高待遇固然是对他们工作职责的肯定，但并不是对他们最有效的奖励方式。何况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同等级别的干部其津贴是相同的，并不因为其职务和岗位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影响其积极性。我们校级干部的岗位毕竟十分有限，对外输出干部的渠道也很有限，高收入甚至可能会使某些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以保住目前职务为要；也可能会出现在输出干部时由于贪恋北大的高收入而不愿离开，该离任时不愿离任，该提拔任用的干部不能及时提拔任用等情况，使北大干部队伍的出入口被堵塞，不利于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年轻人才的脱颖而出。
四、 建设高素质的职员队伍是提高北大管理水平的关键
如果我们将机关部门的负责人比做“官”，而将一般工作人员比做“吏”，那么提高北大管理水平的关键在“吏”而不在“官”。相比较而言，“官”是经常流动的，而“吏”却是相对固定的，他们可能长时间，甚至一辈子在一个部门工作。他们更熟悉本部门的历史，熟悉各种规矩、程序和制度，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如果离开了他们，许多工作就会难以为继，甚至出乱子。许多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更是需要一批熟悉业务的老职员，他们可能不适合做“官”，但却能成为合格的“吏”。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广大的学生、教师，他们更多的时候直接面对的是各个部门的职员，这些人的工作水平和态度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北大的管理水平。我在中文系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被尊称为冯先生的老教务员，使我们佩服的是他几乎能叫出全系所有学生的名字并熟悉他们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在我们已工作多年而他也退休多年的时候他仍然能准确地叫出很多同学的名字。这一点甚至使我们很有些感动，他也一直得到全系上下的尊重，在某些方面他的作用是系主任所不能代替的。
我想北大应该非常需要这样的一批职员，而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一般职员即使再能干，即使资格再老，也只能处于分配制度的底层，这样不利于建设高素质的职员队伍，不利于北大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这种分配制度所传达的简单明确的信息就是鼓励所有人都去争“官”做，舍此再无其它提高待遇的捷径，这种政策的引导作用是任何形式的思想工作所不能比拟的。何况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教育职员制，逐步淡化学校机关的行政色彩，淡化行政级别。但是这种分配制度却反而会强化干部的行政级别，强化官员身份在分配制度中的重要性，同我们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我们目前的干部选拔制度并非很完善，由于只有争“官”做这一条有效出路，可能就会有人极力钻营，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败坏党风和廉政。从另一方面讲，有些单位为了解决某些人的待遇问题，也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去设法提高干部的职位和增加干部的职数，恐怕在这次各部门内部机构的设立上已经出现了此类情况。长此以往，我们辛辛苦苦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我们以往所出现的机构和干部数量不断增加，严格的职称评审变成了几乎人人都可以当教授，恐怕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待遇问题。所谓“殷鉴不远”，我们千万不能再回到这条老路上去。
五、 高收入并非必然带来高效率
此次学校机关分配制度的改革，确实使大家都得到了实惠，在“存量不变，增量拉开”的原则下，每个人的实际收入都有了较大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人感到满意。问题在于“拉开”部分差距过大。以前实行的干部津贴正处级每月为400元，一般科员为230元，相差不到一倍，虽然有差距过小的问题，但大体上能被大家所认可；而这次津贴标准正处级和一般科员的差距却达到了五倍左右，很难让一般职员感到心理平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当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激化时就会发生动乱，甚至出现王朝的更替。现在毕竟不是农民起义的时代，但是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还是普遍存在的，除非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否则这条原则在不同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厉以宁教授前些年曾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进行过分析：虽然大家生活都改善了，都吃上肉了，但别人碗里的肉比自己多，比自己来的容易；自己辛辛苦苦地碗里有肉了，但别人却轻轻松松地不仅碗里有肉，而且有山珍海味，他的心态仍然是不平衡的，仍然会“骂娘”。如果这次都没有增加收入，大家的心态可能反倒是平衡的。虽然目前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有很大差别，但那毕竟离自己比较远，衡量的标准不同，基本上可以接受。但这次是在同一个部门，比较类似的工作，每个人的收入却有了很大的差别，难免不产生攀比的心理，许多人可能会有失落感，进而影响工作态度和积极性。虽然我们确实存在着学校机关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但那主要是整个管理机制和体制的问题，同收入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我们普遍地提高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但并不意味着学校机关的工作效率也会有很大的提高，由于个人收入差距扩大而造成的不平衡心态反而有可能影响甚至降低工作效率。
六、 职能部门在分配政策制定中应充分珍惜手中的权力
国家为了实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下了很大决心，对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给予了重点支持，特别是对北大、清华的投入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财力状态下力度是相当大的。这是对我们学校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们应该充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尽量把这笔资金利用好，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应该说在教职工的分配问题上，学校的作用是很大的，有关职能部门所制定的分配政策尤为关键。
就我个人而言，我目前的全部收入中国档工资部分只占大约1/7，其他绝大部分收入均由学校决定，其他教职工的情况也大体类似。新增加的津贴都是由国家提供的，但分配办法却是由学校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学校教职工的分配问题上，国家政策的影响是很小的，而学校政策的影响是很大的，学校对个人收入的决定权远远超过了国家。因此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慎之又慎，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意照顾大多数教职工的利益，注意调动大部分人的积极性，使国家的重点投入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避免出现因为学校分配政策问题而影响国家资金使用效益的情况。
七、 应不断提高学校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近年来北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改革、发展和建设的速度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北大的干部和广大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北大的领导班子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能够适时地制定方针、把握方向，使北大的声望达到历史上的另一高峰，为北大赢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校园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的，这同北大领导班子在决定学校发展战略中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政策具有前瞻性是分不开的。
北大第九次党代会和《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规划》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在近年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大到一个国家的治理，小到一个项目的设计，都离不开思想理论的指导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是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这样一个思想理论问题开始的，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又为我国加快改革建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女排、中国游泳队等运动项目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他们也是在吸收、总结了国内外先进的运动理论后指导训练而取得的。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蔡元培开始任校长时北大不过是一所封建色彩很重的旧式学府，但在他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宗旨的指导下，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迎来了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开始建立时规模很小，水平也不高，但是由于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宗旨，以后逐步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
北大的干部普遍具有思想理论、文化知识、政策业务水平和素质都比较高的特点，许多干部也很有创造性。但是在我们所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挑战面前，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和思考。特别是各单位和中层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应该进一步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修养，提高政策水平，在制定各项政策及本部门、本单位的发展规划时，一定要有超前性的思维，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能够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我们政策的执行更有效一些，发展的道路更顺利一些。
现在学校的功能比过去大为扩充，各级干部的事务性工作也大为增多，但是不能都完全陷入事务性的工作中去，不能就事论事，应该有人去深入思考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学校少数主要领导来考虑这些问题，学校主要领导涉及的管理领域很多，许多关系到学校根本利益的事情要由他们出面去“争”，为此要花费极大的精力，他们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不可能对各单位、各部门的具体问题都考虑的很细致。这就需要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都能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能制定具有超前性的发展规划和更加合理有效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工作少走一些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看法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由于我水平和能力都很有限，不免有许多片面和偏颇之处，但确实是我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坦率之言，是从北大的发展和学校机关以及干部、职员队伍的建设方面去考虑的。如有不当之处，请领导同志谅解。由于我对学校全面工作的了解也很有限，所提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学校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院系的教师由于其学术地位和贡献有相对比较好衡量的标准，定岗定级也相对好掌握一些；校级干部所负责的领域比较多，担负的职责、任务都比较繁重，其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是比较显著的，津贴水平高一些也比较容易被理解。这两个部分的分配办法均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提出这些意见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同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我确信这些意见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行政人员对分配制度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领导同志的注意。这些意见可能也会得罪某些人，但我确信自己是出于公心，我是针对问题提出意见的，不是针对哪个具体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津贴增加后收入翻了一番，同我担任过大学党委书记的父亲相比，我的收入已经是他的三倍，而担负的工作和职责却远不能相提并论，甚至觉得有些对不起这样高的报酬，可以说是相当知足了。
以上意见，仅供学校领导同志参考。
（完稿于2000年1月11日）
大楼、大师与“一流”
北大的大楼这几年是越盖越多、越盖越气派了：光华管理学院大楼、新图书馆、百周年纪念讲堂、理科楼群、太平洋大厦等一批新建筑先后拔地而起。这些新建筑规模宏大、设施齐全，不仅在国内高校堪称一流，就是同国外名牌大学同类建筑相比也毫无逊色之处。与此同时，一批原燕京大学的老建筑也纷纷进行装修改造，其内其外均焕然一新。在这些新老建筑里面，陆续配置了许多先进的办公和仪器设备，据一些到国外名牌大学去过的人反映，北大目前使用的计算机等设备就比不少国外大学的更为先进。应该承认，经过这些年的投入和建设，北大的物质条件已经比较可观了，不少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的看到：虽然北大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经费大大增加，然而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同时大量存在。一方面各类用房面积和教学科研、办公经费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用房和经费的紧张程度却有增无减。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学校的分配体制不尽合理，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些部门、单位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多地占有学校资源，有的楼里以前可以容纳十几个单位，现在却连几个单位都容纳不下，其原因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有些同志片面追求办公条件要一步到位，要“和国际接轨”，一味攀比谁的房间大，谁的家具新，谁的设施先进。甚至还有人把一些好的传统，艰苦朴素的作风认为是小农意识，思想不解放。
