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慰问团后，我们对祖国更加思念了，常常打听何时回国办学？到哪个城市盖校舍？大家都看得明白：在朝鲜这样穷对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由于每天就着烛光备课，我发觉视力下降了。一般我们都点两支蜡，可亮度还是不够。
因为工作努力，我由副排级晋升为正排级，津贴费也由十几元增至24元，还补发了一个月津贴。于是我凑够40元，正儿八经买了块瑞士“罗士”牌手表。这是部队的配给表，不收税。当时戴表的人很少，对我来说算是件大事。入睡后我将表塞在枕头下面，总怕它突然停了，不时摸出来看闪光的指针，又放在耳边听，“当当当”好像在敲小锣。这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小生命，它陪伴了我很长时间。1965年国庆节前夕，我将此表转到新婚妻子手腕上，算是订情之物，那时我已到北大荒。她一直用到1972年冬，我们调到西安。因为要添置家当，只好送到东大街寄卖商店卖了80元，当时这表还走得好好的。
我很早就想拥有一块表，因为我重视时间的利用，对自学抓得很紧。50年代初期，我在浙江沿海驻地，写信给大哥要块表，他很快就寄来了，是大嫂用过的老表，比我的年龄还要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闹别扭，三天两头停，即使能走也不准。在洪溪小镇没处修，好容易遇到一位流动的修表工，打开一看，说齿轮磨损得快没牙了，再怎么修也走不准。我只好将此表退回杭州。入朝前，大哥又给了我一只挂表，体积较大，放在上衣口袋，鼓起一个包。有天我脱下上衣撂在老乡炕头，不慎压破了表面，配不到合适的，只好又将它退回了。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坎坷的用表史，所以我对自购的新表会倍加珍惜。
这时班长王君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他，我很兴奋。不久他又让我填表，似乎入党之日已屈指可数。可是好事多磨，不多久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亲在土改复查时，被原先替我家看山林的长工文树清检举出人命案来，于是定为“恶霸地主”，从杭州押回原籍劳改。我得知后很沮丧，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介绍人找我谈话，说入党的事须搁置一段时间，要我接受长期考验。我那时正走上坡路，挺傲，认为家庭出身我无法选择，既然以此卡我，我又何必苦苦追求呢？不如走“先专后红”的路子，就像一些著名学者，只要业务过硬，组织就会请你走进党的大门。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申请书，至今还是个党外人士。这件事直接影响我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人生走向。】
老烟最后也没混成“著名学者”，不过到西安当老师后，领导还真的又动员他入党。那时他已年过五十，经历了太多政治波折，对党不再有那份激情，所以婉言谢绝。在老烟看来，入党有如谈恋爱，单相思是可以的，但不能旷日持久，否则“为伊弄得人憔悴”，让他难以承受。当然，常有这方面的报导，说某某一生对党执着追求，百折不挠，临死前终成正果，感激涕零。这属于“衣带渐宽终不悔”类型的，苦恋一生，确实有资格去见马克思了。而老烟一介自由散漫的小文人，对党谈不上忠贞不渝，所以只能甘居下品，做他的“赤脚大仙”去了。
【顺便我将文树清这个人介绍一下。在我家的不动产中，有30亩山，需雇一名长工照看。山坞建有几间草房，暑期天气炎热，我经常随兄姐进山住上一两个星期。文树清是个老实本分的中年农民，跟我家的关系不错。母亲对他也不苛刻，就像她对那些佃户一样。后来听大哥说，他妻子得病而亡，与母亲并没有牵连。他受人教唆，得了好处，诬陷母亲将他妻子虐待而死。不过在那种背景下，地主当了被告，是不允许申诉的。我们这些子女已参加工作，更要和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所以无人替她喊冤。
母亲一劳改就是25年，比国民党甲级战犯还长。我不知道她这25年是怎么过的，它是一段空白的历史。从我离家参军的那一天起，母亲就离我渐行渐远，最终化为一个符号。现在我已步入人生的最后里程，我脑中残留的母亲影像，居然还是儿时的鲜活记忆：俏美的面庞，玲珑的身形，以及那双让我无比迷恋的乳房。
“六顺，别跑，小赤佬！”我听见母亲在远处喊，她要让我回去……】
2009-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