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经多年宣传早已为人熟知，一般人心目中留下的无非是影视镜头场面，而在对历史持认真态度的人心目中却有种种疑点。如川军为什么不炸桥？红军夺桥为何没有大的牺牲？等等。近年来又有报道和文章披露，红军断后的部队曾对泸定桥有过“局部破坏” 如《兰州日报》长征采访组写的《听专家现场讲述勇士“飞夺”》一文称，1935年6月2日红军大部队全部过完，留下9军团的何长工率领一个营守桥，何长工获悉川军已向泸定桥追来，便派人“将泸定桥面的9根铁链隔一根锯一道深深的口子”，然后紧急撤离，还将这一情况上报周恩来，“后已无退路，前方应有所准备。”为此，何长工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到天全县时，“专门请他吃了一碗鸡丝面”。又有成都电视台记者周军在《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文中称，最后离开泸定的红7团奉命对泸定桥进行了部分破坏——锯断了几根铁索，“既留下了修复余地以保证两岸百姓的生计和交往贸易，又能迟滞尾追之敌的进展速度”，后来赶来的中央军李韫珩部，就是将就这残留的铁索，扎了个“篾”索桥，勉强沟通两岸交通。云云。笔者对长征史有所研究，为此提供一些资料和见解。
红军夺桥时守桥川军祇有一个班
到过泸定桥的人都会对其险要惊叹，有点军事常识的难免生出疑问：祇要有一挺机枪在响，多少人都休想从光溜溜的铁索上爬过去的。于是就有说法认为红军过桥时并未发生战斗，例如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有此说。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答案，并且见诸于中国大陆的正式出版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里，载有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4人合写《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阻击红军过大渡河的是刘文辉的24军师的4、5两个旅，其时张伯言是刘文辉24军参谋长，朱戒吾是5师参谋处长，杨学端是第5旅旅长，张怀猷是5旅的参谋长，这4人均为当时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对当时情况的发言权不言而喻。他们4人后来都和24军一起向共产党投诚起义，被安排了一碗饭吃，撰写史料的谨慎也自不待言。关于泸定桥一战的经过，他们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根据他们的叙述，防守泸定桥的是5师4旅，旅长为袁国瑞。4旅由雅安出发时，军部的指示是：“固守泸定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红军在安顺场渡河时，4旅部队还未到达泸定桥，当其得知红军已经突破安顺场、正沿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的消息后，遂决定以一个团火速抢占泸定桥，阻止红军主力过河；一个团（该留旅祇有两团）阻击从安顺场渡河而上的红军。
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受命后，于5月28日下午出发，向泸定疾进。关于这一个雨夜川军红军打着火把隔河并进，红军谎称自己是川军麻痹敌人的故事，被广为传播，但事实是川军跑在了前面，其先遣队当日傍晚就达到泸定，全团人马次日凌晨到齐，而红军的先头部队直到天明才在桥对岸出现。川军的先遣队傍晚到达后即开始桥板，但并未将桥斑拆完。对此他们的解释是“因天黑下雨，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又发”，所以“拆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天亮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到，“因之拆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
他们讲，5月29日，两军隔河打了一天，傍晚红军的大部队到达，开始向桥头猛烈射击。李全山“惊惶失措”，未经旅长袁国瑞同意，自行决定向天全后撤，祇留下一个营“断后”。李团长一跑，“断后”的营长周贵三又“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作为最后的守桥部队”。红军开始夺桥时，“周贵三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
按照这4位的说法，在红军发起夺桥战斗之前，守军其实已经撤退，祇有留下一个班在桥头防守。据红军将领的回忆，战斗开始时，红军一个团的轻重火器齐射。这一个班的川军是否在全团人马都跑光了的情况下还有勇气坚守，本身就值得怀疑，即使他们视死如归，也祇有送命的份。因此可以认为，红军夺桥时祇是遭到了象征性的抵抗。
笔者认为张伯言等所讲是可信的。刘文辉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实力，既不想和红军硬拼，又要对蒋委员长有个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虚以应对，这种象征性的抵抗是合乎逻辑的，完全不打也是不可能的。
红军过河炸桥