北大许多人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不要说国外的大学，就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总统府、总理府也不过是一些小楼房。德国迁都柏林后准备建新的总理府，但新总理府宏大的规模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乃至德国总理都认为它的“块头太大了”，会多花纳税人的钱。我们的周总理多年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房子年久失修，家具也很破旧，工作人员乘总理不在时修了房子，换了家具，却遭到了总理的严厉批评，并且坚决让工作人员把那些旧家具再换回来。相反倒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市县也好、乡镇也好，无论穷富，办公楼房一定要造的大、造的气派，一种奢华的风气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已经蔓延到一向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里了。如果我们到学校有些单位的办公室去看一看，其豪华舒适的程度恐怕已足以令人瞠目。
笔者此言绝非认为北大不应该建大楼，不应该改善办公条件，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物质条件肯定不如现在，但那时的北大清华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未必比现在更大；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大批一流人才；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陈景润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王选开始748研究项目的时候，其物质条件恐怕只能用艰苦来形容，但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果。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他们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又拿出了多少可以傲视国内外同行的成果呢？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是否和我们的实际贡献相符呢？
北大在新世纪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和世界一流大学进行比较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财力、“硬件”方面的差距，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办学经费只有国外一流大学的百分之几，却较少去关注我们在管理、在人才等“软件”方面的差距。我们在建“大楼”，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应该更注重于“软件”的建设，着力于培养广大师生、干部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办学体制，努力使学校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团结融洽、顾全大局、协作共进的局面。否则即使我们拥有了哈佛、斯坦福那样充足的经费，按照目前的办学体制和工作方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恐怕还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4月20日第一版，原标题为“大楼与大师”，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赵存生审稿时改为现在的题目）
“小人物”与“大事业”
笔者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多年，其间见过不少大师级的前辈学者，他们的道德文章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年来在学校亲见亲历的一些“小人物”，却同样也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甚至某些方面竟不亚于大师们的风范。记得以前中文系就有一位姓冯的老教务员，印象中一般只有年高德劭的老教授们才被尊称为“某先生”的，但是这位老教务员却也被师生们尊称为“先生”。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才知道这位“冯先生”果然厉害，系里的每届学生，他见面大都能叫出名字，其待人之和善，工作之精细尤其令人称道。无独有偶，后来听说在清华叶企孙教授的实验室里，也有一位老实验员业务非常精湛，一直被尊称为“先生”。如果有学生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叶先生都要严厉批评，并亲自带学生去向他道歉。笔者还知道办公楼值夜班的赵大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见看校门的老门卫回忆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北大的情景，感到北大的老职工的确是不简单，有素质、有见识。过去人说“宰相家人七品官”，从这些普通的北大人身上也可以看出这所名校的风采。
同学校的校长、部长、教授们比，笔者所提到的这些人或许可以说是些“小人物”。但是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体现一所学校、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家庭水平、素质的高低从小的侧面看常常更有说服力。笔者曾随学生到我军的王牌部队——第38集团军参加过军训，集团军军长也亲自来看望北大学生，但给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那里的普通士兵都以身为38军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三国演义》中讲到郑玄的文化修养极高，但却并没有直接说他的修养有多高，而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其家中侍女俱通《毛诗》”，以此来反衬出郑玄的文化品位。
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木桶盛水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长的木片决定的，而恰恰是由最短的木片所决定的。北大许多人从国外大学学习、工作回来后，常常感慨国外大学的后勤服务、教学科研辅助工作之完善，而在我们这里却总是要为各种各样的琐事大伤脑筋。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最近撰文，提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资最高的不是校长、名教授，而是一位玻璃工；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里拿最高工资的也是一个负责吹玻璃的师傅。由此可见，学校里的所谓“小人物”，其实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北大的“管理骨干”、“学术骨干”固然需要重视，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忽视那些普普通通的各类干部、职员、工人，我们的学生、教师更多的时候不是同校长、部长们而是在同他们打交道，他们的工作水平和服务态度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出北大的整体管理水平。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似乎更多地强调了选拔“骨干”、培养“尖子”，而较少去注意普通职工的素质培养，较少去关注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一家工厂如果只有厂长的正确决策，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而没有高素质工人的具体操作，终归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更年轻一代的北大职工中，像冯先生那样熟悉业务，能精雕细刻地对待本职工作的普通职员已很难见到了，而泡沫式的“名人”、“学者”还在不断涌现。我们恐怕还是需要恢复老北大、老清华的传统，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真正重视北大普通职工的地位和作用，把他们作为一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队伍来培养、来看待。在我们重视和强调“骨干”、“关键岗位”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那些“非关键岗位”的普通职工，既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要给予严格的要求和培训，在经济收入上也不宜和“关键岗位”拉开太大的距离，使他们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应有的地位、责任和价值。如果北大能在不断涌现出“骨干”、“尖子”的同时，每一个北大的“小人物”也都能认真对待本职工作，将本职工作作为一项技艺来钻研，以作为北大的普通一员为荣，那么，我们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一项“大事业”的目标也将会越来越接近。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5月20日第一版，此文先后获2001年度北京高校校报系列言论类文章一等奖，2001年度“北京新闻奖”（省部级）三等奖，2001年度全国高校校报协会评论类一等奖)
也谈“淡化数字”
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用数字来管理的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更是开始进入了所谓“数字化时代”。我们通常可以从一系列统计数字来直观地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样，一所大学的规模和水平也可以通过数字来体现。例如我们一提起北大的院系、专业、重点学科数目，本科生、研究生数量，教授、博导人数，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光看数字又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仅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日本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考虑到物价、生存环境等多种因素，我们还不能得出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美国人高的结论。对于北大的办学水平，我们也不能完全用数字来说明，如果光从数字上看，北大有许多方面不仅在国内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也早已名列前茅了，仅教授人数一项就多于不少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绝不会因此就认为北大的办学水平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否则我们还用得着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同志似乎比较热心于用“数字化”来进行学校的管理和建设。例如一讲到北大的发展建设成就，就强调我们又建了多少平方米教学科研用房，建了多少套教职工住宅，获得了多少项科研成果奖，办学经费、科研经费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校办产业由于可以直接创造出产值、利润等“数字”，更是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应该说北大近年来在学校发展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可以有一系列数字为证，笔者绝非无视这些成绩。但是北大办学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还在于学校的整体环境和办学机制等方面的改善，所谓“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强”，有些领域数字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办学的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有些同志还进一步提出要培养多少名“学术骨干”，多少名“管理骨干”，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要达到多少人，等等。其实学术骨干应该是在一种宽松的、利于竞争的环境中自然成长，到底有多少名学术骨干能成长起来恐怕是难以预测的。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大并没有提出要有多少位“骨干”，但是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改革，却造成了当时北大群星灿烂的局面；管理骨干的人数则更是难以界定，不知道将根据什么标准界定出北大哪些管理人员是“骨干”，哪些又不是“骨干”；学位高低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北大历史上就有过许多学历不高的名教授。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对“数字”的热衷恐怕和一些干部力求政绩的工作方式有关。我们大家都不会淡忘“大跃进”时期粮食产量的数字游戏，对于多年来在官场上盛行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也不会太陌生。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不顾实际大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因为这些容易看见，也容易用统计数字来体现政绩。与此相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一些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工作，例如环境保护工作、教育工作，我们却常常看到有些地方官员是不大重视的，这恐怕也和此类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出数字、出政绩，难以在官员的任期内见到成效有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看到在考察干部时一味强调数字的弊端，提出要适当地“淡化数字”。
北大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教育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应该完全按照教育工作的规律来办学。但北大办学水平的显著提高也确实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奏效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有些同志热衷于一些统计数字的增长，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急于出政绩的心态。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些同志迫切希望北大能够上规模、上水平、出成绩的心情，但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来说，还是应该从更符合北大建设发展的实际出发，着力于营造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良好的校园环境，实事求是地把学校的事情办好，这样对北大办学水平的提高无疑将更为有利。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9月20日第一版）
