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讲，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是有点崇洋媚外的。当然，崇洋不一定不好，即使战争年代，咱八路军战士都知道王八盒子比中国仿造的驳壳枪好使，捷克式硬是胜过汉阳造，后来又知道苏联的卡秋莎绝对盖过日本的小山炮。在民间，二战后美国吉普满街跑，成了一道风景，兵舰在黄浦江边泊岸后，大量美国军用物资在中央商场、虬江路等旧货摊甩卖，市民们由此见识了美军的望远镜、军用水壶和大头皮鞋，绝对好使。但模拟宁波方言的童谣还是这么传唱：“一双皮鞋美国货，两块洋钿买来个，三日一穿贼贼破，四面漏风真罪过……”政治上要正确。
在我小时候，计划经济管得正紧，上海居然有半两的粮票流通于市，国家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对外贸易渠道也少，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进口货，但也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上小学那会我就吃到了伊位克蜜枣，与金丝蜜枣不一样，它是用沙漠里的椰枣加工而成，几十个粘连在一起，吃时掰开，丝丝缕缕如拔丝山药一样夸张，果肉绵粉，甜得心里打颠。在物资供应匮乏的六十年代，也算消闲佳品了。不过后来民间传说，伊拉克蜜枣带有肝炎病毒，造成许多中国人得病，再不让进口了。到我上中学那会，还在下乡劳动时看到南汇某人民公社下伸店里有存货，装在老酒甏里，看店的老太太见我们要买，揭开盖子掏出一块扔秤盘上称分量。这东西吃了不生大病真是菩萨保佑。
那时候我的身子像野草一样天天蹿高，每人限量的布票只够买一套衣服，买了外面的就不能买里面的。幸好阿尔巴尼亚进口的长裤及时应市，米黄色咔叽布，裤腿极肥大，无需布票，老爸买来给我穿，度过了一段艰难时世。阿尔巴尼亚的进口货中还有香烟，硬纸盒，单手翻开的感觉不错，但烟味极冲，还很臭。
那时候我还看到工地上出现了一种款式不错的卡车，马力够强劲，据说是罗马尼亚来的，抵偿我们给他们的粮食。那时候上海居民每月每人的大米限量是8市斤，但样板戏《海港》告诉我们，中国拿最好的大米出口支援世界革命，麻袋表面沾了玻璃纤维，人吃了还会死。但不久我们吃到了来自泰国的大米，细长超白，粘性稍差，要命的是烧成饭后有一股冲鼻的火油味，似乎划一根火柴它就会烧起来。好在不占大米供应指标，市民们还是排长队抢购。
那时候的进口食品中，最大宗者也许就是来自古巴的砂糖，颗粒稍大，棕褐色，但甜度较东北绵白糖高，价钱也最便宜，群众很喜爱。古巴导弹危机时，上海组织了示威游行，我大字还不识几个呢，也去看热闹，民兵们穿白衬衫加蓝工装裤，目光坚毅，扛着重机枪威武雄壮的形象至今不忘。我还学会了一首歌：“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爸爸爱我像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
从此吃“古巴砂”，倍感亲切。“古巴砂”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在进口，现在或许在超市里还能见到。六十年代是激动人心的，街上经常有示威游行，队伍中喊起了与“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一样套路的口号：“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多米尼加，不要美国佬”，巴拿马与多米尼加至今没跟中国建交，真是白疼他们了！
跟苏联闹得最僵的时候，上海街面上还有一种噪声极大的轻便摩托车风驰电掣，满街人侧目而视：苏修最烦人！
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日本货开始悄悄地进入群众的视野，日野牌大货车、大客车，漂亮，功率大，驾驶室视野开阔，驾驶室里还安装了收音机、吊扇等。日本摩托车比苏联货好多了，在身边急驶而过，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老太太嘴里骂“东洋乌龟掼炸弹”，但讲到日本货还是要翘大拇指的。
我工作后做过一段泥水匠，砌墙（不是翻墙）、抹粉、贴瓷砖都得拿起来，批林批孔那会，水泥供应特紧张，于是就从朝鲜进口了好几船水泥。朝鲜水泥外包装不错，彩印，有千里马商标。国产货起码是300号，但朝鲜水泥标号仅为200，开包后发现颜色褐黄，拌黄砂后往墙上一抹，悉悉索索掉下来，用这玩意儿造房子，风一吹就得倒。一老工人对说，我们出口是支援世界革命，进口也是支援世界革命。OK，工人阶级觉悟就是高！
好了，我们得感谢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进口大量涌入并改变我们生活的时期，我们的外贸也待续增加，成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之一，功不可没。我们的出口商品从最初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今天的电子、机械、轻纺、重工业、航天航空等，全面开花，影响着全球更多人的生活质量。不过，对进口食品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这不，前几天看电视里张召忠将军说，菲律宾进口中国的香蕉，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接下来国家质检总局又发出通知，要求有关机构加强对进口菲律宾水果检验检疫，认真组织查验。据悉，我国在菲律宾进关的菠萝和香蕉中多次截获新菠萝灰粉蚧、香蕉肾盾蚧、香蕉枯萎病菌及蚜科、瓢虫科、蚁科、蝽科、蜘蛛科等害虫，品种蛮多的啊。菲律宾一年的香蕉产量7500万箱，一半出口到中国，量很大啊！谢谢有关部门，要不是他们认真检查，我们就会把许多害虫吃进肚里，就要像牛魔王那样满地打滚了。