近年来关于红军撤退时对泸定桥进行了“局部破坏”的说法，来自所谓“泸定桥史专家”的口述。如原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定模讲，1975年何长工同志亲自对甘孜州红军资料调查小组讲，红军撤退时对泸定桥进行了破坏，他当时在场，亲耳所闻。是“在铁链上锯口子”，还是“锯断了几根铁索”，作者无从考证。但确有历史材料称，红军是“炸毁”了铁索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4日成都《新新新闻》上有一篇《关系川康交通之泸定桥即恢复》的报道，全文如下。
“泸定铁索桥，自去岁六月经朱毛炸毁后，川康交通几至断绝，嗣由县长张纯嘏架设篾档一座，交通始稍恢复，至恢复铁桥计划，二十四军川康当局均极注意，而行营方面，因其关系剿匪军事至为急切，眷顾尤深，曾派汪振洋来泸观察，拟具修复计划，并由行营核拨款项，令川康总指挥部，转饬限期修复，惟是时山洪暴涨，河流喘急，所有炸断铁链，悉数绞沉河底，殚精竭力，无法起捞，泸定境内又不产铁，遂至无法改造。多方考虑，始决定派员赴荥经赶制铁环运泸连接架设，殊赴荥造炼甫将材料集中，约制千环之谱，而徐匪回窜之警又见告矣，荥经即陷于匪，泸定亦感紧张，复桥工作，又行停顿，不过篾桥扎脱，时感倾斜曾由张氏构致电线百斤，添架牢固，以利过行，其后荥经恢复，二十四军部即数饬原来负责人员赶制铁环，现已运到少数，春日融合，转瞬河水涨泛，难施工，业于旬日之前集铁木土石工人开工，拟将残余之环及宰下近岸之铁链，分别清钮连接，先行架设，一面将铁不适相者加以翻制，庶免误时耗材之敷设，至桥面及修复桥亭，应需板料，闻张氏已经预备齐全，大致国历三月底间即可完成云。”
《新新新闻》为成都当时第一大报，影响很大，所持基本立场，当然在政府一方，但也不乏客观报道，如关于南下红军庐山战役的《芦山十日血战记》的连续报道，就有许多据实的描写，以至被地方史研究者视为重要资料来源。作者以为，本则报道线索清晰，叙事详实，史实无明显错误，可资左证。
“炸毁”一说，还有来自红军将领的文字回忆。红军最后渡过泸定桥的是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9军团。9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到贵州以后便一直担任断后和佯动任务，这次也不例外。罗炳辉在1944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九四四年，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吁昭县属，党中央华中局负责同志饶漱石召开整风会议，辉为主席团之一。四月九日这天休息我到军卫生部去检查血压病，得遇张云逸、黄岩、戴济民三位内战时红军中的同志。云逸同志提到川军中郭勋祺已去军职。我中央红军到贵州向云南前时靠川边之土城时，被郭军三个师阻截一战，没有解决郭军，我军受到点损失。又提到中央红军纵队和一、三、五军团渡过大渡河，转入荥经、天全两河水突涨。向东、川军十余个团防守雅安、荥经沿河，南是富林镇之大渡河，西是大渡河之泸定桥，因阻追敌，已被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炸毁了，祇有向北经川康边，向陕北进展才行……”
罗炳辉的这段日记，刊于《天全文史资料第一期》，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日记中还讲到红军士气低落的情况，有兴趣者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这篇日记写于抗战时期，那时还没有“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上演，他据实而言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其可信度当无疑问。何长工后来承认对泸定桥进行了“破坏”，也可资左证。所以“炸毁”的事实应当成立。所谓“锯断”似无可能，根据笔者常识，锯铁索须用钢锯，长征中的红军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工具。“炸”是最方便的，不清楚的是，是否所有铁索皆被炸断。以笔者判断是未全部炸断，否则架设“篾挡”相当困难。
川军要有效阻击红军，炸掉铁索桥是最有效的办法。刘文辉不炸桥，是为了自家地盘的长远打算，因为如果红军过不了桥，就会留在他的地盘上，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用张伯言等人的话说，他们当时是“祇想红军快点离开”。而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当时刘伯承给刘文辉有一封信，申明红军祇是借道，保证不会在他的地盘久留。这样的信，他在红军经过德昌时，就曾经给守德昌的川军旅长许剑霜写过，许因此没有阻击红军。炸桥容易修桥难，对自家地盘经济民生影响不是一般，后来修桥的艰难，在《新新新闻》的这篇报道中可见一斑。许多人不理解川军为何不炸桥，道理就在这里。
泸定桥于当时川康交通贸易，以及两岸民生之重要，世人皆知。大陆官方史料回避红军炸桥的事实，也许是出于维护红军的形象。其实换位思考，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红军炸桥以阻挡追兵，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处于那样的境地恐怕都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