也说“精品”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经创造出无数的精品，从《诗经》、《论语》到《水浒传》、《红楼梦》，名家精品不胜枚举；北大在历史上也曾经创造出许多精品，从《新青年》首倡科学民主，到院系调整后大师云集、名作迭出，在中国近当代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曾独领风骚。然而客观地讲，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文化界、学术界，包括北大在内，虽然学者们著述不断，专著、论文批量产生，但真正有分量的“精品”却仍属凤毛麟角。这同我们时代的要求和北大的地位极不适应。今年春天，学校召开了“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并在日前举办了“21世纪：人文与社会”文科论坛，这无疑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平庸之作充斥、赝品不绝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也为北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精品”的产生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是我们简单地推出某些奖励措施就能很快奏效的。所谓“精品”，往往是能够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高度，洞察社会、历史、人生的发展轨迹，揭示出客观的规律，指出前进的方向。有的“精品”在当时并不能为人所理解，然而在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仍然可以闪耀出真理的光芒。
“精品”并不见得都是长篇大论，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的《道德经》、《孙子兵法》不过只有几千字；一部《古文观止》收录了两千多年间的220篇文章，平均十年多才有一篇文章被收录；曹雪芹终其一生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并不完整的《红楼梦》，但这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这些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文献也都篇幅有限。
要求我们的学者很快就能奉献出对人类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来显然目标是过高了，但是要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深入的探索，科学的分析，得出独到的结论，这样的要求应该是产生“精品”的前提条件。“精品”的出现还需要有创作者高度的兴趣和智慧的投入，往往很少去考虑功利的目的，曹雪芹举家食粥写《红楼梦》，巴尔扎克穷困潦倒创作《人间喜剧》时并没有想到要评几级作家的职称或是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的学者在创造学术成果时却往往要考虑到职称、住房、考核等多种因素。在提倡“精品”，呼唤“精品”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去从环境、机制上入手，研究解决好这些矛盾，逐步探索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希望这次文科论坛能够为北大文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身处于我们这个激烈变革的时代，背负着北大光荣的传统，依靠一代代北大学人的努力奋斗，相信“精品”的大量涌现或许不会让我们等待太久。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1月5日第一版）
规模与水平
规模与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成正比的，规模大不一定代表水平高，规模小也不见得水平就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都是规模很大的企业，但500强的名单却又是经常变化的，可见有许多规模虽大但水平、效益不佳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出局。企业如此，大学恐怕也是如此，如果以规模而论，据说罗马大学等一些国外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十几万、二十几万之多，但却并没有被看作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中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应该是广播电视大学，但谁也不会将其和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相提并论。
近年来为集中资源、调整学科而将一些规模小、学科单一的学校合并起来组成规模较大的大学或将一些学科单一的学校并入其它综合水平更高的大学以组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虽然在有些具体做法上或许还有值得商讨之处，但总体上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样做是为了和国际上先进水平的大学接轨。
同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大学相比，即使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提高学校自身的实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方面，应该勤于修炼“内功”。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热中于铺摊子、上规模，一方面不断扩大招生，不仅扩大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也扩大一般学历的各类成人教育培训，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对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在当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社会上对人才、学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毕竟是一个高等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国家，为适应社会需求，通过适当的扩招，对外合作办学，使学校的教育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于国于校都有好处。问题在于这样做应该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不能影响到学校自身办学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应保证合作办学的质量。现在有的学生提出自己高分上了北大，但教师的讲课却敷衍了事，究其原因，原来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有些教师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校外了；大学可以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又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办学，应该保持学术活动的严肃性、独立性、前瞻性。不排除有些地方同我们合作办学，是把教育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要我们这块牌子以进行批量“生产”，至于学术水平高低，培养质量能否保证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同时也不排除学校有些部门、院系，为了迎合社会需求，甚至出于小团体利益的考虑，无限制地扩大招生、扩大合作办学的规模，引起不少连带问题，给学校整体工作带来被动。
许多校内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校外人士，都指出北大不应该混同于一般大学，不要同一般大学争生源、争资源，在低层次上扩展规模，而是应该办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现在我们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科生，数量可谓不少，但同国外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差距更大，我们应该着力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不是一味去追求数量的增长。国外的许多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规模都是相对稳定的，其教师人数，本科生、研究生人数，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们的地位是由办学水平而不是由办学规模来决定的，也没有听说过哈佛大学有什么“洛杉矶校区”，牛津大学有什么“利物浦基地”。大学毕竟不是企业，即使是企业，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近年来国内一些“明星”企业由于盲目扩张带来经营管理不善进而垮台、破产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北大虽然还不至于由于扩大规模而导致破产，但大学的管理比企业则更要复杂，处理不好，很可能会丧失掉信誉这样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我们能否保持住在国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能否缩小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办学的规模和水平问题上不能不进行认真的思考。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月15日第四版）
从“剽窃”和“伤熊”事件谈起
近来有两件事情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因其涉及到了两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更有了一些轰动效应。其一为北大教授的“剽窃”，其二为清华学生的“伤熊”。两件事情在起因上有所不同，在性质上也有所差别，但的确都严重影响了两所名校的声誉。事发后两校也都做出了迅速反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弥补失误，消除不良影响。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影响也造出去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就事论事，应该多寻找一些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近年来有关学术腐败的问题已经揭露出不少，学术打假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有关主管部门、学术单位也陆续推出了不少奖惩措施，但似乎并未见到多大成效。某教授的“剽窃”行径固然令人不齿，但是将其看作是个别现象，将所有矛头都指向其一人也未必公平，简单的处罚奖励措施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我们的高校，乃至在整个学术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用各种方式“包装”出来的学术成果可谓不胜枚举，“剽窃”过的东西又在不断被别人“剽窃”。有人曾坦言某些学术著作，不要说没有别的人看，就是作者本人也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遍；有些教师没有几年就“著作等身”了，其产生过程如何可想而知。但却可以以此为稻粮谋，获得职称、住房、津贴等种种利益。现在用于研究、创新的投入有了很大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各种评审、考核、奖励更是层出不穷，似乎如此就可以不断出现创新成果，达到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水平指日可待。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创性的成果仍然如同养在深闺的佳人，“千呼万唤不出来”。
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有些项目更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探索。王选研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要获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诺贝尔奖得主也没有哪位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想着将来要获奖。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诺贝尔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眼前的各种奖励却并非难以企及，而这些奖励办法普遍讲究量化，把高级的创造性劳动看作是简单的计件劳动。在如此浮躁的环境和利益驱动下，让大学教师们都不作假、都不“剽窃”也难。奖励制度固然必要，但过多过滥的奖励未必会产生好的效果，古训有言“奖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奖也”。看到了学术界的种种“鄙争”，有关部门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各种奖励政策出台的初衷吗？
在保护环境、爱护生物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清华学生的“伤熊”事件似乎更具有“轰动效应”。但我们在震惊和激愤之余，看到的当事人却只是一个可悲又可怜的大学生，恐怕大部分人甚至不忍心去让他承受更重的惩罚。这起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生的问题，也不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事情，而是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大中小学教育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值得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一味的强调考试成绩而不去注意心理是否健康，人格是否健全。现在的大学校园中自私、孤僻、缺乏爱心的现象并不少见，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更不会是一个小数目。还有一些学生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有的学生甚至连洗衣服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来，要父母陪读照顾；有的学生仅仅因为身体偶然不适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打电话让家长不远千里坐飞机赶来。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情。在我们津津乐道于教育规模扩大、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似乎更应该关注一下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大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需要从社会上去找原因，在全社会进行健康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尤为紧迫。