七十年代我们曾大量进口厄瓜多尔香蕉，那玩意挺大的，皮色蜡黄，口感也不错，那就改吃南美的呗。别问我：假如菲律宾比较识相，还要不要进口他们的香蕉？这个这个，相信政府，相信有关部门，今天天气哈哈哈……
在我小时候，计划经济管得正紧，上海居然有半两的粮票流通于市，国家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对外贸易渠道也少，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进口货，但也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上小学那会我就吃到了伊位克蜜枣，与金丝蜜枣不一样，它是用沙漠里的椰枣加工而成，几十个粘连在一起，吃时掰开，丝丝缕缕如拔丝山药一样夸张，果肉绵粉，甜得心里打颠。在物资供应匮乏的六十年代，也算消闲佳品了。不过后来民间传说，伊拉克蜜枣带有肝炎病毒，造成许多中国人得病，再不让进口了。到我上中学那会，还在下乡劳动时看到南汇某人民公社下伸店里有存货，装在老酒甏里，看店的老太太见我们要买，揭开盖子掏出一块扔秤盘上称分量。这东西吃了不生大病真是菩萨保佑。
那时候我的身子像野草一样天天蹿高，每人限量的布票只够买一套衣服，买了外面的就不能买里面的。幸好阿尔巴尼亚进口的长裤及时应市，米黄色咔叽布，裤腿极肥大，无需布票，老爸买来给我穿，度过了一段艰难时世。阿尔巴尼亚的进口货中还有香烟，硬纸盒，单手翻开的感觉不错，但烟味极冲，还很臭。
那时候我还看到工地上出现了一种款式不错的卡车，马力够强劲，据说是罗马尼亚来的，抵偿我们给他们的粮食。那时候上海居民每月每人的大米限量是8市斤，但样板戏《海港》告诉我们，中国拿最好的大米出口支援世界革命，麻袋表面沾了玻璃纤维，人吃了还会死。但不久我们吃到了来自泰国的大米，细长超白，粘性稍差，要命的是烧成饭后有一股冲鼻的火油味，似乎划一根火柴它就会烧起来。好在不占大米供应指标，市民们还是排长队抢购。
那时候的进口食品中，最大宗者也许就是来自古巴的砂糖，颗粒稍大，棕褐色，但甜度较东北绵白糖高，价钱也最便宜，群众很喜爱。古巴导弹危机时，上海组织了示威游行，我大字还不识几个呢，也去看热闹，民兵们穿白衬衫加蓝工装裤，目光坚毅，扛着重机枪威武雄壮的形象至今不忘。我还学会了一首歌：“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爸爸爱我像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
从此吃“古巴砂”，倍感亲切。“古巴砂”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在进口，现在或许在超市里还能见到。六十年代是激动人心的，街上经常有示威游行，队伍中喊起了与“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一样套路的口号：“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多米尼加，不要美国佬”，巴拿马与多米尼加至今没跟中国建交，真是白疼他们了！
跟苏联闹得最僵的时候，上海街面上还有一种噪声极大的轻便摩托车风驰电掣，满街人侧目而视：苏修最烦人！
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日本货开始悄悄地进入群众的视野，日野牌大货车、大客车，漂亮，功率大，驾驶室视野开阔，驾驶室里还安装了收音机、吊扇等。日本摩托车比苏联货好多了，在身边急驶而过，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老太太嘴里骂“东洋乌龟掼炸弹”，但讲到日本货还是要翘大拇指的。
我工作后做过一段泥水匠，砌墙（不是翻墙）、抹粉、贴瓷砖都得拿起来，批林批孔那会，水泥供应特紧张，于是就从朝鲜进口了好几船水泥。朝鲜水泥外包装不错，彩印，有千里马商标。国产货起码是300号，但朝鲜水泥标号仅为200，开包后发现颜色褐黄，拌黄砂后往墙上一抹，悉悉索索掉下来，用这玩意儿造房子，风一吹就得倒。一老工人对说，我们出口是支援世界革命，进口也是支援世界革命。OK，工人阶级觉悟就是高！
好了，我们得感谢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进口大量涌入并改变我们生活的时期，我们的外贸也待续增加，成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之一，功不可没。我们的出口商品从最初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今天的电子、机械、轻纺、重工业、航天航空等，全面开花，影响着全球更多人的生活质量。不过，对进口食品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这不，前几天看电视里张召忠将军说，菲律宾进口中国的香蕉，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接下来国家质检总局又发出通知，要求有关机构加强对进口菲律宾水果检验检疫，认真组织查验。据悉，我国在菲律宾进关的菠萝和香蕉中多次截获新菠萝灰粉蚧、香蕉肾盾蚧、香蕉枯萎病菌及蚜科、瓢虫科、蚁科、蝽科、蜘蛛科等害虫，品种蛮多的啊。菲律宾一年的香蕉产量7500万箱，一半出口到中国，量很大啊！谢谢有关部门，要不是他们认真检查，我们就会把许多害虫吃进肚里，就要像牛魔王那样满地打滚了。
七十年代我们曾大量进口厄瓜多尔香蕉，那玩意挺大的，皮色蜡黄，口感也不错，那就改吃南美的呗。别问我：假如菲律宾比较识相，还要不要进口他们的香蕉？这个这个，相信政府，相信有关部门，今天天气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