两起事件已经发生了，再多的解释说明也无助于挽回名誉上的损失。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马上出台一些措施，试图立竿见影，未必能长远地解决问题，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对方以掩饰自身尴尬的做法更不可取。笔者担心的是如果不能从深层背景上去找原因、想办法，恐怕类似“剽窃”、“伤熊”这样的事情还会在我们的教师、学生中发生，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事情，那时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呢？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3月20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载）
读“内部简报”有感
在学校有些部门出的工作简报上，笔者经常能看到下面这样的文字：某人向某部长（或某书记、某主任）汇报了某项工作，某部长（或---）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做了重要讲话（或谈话），“指出”应如何如何，并就某方面的工作做了“指示”。某副部长（或---）要求大家认真领会某部长（或---）的讲话精神，共同努力做好某项工作。如果不看具体的人名、职务，完全会以为这是《人民日报》上对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务活动的报道，然而这只不过是在介绍学校一些中层干部的工作。此种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学生，在某篇关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报道中，全篇无一字提及他们进行了什么社会调查，有那些收获，而是津津乐道于当地市委书记、市长如何亲自设宴款待他们，外出时警车如何开道等等。
此类现象可谓不胜枚举，可能许多人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有的同志恐怕已经深深陶醉于做“领导”的感觉中。表面的现象必有其深层的原因，以笔者在北大的所见所闻，无论在我们的管理机构，甚至是在教学科研机构中，“机关化”、“衙门化”、“官场化”的影响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记得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入北大求学时，许多前辈学者还健在，一提及他们的名字，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至少到那时候教授在学校里还是比较有地位的。笔者后来留校工作时，即使见到学校的党政负责人，大多可以直呼其名，或代之以“老张”、“老王”的称谓，现在遇到一部长、主任，如果不称呼官衔，好像就显得对人家不够尊重。随着前辈学者们的陆续逝去，教授的数量倒是越来越多，但道德学问总体上同前辈学者相比似乎还有不小差距，教授们在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也日渐式微。反之行政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地位和影响则日渐增大，并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学校一些重大活动中，主席台上难觅没有官衔的专家学者的身影，前排、中心位置就座的几乎都是学校各级负责人，介绍顺序也一律按官职大小，即便如季老这样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前辈学者出席，有时也只能忝陪末座。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受“官本位制”的影响十分深远，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极大，官场规则、意识也可谓“深入人心”。此种状况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大学毕竟不是象牙塔，无孔不入的官场风气弥漫于大学校园也并不足怪。但是如果以学问为最高追求的大学不再以学问而是以官职为最高追求，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走进学校的一些办公场所，满眼都可看到房间门口贴着“部长室”、“副部长室”，“主任室”、“副主任室”的牌子，无形中强调着官场中森严的等级；以淡化行政级别为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实际上更增加了干部岗位的权力和利益，官员身份似乎未见“淡化”。而且官场风气也并不局限于某些管理部门，即使在学校的院、系、所、中心等教学研究机构，有院长、主任等头衔的教员可能就会比一般教员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在评定职称、成果署名、科研经费、办公用房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将行政部门的办事规则用于学术活动；有些教授更以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很早以前就有某教授被“提升”为处长、主任的可笑说法；有的教授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往往也需要封一个官衔才算最高的奖赏；不少教授更是热衷于攀附权贵，“官学结合”，各取所需。
大学的精神在于其应该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而官场的意识和规则同大学有实质的不同。在大学里如果不是以学问高下而是以官职高下作为评价标准，甚至很多时候好像官大了学问就大，那么这样的大学就只是泛化了的官场，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背道而驰。笔者见识浅陋，但也知道哈佛大学为了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和学术的严肃性，可以拒不授予里根总统以名誉博士学位。我们的国情、校情有所不同，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大学的精神。如果我们还是整天“指示”不断，“领会”不断，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校园内严重的官场作风、官场习气，那么这样一所大学的发展前景将会是令人担忧的。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此文先后获2002年度北京高校校报系列言论类文章一等奖，2002年度全国高校校报协会评论类一等奖）
世界杯与世界一流大学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男子足球队终于出现在韩日世界杯的赛场上。然而不管是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同三、四流水平球队的较量中，中国队都存在着明显差距，不得不小组赛后就打道回府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中国队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毕竟进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
由世界杯比赛笔者不禁联想到我们的学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就像中国队把参加世界杯作为奋斗目标一样。同中国队在世界上的位置相比，北大在世界著名大学中的排位恐怕还有所不如，不要说同欧美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就是同日本、印度乃至港台的一些大学相比，北大也还有不小差距。中国足球要追赶世界，北大也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采取什么样的赶超战略非常关键。日本队、韩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了突破，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实行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不以战胜低水平的亚洲球队为满足，而是尽可能同欧美强队较量，以致在本届世界杯上有了脱胎换骨的表现；与中国队同组的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但土耳其队宁可冒难以出线的风险，也要坚持参加高水平的欧洲区预选赛。
由此看来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真正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系，而不能满足于在国内高校中的老大地位。即使甲A赛场搞的再红红火火，“连沪争霸”再激烈，充其量也是低水平上的竞争；北大在国内再有多大的优势，拿国际水平一比较，差距恐怕还是全方位的。而我们有的同志眼睛却不向外而向内，只热心于北大同国内其他高校的竞争，似乎又特别热心于同国内另外一所与北大地位相当的著名大学的竞争。乃至于这种竞争经常要争一时一处的得失，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盯着对方。对方有了什么新的举措，我们有的同志就急的要命，好像不跟着做就会马上落伍；对方在某个方面露了脸，我们就好像抬不起头；自己出了某些不好的事情，也要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对方不好的事情上去。双方似乎都想在任何方面上压过对方，严重的时候甚至互相幸灾乐祸。其实两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传统、学科背景、办学特色，正如足球场上有巴西的桑巴舞，也有欧洲力量派、欧洲拉丁派，没有那种风格可以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世界一流大学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优势，北大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必要在任何方面都要和别人一较高下。两所大学都以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为己任，如果要比较，也应该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准。中国队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不知道和世界水平有多大差距。两所大学如果不顾各自特点，都力求时时、事事、处处压过对方，在低水平的竞争中乐此不疲，恐怕也就都很难取得办学水平上的重大进展，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足球要想在世界上赢得尊重，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合理的机制，而不要过于计较每次比赛的结果。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应该从办学机制上入手，不要过于和别人争一时一处的得失。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以弱胜强，战无不胜，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从来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从整体战略上考虑，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和气魄，紧紧抓住那些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着力于改革体制，增强实力。即使我们暂时在某些方面落后，也不必过于在意，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能在最终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希望轰轰烈烈的韩日世界杯比赛也能对我们的办学思路有所启示。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
“状元”、“奥赛”及其他
每年高考招生结束，我们照例要统计一下招收了多少名各省市的文理科“状元”，多少名各项“奥赛”金牌获得者，哪些省市的前多少名考生等等。有的年头北大的主要竞争对手招的“状元”、“金牌”比我们多了，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高了一点，难免还会让有的人耿耿于怀。许多人平时一提起我们的本科生生源，自得之色常常溢于言表，认为我们的本科生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是从世界上最广大的考生群体中选拔最优秀的人才。
不可否认，我们的招生工作成绩显著，每年都为北大招收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青年学子入校深造，这和北大的声誉以及招生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北大历来有很好的生源，我们招收的“状元”和“奥赛”金牌获得者也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北大就可以静候精英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远处看，不要说现在每年都批量生产的“状元”，就是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每隔几年才产生一个的真正的“状元”，能够在历史上做出贡献、留下名字的屈指可数。从近处看，北大过去和现在许多著名的教授、“两院院士”并不是本校毕业的；近年来涌现出的许多优秀中青年学者、“长江特聘教授”，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在北大读书的经历，也未必在高考或“奥赛”中取得过突出成绩；北大的历任校长大多数也不是北大毕业的。
“状元”也好，高考成绩突出也罢，不过说明了考试能力强，全面成绩比较好，不见得专长突出。即便是专长突出的“奥赛”金牌获得者似乎也不必过于看重。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分别授予法国、俄罗斯的两位青年数学家以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据悉其中一位根本没有参加过数学奥赛，另一位倒是参加了并获得金牌，但人家不过是随随便便就去拿了个金牌回来。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甚至还有过物理课考试不及格的纪录。我国中学生近十多年来在各类“奥赛”中可谓成绩辉煌，经常还会出现有的项目所有参赛选手都捧得金牌而归的盛况。不过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参赛学生虽然都非常优秀，但毕竟是经过了层层选拔、集中培训的，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应试能力的体现，同人家那样完全凭兴趣参赛就获得了金牌有所不同。据说我们有个别金牌获得者后来甚至厌恶所学专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所以我们虽然“状元”多，“奥赛”金牌多，但却没有人能去摘取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桂冠。有一个笑话说上帝因为看到中国本土还没有产生过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着急，就让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大科学家降生中国，结果他们或因为奇思乱想被视为精神不正常，或因为贪玩被严厉管教，或因为偏科而考不上大学。笑话虽说尖锐了一些，但确实说明了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即使是天才可能也逐渐会变得平庸。千篇一律的教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答案，像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样故意与学生为敌的考题，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并不鲜见，即使考试成绩再高也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国外有许多名牌大学招生并不是一次考试决定的，他们往往更侧重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方面的测试。我们的国情有所不同，完全照搬国外大学那样的招生办法目前恐怕还不可行。我们在大学期间也无法完全消除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但是我们可以尽量为大学生们创造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激发他们的各种潜能，使他们能够在一种比较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北大前两年取消三角地的“状元墙”不失为明智之举，确实没有必要对一次考试的成绩过于看重。如果人家多收了几个“状元”、“金牌”，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高了一点，也并不说明我们的学生素质就差了。“风物长宜放眼量”，何况我们还有不拘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广纳五湖四海人才的胸襟和气魄。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并有信心在最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1月5日第三版）
高待遇不等于高创造力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长期以来曾经是困扰高等院校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脑体倒挂”在前些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不断加强投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尤其是一些重点高校教师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其中在一些热门的院系、专业，其教师的收入又大大高于同校其他教师，购买私人轿车乃至别墅等都已不再是梦想。
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十分必要，在经济社会日趋繁荣的背景下要求他们独守清贫，只讲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显然并不实际。但是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将待遇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界缺少创新、缺少创造力完全是由于待遇太低造成的，以为待遇越高创造力就会越强。于是各个高校之间互相攀比，炒作不断，又是“年薪制”，又是“终身教授”，乃至推出了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天价教授，颇有“钱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至于各类奖项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获选人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津贴。前些时候更有高校独辟蹊径，干脆对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来了个“明码标价”。
以笔者的愚见，窃以为待遇和创造力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许多伟大的思想、杰出的成果倒常常是在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完成的。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下写出了不朽巨作《红楼梦》，延安窑洞里诞生了毛泽东最杰出的理论篇章，“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研制过程中甚至有时还要饿着肚子，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最有价值的研究也是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中进行的。
对于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创新的原动力恐怕更多地在于他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物质生活条件和创新能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19世纪的物质生活远不及20世纪，也还没有诺贝尔奖，但是20世纪人类在科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其高度和影响力而言，却还是不能和19世纪相比。目前国内上下对于诺贝尔奖的期盼至深至切，其程度恐怕不会亚于期盼奥运会。笔者曾经开玩笑地同一位教授讨论，假如给你一亿元的资金，你能否得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以我们国家之大、诺贝尔奖空白的历史之长，笔者以为花这一亿元还是很值得的，但教授却只是摇摇头表示绝无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一位思想家的来说，他的创造性成果更多地是基于对人类、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基于一种博大的胸怀、自觉的责任。马克思《资本论》的全部稿费还不够支付他写作过程中抽劣质香烟的费用，古今中外又有哪部伟大著作是在“明码标价”之下完成的？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难道今天的学者们都已经降低到仅仅为了物质奖励才会去从事创造性工作？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有时候倒需要一些特立独行，需要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或许才更能产生创造性成果。笔者很赞成李敖评价胡适的一句话：“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胡适先生为人和气，在各种应酬中浪费了太多时间，以他那么大的才气和名气，却没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我们的教授都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怎么多赚钱，怎么装修房子这些“不重要的事”上，又怎么能期望他们做更多“重要的事”呢。现在一些已经成名的学者，其主要的学术成就大多也是在前些年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的时候完成的，现在物质待遇大大提高了，反倒不见有多少新的杰作问世。
提高高校教师待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解决他们后顾之忧，这些做法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物质奖励的作用看的绝对化，看的至高无上，恐怕还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其结果也将肯定和他们以为能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明码标价”之类可以休矣。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3月5日第三版，《文汇报》2003年11月5日第五版）
“改革”杂谈
“改革”应该是这二十多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改革可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大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小到某个部门、某个基层单位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改革无论大小，都应该是一项十分严肃、艰巨的任务。
然而在某些人眼里，“改革”却似乎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时髦、随意的概念。如果将那些仅根据少数领导人的意志，不看其是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备先进性，不顾及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措施都冠之以“改革”的名目出台，就很难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现在经常有“改革者”抱怨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他们的“改革”，甚至还给人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但细察其详，这些所谓的“改革”常常是在维护有权有势的“改革者”们的既得利益，将改革的好处和利益据为己有，而将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让那些无权无势的“被改革者”承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也许认识不到“改革者”所标榜的“重大意义”，但却不难从实际产生的效果中得出自己的判断。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日趋繁荣，在许多地方都要进行新的改革、新的利益调整。任何改革都应该是神圣的、庄严的，是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改革不应该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打着“改革”旗号而行利己之私，使其成为自身利益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过去曾有人对自由的泛滥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不禁也要针对某些泛滥的“改革”而发出感慨：改革，改革，多少私欲假汝之名以行。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改革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改革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在保持现有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要对已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改革往往会损害到某些权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的改革很少有成功先例的主要原因。任何改革家都应该有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仅仅知道享受“改革”成果的绝不是真正的改革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许多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权利阶层互相划分利益的一种游戏，对于普通群众来讲，这种“改革”往往会受到他们的抵触和反感。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茶馆的跑堂李三到民国时期还留着辫子，老板娘跟他说如今都改良了，你这辫子也该剪了吧。谁知李三却马上回答：“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恐怕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在见多了各类“改革”后所得到的最切身的感受。据老舍先生的子女介绍，《茶馆》在法、德等欧洲国家巡演时，这句台词一说出也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强烈共鸣，可见滥用改革之名而行利己之私的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
任何改革举措都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进行充分的论证，而不能“闭门造车”。改革的目标、措施一定要切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现实情况，循序渐进，便于施行，而不宜好高骛远，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有些“改革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缺少必备的理论素养和实际工作经验；有些“改革者”自我感觉良好，喜欢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有的“改革者”急于开拓新局面，从国外或其他地方拿来“新鲜”的做法便急于实行，往往会脱离实际。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将改革看的过于简单、过于容易甚至过于霸道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北大历史上就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于世。改革开放以来，北大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不乏有成功的经验，有些改革举措在全国高校乃至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还远不到可以自我夸耀的地步，有些已经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举措都还有待于在理论上进行充分的总结和论证，有待于广大师生集思广益的充分讨论，更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应该在改革的决策上充分实现科学化、民主化，使学校任何改革决策的出台既科学合理，得到广泛的认可，又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6月2日网络版）
“人才”浅议
人才问题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人才的培养选拔更是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日趋重视，接受各类教育人员的规模之大，各类人才培养的数量之多，乃至出国留学的人数之众，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由此看来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早就应该出现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尽然。尽管现在培养人才的规模、数量都是空前的，高级人才如教授、博士的数量更是成十倍、百倍增长，到处可见“跨世纪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在国际上拔尖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天中国拥有的科技人才的绝对数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在这种绝对数量增长的背后，却是较低的专利与科技产出量，高级人才的供应仍然严重不足，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远远不能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才”大国相适应。
北大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近年来又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更应该以培养和造就在国际上达到一流水平的人才为己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大师，但是老一代的大师渐渐离我们远去，新一代的大师却罕见出现。不独在北大，在国内其他名牌高校，在其他众多领域，大师级人才的缺乏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的文坛上产生不了新的鲁迅，舞台上看不到新的梅兰芳，在科学、思想、文化、艺术乃至在实业界都很难看到既有崇高威望，又有极大成就，同时还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领袖级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难以产生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发明，思想文化上重大的建树，文学艺术上新的公认的经典作品，乃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姑且不论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四大发明”，以及灿若群星般的众多杰出人物。即便是离现在不远且十分动荡的民国时期，在许多领域也都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北大过去一批大师级学者大多也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反倒是在这几十年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在教育空前普及的情况下，杰出人才的匮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人和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一般都具备鲜明的个性。最近看到一些老清华学生描述名教授的文字，在他们笔下，教授们或形象可笑，或举止怪异，然而却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人们对许多杰出的人物，不仅了解他们的成就，也熟悉他们的逸闻趣事，往往越是杰出的人物其经历愈特殊，个性愈鲜明。但是现在对人才的要求却似乎出现了某种标准化的倾向，例如都要求具备某种学历，要求达到什么样的外语水平。如照这些标准，北大历史上担任“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不合乎今天北大教师的要求，胡适的博士学位也是后来才得到的；也许将来北大的教授都能达到用一门外语授课的水平，但不知其中可否会出现辜鸿铭、林语堂那样能用非常好的英文写出煌煌大作的北大教授。九方皋相马不识其毛色，不辩其雌雄，只看其是否具备了千里马的资质。我们今天对人才的要求是否倒有些舍本逐末了，强调人才的一般标准而忽略人才的特殊禀赋，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特殊人才、杰出人才的匮乏。
人才的成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们对杰出人才的要求固然十分迫切，希望尽快有一批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很有成就的学者，但是也不可拔苗助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代以上才能产生一个贵族”。据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大多数获奖者其父亲、祖父一辈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被视作大师级的学者，考察其身世，大多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笔者曾听到北大一位很有名气的教授坦言，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国内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学科领域恐怕都处在这种状况。留学国外的大量人员中，真正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杰出人才也十分有限。应该认识到在我们在杰出人才方面同国外的实际差距，也应该看到完全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整个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入手，真正形成一种人才自由成长、自由竞争的局面。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固有的人才模式、人才标准，并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杰出人才大量产生的局面才有望出现，北大也才能培养并吸引大批优秀人才，真正有实力同世界一流大学展开平等对话。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9月10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载。经适当修改后，《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第五版以《标准化不是人才成长规律》为题发表，《人民日报》社《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3年12月9日转载）
讨论与争论
自学校《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以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校内校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对此项改革举措众人可谓见仁见智：主张者理由充足、态度坚决；反对者则针锋相对，不乏尖锐的批评意见。自“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各个座谈会上，在互联网上，在报纸杂志上，乃至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热烈的讨论和争论。笔者见识浅陋，难以对整个方案做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但学校能将此项方案及时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广大教师能以高度的负责精神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广泛的讨论和争论，以寻求最终合理可行的改革举措。此种做法和现象在近些年来的北大还是不多见的，也无疑是令人赞赏的。
前些年在北大曾经有一种观点，即片面强调对学校的各项举措要“不讨论，不争论”。小平同志的确是讲过“不要争论”，但小平同志主要是指对那些明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明显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政策不要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讨论不止，争论不休，从而贻误发展时机，并不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要争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不愿意让广大师生、干部在学校改革、发展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回顾历史，假如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很难正确地总结过去，面对未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就难以比较顺利地推行。而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全力支持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在某项决议通过之前赞成者、反对者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但决议一旦获得多数票通过，则大家都会不折不扣地自觉执行。而在我们周围却常常看到许多政策、决议通过的时候非常一致，甚至压制不同意见，但执行的时候却是各打各的算盘，互相掣肘，不知使多少“一致通过”的决定在执行时或大为走样，或名存实亡。由此看来，还是先允许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通过讨论、争论各抒己见，权衡利弊，取得共识，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总比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实际上又不能防止反对者貌合神离的情况要好得多。
鲁迅先生早就告诫过国人，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外国的新事物，但“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了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实行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导师制在英国本来是一项好制度，但是一到中国就变了味。于是借书中人物赵辛楣之口发出感慨：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可见任何好的改革举措，即便是从国外学来的新事物，不管其如何先进，如何合理，也应该防止在执行过程中走样，这恐怕正是许多人担心、疑虑的。也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真正使大家看清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防患于未然，才能保证各项改革举措的公正实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集中全校师生员工的智慧。应该充分相信我们的广大教师，在他们当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责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会理解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的。只要是真正对学校发展有利的改革措施，大部分教师是会接受和拥护的。此次人事制度改革教师们通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和争论，真正以学校主人翁的态度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学校也以充足的时间再三听取各种意见，“改革方案”数易其稿，对此项关系全局的改革举措十分慎重。希望这种态度和做法能在北大继续存在下去，也希望今后能听到范围更广的讨论和争论，许多新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正是在不断的讨论和争论中产生的，也许这正是北大生机与活力的一种体现。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11月8日第三版）
走上博雅论坛
今年是北大校刊复刊50周年，复刊后的校刊已印发了上千期。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北大人了，从入学后就经常阅读校刊，留校工作以后，同校刊的历任主编、编辑们大都熟悉。但在我进北大的前20年里，却几乎没有机缘在校刊上留下过只言片语。
我同校刊真正产生比较密切的联系是在两年多以前，那时校刊刚刚从四开四版的小报改成对开四版的大报，我们的办公室正好又搬到和校刊编辑部相邻。有一次我在楼道里遇到校刊主编魏国英老师。魏老师向我提出，现在学校领导层有一种意见，校刊作为学校重要的宣传媒体，不能只是宣传成绩，也应该反映一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有一些不同声音。魏老师询问我能否为校刊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并可以为此开辟专栏。我自思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对学校各方面的情况还算熟悉，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于是就答应了魏老师的提议。当时校刊上已有王义遒教授的“湖边琐语”及其他教授的专栏文章，都十分精彩。人家是饱学之士，是名教授，而我不过是一个学识、见解都十分浅陋的普通工作人员，对于写专栏文章实在没有信心。
但是已经答应了，就只有硬着头皮上阵，于是在校报新开辟的“博雅论坛”专栏上陆续写了《大楼、大师与“一流”》、《“小人物”与“大事业”》、《读“内部简报”有感》、《高待遇不等于高创造力》、《“人才”浅议》等十余篇评论文章。考虑到自己的水平有限，怕别人笑话，同时也担心一些意见比较尖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今年以前写的文章中都用了笔名。然而出乎我的预料，很快就有同志对我的这几篇小文章表示兴趣，多次有人打电话给校刊或我本人对文章中的观点表示赞同，有的文章被送出去参评并获得了一些奖励，其中包括获得了“北京新闻奖”，也有数篇文章被其他报纸转载。
最近校刊要庆祝复刊50周年及印发1000期，约我写一点文字。50年的时间不算短，1000期加起来也有相当大的数量，而我在其中不过占有极小的篇幅，本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向北大校刊，特别是要向北大表示感谢，感谢北大校刊给我这样一片园地，更感谢北大的胸怀和宽容。也许只有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才能够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够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仅允许学者名流们发表意见，也允许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发表意见，这应该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我的那几篇小文章是微不足道的，但却不经意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魄，我想北大的未来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10月10日复刊1000期纪念专刊第五版，题目为编辑所加）
“姚明现象”的另一种启示
NBA赛事在中国的转播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笔者开始关注这项比赛大约是在1990年代中期乔丹第一次复出之后，当年公牛队第二次夺取三连冠的过程相信也曾令大洋彼岸的每一个中国球迷为之击节赞赏、荡气回肠。NBA无疑是篮球运动的最高殿堂，这里有最激烈的较量，最精彩的表演。
随着王治郅、巴特尔的先后加入，在这项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中终于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但是直到2002年NBA选秀大会上姚明以第一顺位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成为NBA有史以来第一个非美国籍的“状元秀”，中国人才真正在这个篮球运动的殿堂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效应，姚明也随之成为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中国的体育运动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悉尼奥运会上就曾以金牌榜的前三位而傲视群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些热门的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网球、赛车这些职业化高度发达、市场影响力巨大的项目中，特别是在其最高水平的竞技中，还一直难觅中国人的身影。中国足球队好不容易进了一次世界杯，却只能匆匆铩羽而归；杨晨、孙继海、李铁等人虽然先后参加了欧洲足球联赛，但毕竟还只是一些小配角。这个时候姚明以主角的身份开始登场了，在涌现过张伯伦、贾巴尔、乔丹等天皇巨星的NBA舞台上，在美国这个篮球王国，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张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黄种人面孔，其影响力和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姚明在那一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并不为过。
姚明很快正式进入了NBA的竞技场，他所展现给世人的不仅是他的球技，还有他东方式的含蓄的风度，迷人的微笑，以及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时过人的智慧。姚明在树立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一些原有的宣传手段。姚明也很快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喜爱，多家公司更是向他挥舞着巨额的支票，他所得到的拥戴程度和商业价值是任何其他中国运动员都不曾达到的，已经进入了世界顶级运动员的行列。他所受到的关注和他在赛场内外的表现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姚明现象”。但是客观地讲，姚明目前的球技还不能和他的名气相媲美，他的名气和商业价值更多地是因为他来自东方并且背后有十几亿中国人的巨大市场。姚明在NBA常规赛上已经是第二个赛季了，在球场上他有过超凡的表演，即使面对奥尼尔、邓肯这样的巨星也丝毫不落下风，但也有不少低迷的时候。至少到目前为止姚明还不是NBA的超级球星，离篮球场上“最有统治力”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毕竟还有很大的潜力，最重要的是他凭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已经稳稳地站在了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
对于广大的中国球迷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来说，对姚明的期待和支持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姚明在赛场上每时每刻都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笔者以为“姚明现象”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篮球场上，它可以说是中国人渴望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展现自我的一种体现。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却发现自己逐渐落后了，在21世纪已经来临之际，这种全面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职业体育的落后仅仅是一个小的领域，我们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世界。落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很大程度上恐怕和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财富、地位、社会名望往往不是和才能成正比的，多种因素制约着国人才能的充分展示、个性的充分张扬。中国人太渴望公平竞争的环境了，许多人都试图在姚明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都渴望像姚明一样去参加高水平的公平竞争。NBA赛场则将这种每个人都希望充分展示自己能力、个性的需求发挥到了极限，乔丹力挽狂澜的英雄本色，罗德曼虽行为乖张而勇气十足，都可以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更没有种族、国籍、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NBA同时又是科学精确的，特别是比赛时字幕上打出的层出不穷的统计数据，使观众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想要了解的所有信息，每个球员的价值都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得到充分体现。笔者这里倒是有一句题外话：希望我们各级统计部门的同志都应该看一看NBA的比赛转播，这样也许会有利于我们的各种统计数据更加科学、精确、全面。
姚明已经在NBA赛场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所需要的是更进一步展示自己的能力、霸气和个性。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姚明，不能只靠一个姚明来体现中国人的形象。不仅在体育运动领域要有更多的姚明，笔者更希望我们的国人要发愤图强，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其他所有领域，有更多的“姚明”、“张明”去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当然更希望我们逐步创造出一个能让各种“姚明”都脱颖而出的公平竞争环境。只有当更多的中国人不断出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充分展现出中国人的能力、意志、品质，并且扬眉吐气地取得竞争中的优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才会得到根本性提高，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希望这也是“姚明现象”对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文汇报》2004年2月13日第五版，次日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报纸摘要中做了介绍）
评“超人”现象
记得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美国影片《超人》，影片中的超人来自外星球，可以上天入地，力大无比，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超能力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种幻想和消遣的需要。扮演超人的演员后来不幸摔成了高位截瘫，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没有“超人”的能力。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经常会发现很多“超人”。前两年看到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那个所谓“词坛怪杰”张俊以居然同时以两大集团公司总裁的身份炫耀。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心想能把一个公司做大、做强就非常不容易了，果然没过多久，这位张先生就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其“两大集团公司”也不知所终。张先生大约曾经以为自己是“超人”吧。不过时下的“超人”还有不少，前些时候据媒体透露，一个中国女孩子获得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分，并得到六万英镑的高额奖学金，而且她还有模特般的身材、明星般的容貌。我当时也感到纳闷，怎么这么多好事情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此后不久知道果然又是一场骗局。中国人大约是崇拜、向往英雄、完人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多少英雄、完人，就造出许多完美的“超人”，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两大公司总裁”、“牛津女孩”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但在我们身边却还活跃着许多实实在在的“超人”。仅以学术界而言，我们经常就能见到某位学者“专著上百部，论文上千篇”，而且还不需要花太长时间，是不是在学术界也存在着许多“超人”呢？我不得而知，反正一个严肃的学者是很难做到这些的。我曾向一位著名学者的研究生了解他导师有哪些主要成就？这位研究生只是向我列出其导师三篇学术论文的题目，认为通过这三篇论文就可以体现他主要的学术贡献。我不知道那些学者“等身”的著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有价值的。
学术界的“超人”不仅能落笔如飞，而且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有非凡的能力。现在一个导师同时带二、三十名研究生恐怕不算太少见的，我曾听某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过，她的导师连博士生、硕士生加在一起，同时带了107名研究生。我倒建议有关方面可以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以此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恐怕问题不大。只是不知道这究竟体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骄傲还是荒唐呢？我还担心这样的导师能否来得及将每个学生的论文都看一遍，会不会“误人子弟”？当然，我这种凡人的担心可能根本是多余的，人家本来就是“超人”嘛。不过北大去年就明确做出规定，为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今后每位博导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不得超过两名。北大此举看来也是不相信有什么“超人”的。
中国人好像历来有一种情结，就是过于依赖某些有超凡能力的人，把他们奉为神明，以致于整个民族都可以停止思考。现在我们是不再相信神明了，但是似乎又把这种对神明的信仰转移到某些“超人”身上了。我们真正在国际上赢得荣誉、为国争光的杰出人士并不多见，但是身边总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大师”：一个学者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容易地就被称为“学术大师”；一个演员演了几部戏，也一不留神就成了“表演艺术大师”。不知道那些真正的大师对此会作何感想。中国人好像还有一种习惯，就是很不能“万千宠爱在一身”：一个人一旦在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就以为他可以无所不能，荣誉唯恐给的不够，担子唯恐加的不重。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不少“超人”，就是不知道这些“超人”能否承受得起。
所谓的“超人”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超人现象”的泛滥不过是中国人急躁、“跃进”心理的又一种体现。我们不能人为地制造各种“超人”，而是应该更多地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顺其自然。长此以往，真正的人才才能逐渐成长起来，我们的各项事业也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北京大学校报》2004年2月26日第三版）
从出乎许振超意料之事谈起
近日，国内各大报纸均在头版详细报道了青岛港吊车司机、桥吊专家许振超的先进事迹，并将其誉为“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民族复兴的脊梁”。对一位普通的劳动者有这么多重要媒体以如此显著的篇幅，如此高的评价进行广泛宣传，颇让人眼前一亮。许振超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一名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令世界航运界瞩目的桥吊专家，他和他的团队已多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在看似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笔者注意到，在关于许振超的报道中透露，去年年底青岛港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许振超觉得自己年龄大，没学历，估计合资公司不会要他。出乎许振超意料的是，这种情况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能够让许振超这样的杰出人才都产生出的这种疑虑，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不是说明一些被我们普遍遵循的用人标准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呢？
对许振超的报道使笔者不禁想起另外一件事情：2000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震惊世界，事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悲痛不必多言。潜艇沉没后，俄罗斯方面全力组织营救，但在全球目光的关注下，俄罗斯的潜水员却迟迟无法打开潜艇，不得已求助于挪威。挪威潜水员仅用了很短时间就顺利进入潜艇并发现了遇难官兵。俄罗斯人民在悲痛之余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耻，为本国潜水员的无能而感到羞耻。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为世界奉献出无数优秀的科技文化成果，但是仅仅因为潜水员的能力就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许振超也好，挪威的潜水员也好，他们并不是所在国家的顶级人才，都是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但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港口每年吞吐的货物数以亿吨计，贸易额达数千亿美元，同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假如没有大批高素质的工人，装卸货物总是不能安全及时，那么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大国而言，培养和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许振超式的技术工人无疑是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地方和行业，在某些同志的眼里，似乎只有学者、专家、博士、教授、工程师、厂长、经理才够得上是人才，才是“培养”、“选拔”、“照顾”的重点，而大量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涌现出多少在国际上领先的高精尖的人才，而普通劳动者素质的下降却成为困扰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中国的高级技工仅占全体工人总数的4％，而发达国家却占到30％至40％，中国的工业产品之所以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高级技工的缺乏肯定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现在许多企业虽然对高级技工开出了比博士、硕士更高的身价，但是仍然难以寻觅到优秀的技术工人，长期以来忽视普通劳动者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
德国的产品素以制作精良而享誉世界，这恐怕和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培训体系关系密切。桑塔纳轿车开始引进中国的时候，仅在方向盘上的技术指标就达200项之多，而国产的方向盘当时仅有几项技术指标，没有高素质的工人是生产不出这种高质量产品的。许多德国公司的总裁不过是技术学校毕业的，在我们这里也就相当于中专文凭，但其手下却不乏打工的博士；瑞士银行以管理高效而闻名世界，但许多瑞士的银行家只是出身于银行学校，并没有很高的学历。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一般职工即使再优秀、再能干，也不能算是高层次人才。过去我们还有八级工资制，一位八级工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足以令人羡慕，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羡慕一位技术工人呢？
不仅在企业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问题。笔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亲身感受过一些前辈学者的道德文章风范，而那时还有一些老的教辅人员，如老的教务员、实验员，还有一些老的校工，同样也能感受到他们有很高的素质、涵养、能力，某些方面甚至不亚于那些大学者，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平凡工作受到了师生的普遍尊重。但是现在恐怕就很难看到这种情况了，普通职工在企业、大学及许多其他行业都缺乏真正的地位，虽然他们没有专家学者的层次，没有企业家的实力，没有明星的影响，但却是体现各行各业整体水平的基础所在。
事实上，一家企业的整体水平，是不难从一名最普通的职工身上体现出来的。而培养大批高素质职工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既要使他们受人尊敬，也要有合理的报酬。而当一家企业随便一个低层管理人员的地位、待遇都大大高于最高级技术工人的时候，又能指望有多少工人去刻苦钻研技能并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呢？我们的时代需要许振超这样当代工人的优秀代表，需要各行各业都出现无数的许振超，也更需要为许振超们创造一个有利于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真正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才能涌现出更多的许振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才有了根本保证。
（《文汇报》2004年4月19日第五版，《人民日报》社内参《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4年5月11日转载）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
在校内外媒体关于孟二冬同志事迹的报道中，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朴实无华。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的一番评价也许最能概括孟二冬同志的特点：“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或重大影响的成就，甚至可能系里有些教师还不认识他。但你仔细品味孟老师的为人为师，能体会到他在平常生活中呈现的人格魅力。”以往有些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英雄人物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拔高这些先进人物，往往拔高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但是在对孟二冬同志的报道中就看不到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很亲切地接受他、感受他、学习他，如同身边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好教师，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他的潜心学业、教书育人都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能够长期甘坐冷板凳，能够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日地指导、关怀、爱护他的学生，特别是在他身患绝症、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还能全身心地坚持这样做，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
最能体现孟二冬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的，是他那部具有重大史学文献价值的专著《〈登科记考〉补正》。他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和北大图书馆馆员一起上下班，翻遍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相关古籍，终于完成了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本来这也许不足为奇，但是要知道他撰写专著的这些年，也正是市场经济大潮不断涌起，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不断冲击着高校的时期。坐冷板凳、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似乎在某些人身上已经不再是追求的目标了。有些教师关心著作的数量远胜于质量，对名誉利益的追求远胜于对学术的追求。当然这种现象也和有关部门急功近利，不断出台一系列不太科学的奖励制度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孟二冬能够静下心来，不受外界影响，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教师的本职工作中来，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这句朴实的格言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由孟二冬身上，笔者不禁联想到了刚刚去世的王选同志。无论从成就、威望、人格魅力等方面看，王选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同王选相比，也许孟二冬在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上还有一定差距，但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异常扎实刻苦，在人格魅力方面也得到几乎所有人的公认，堪称是道德学问完美结合的典范。孟二冬为完成专著甘坐7年冷板凳，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王选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他后来也确实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地位，可是他当初也是以一个助教的身份，默默无闻地带病从事着最尖端的科技创造，十余年后才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没有那么多年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也就没有后来的王选。北大既需要王选这样的大家，也需要孟二冬这样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如果说王选是金字塔的塔尖，孟二冬这样的教师就是塔基，他们身上都共同体现出了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的治学精神，都是对北大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北大只有涌现出更多的王选、孟二冬，构成严谨治学的深厚基础，才能为中国的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选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孟二冬还在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相信他会战胜病魔，重新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但是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北大永远的财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3月1日孟二冬先进事迹专刊第一版）
具备一种王选式的关切情怀
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最近联合发布了开展向王选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王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也在各地陆续举行并得到强烈反响。王选无疑是中国当代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被誉为当代毕昇，他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为中国的出版印刷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使汉字的出版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走进了“光与电”的世纪。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杰出的贡献和人格的魅力必将受到人们长久的怀念和爱戴。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学习王选，他不凡的业绩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王选在作客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时曾经讲过一段话，谈到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汉字激光照排”作为攻关目标，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亲身去过印刷厂，看到印刷工人实在是太辛苦了。中国虽然是印刷术的故乡，但是直到1970年代，汉字印刷仍然停留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的铅印阶段，不仅污染十分严重，工人们还要捧着沉重的铅字版来回捡字，每天行走的距离达好几十里，劳动强度极大。这样的场景激发了王选要改变中国出版印刷业落后状况的雄心壮志。
王选看到的场景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今天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印刷行业的状况仍然是今天许多中国产业的真实写照：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持续污染，超人的劳动强度仍然伴随着众多的行业。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已经是世界上钢铁、煤炭、纺织品等行业的头号生产大国，也是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头号生产大国，计算机、小汽车的产量也位居前茅，“中国制造”已享誉世界。但我们这个“中国制造”却没有多少是自己创造的东西，多数是低附加值的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多是在搞加工组装，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我们出口一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卖一台电脑才能挣一捆大葱的钱，比起掌握高新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所得微不足道。
由于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难以持续发展；而普通劳动者十分低廉的收入也亟待提高，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发展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根本的出路就在于要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依靠科技的进步、创造力的增强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王选正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他没有选择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直接研制国外还没有形成产品的激光照排四代机，跨越了西方国家从一代机到四代机40年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编辑、印刷、出版全行业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方正出版系统迅速占领了国内出版印刷行业99%的市场份额，海外华文出版业90%的市场份额，创造出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曾与之竞争的所有国外照排机厂商不得不全部退出中国市场。此外，他们还开发出日文排版系统，使其成为我国首次大规模出口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我们怀念王选、学习王选，就是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王选式的科技工作者，希望他们有更多的发明创造，特别是应该像王选关注印刷工人一样关注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也许是最能体现行业技术水平的，他们的劳动条件越差，劳动报酬越低，这一行业的技术含量往往也就越低。我们每年要挖出世界上最多的煤炭，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服装鞋帽，但是如果看一看煤炭工人的现状，看一看那些加班加点忙碌在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也许就不值得为此夸耀。如果通过技术的进步更多地使用新能源，降低居高不下的能耗，也许就不需要再挖那么多煤了，也可能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矿难了；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就不会总是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为别人打工。
王选是单纯的，他一门心思地搞发明创造，一门心思地想改变印刷工人的艰苦劳动，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成果要得到什么奖励，要从中获得多少个人的利益。在王选等人的努力下，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没有铸铅排版的印刷工人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科研方面的物质条件比起王选当年不知要好了多少倍，但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具备一种王选式的关切情怀，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只满足于争取多少科研经费，成果获得某种鉴定，做出多少论文，评上什么职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如果能更多地深入基层，深入到普通劳动者中间，通过科技的进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就必然能够提高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王选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立足于自主创新、立足于关怀普通劳动者的科研之路，为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王选留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他超越自身技术领域的价值所在。
（《文汇报》2006年6月21日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