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特
我叫李伯特，原名萧碧璜，贵阳人，“全红总”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全红总”领袖周牧（又名郑天赐，现名方圆），是与我从小长大的至交。三十六年前（一九六六年），我担任了“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总指挥。以下的史实，都是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当事人的回忆。
一、 两次静坐告捷 “全红总”的全称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成立地点是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二四三号房间。成立 之初，安徽的杜某和无锡的季某被推选为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只不过，这两位“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是挂名的。大家看重的只是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
“全红总”实权掌握在总部秘书处。人们戏称秘书处为“书记处”，将“全红总”的秘书处类比中共中央书记处。北京的王振海（国家科委情报所的临时资料 员）当选为总部秘书处的秘书长，贵州的方圆（贵阳洛湾小学代课教师）缺席当选为副秘书长。湖南的罗运泉、廖阁夫，北京的郝维奇，安徽的慕纪群、慕纪雄当选 为秘书处秘书。
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和对外联络。方圆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泉、廖阁夫负责与中央各级机 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 总部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长沙）、宣传部长龙云学（长沙）、联络部长裴燕柱（无锡）、接待部长张德明（贵阳），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又名李卫兵，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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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的当天，在罗运泉、廖阁夫带领下，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八楼 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 三百来人，每天来声援的群众达数千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 报告，马纯古又向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
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後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一日，“全红总” 第二次在全国总工会八楼会议厅静坐。参加这次静坐有“全红总”成员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和拨给 活动经费。
十二月六日，全总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交了《关於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所领 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於“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 表示应予正确疏导。
十二月八日，全国总工会经过李富春批准，终於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达成“会谈记要”，决定和“全红总”确定 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十天的第二次静坐斗争，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同时，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紧接着，“全红总”的四川分团，云南分团，湖南分团、湖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浙江分团，上海分团、 安徽分团、江西分团，河南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辽宁分团等等相继在各地成立。 二、第一次总部改组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会议筹备组”。任总指挥的杜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 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会议筹备组，将置他於何地？他的意见被否决后，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退出“全红总”。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重新选举了领导班子——“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 权力归“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由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罗运泉（湖南）、廖阁夫（湖南）、郝维奇（北京）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方圆负责理论和日 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阁夫负责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五人小组”任命了毛胜年（贵州）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湖南）任保卫组长，唐静（吉林，女）任宣传组长，韩琳（陕西，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贵州） 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三、最后通牒与封闭劳动部 总部改组后，从十二月十日开始，罗运泉、廖阁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负责人，希望他们早日开始会谈，讨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但这些负责人总是一 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举行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迫害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越来越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前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後立即 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於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但两次延期，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会谈都无法举行。最后 确定在十二于二十五日召开。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为此“全红总”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了总部会议，并作出决议：如果十二月二十五日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 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於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於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方圆、杨政带领，实施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 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罗运泉、廖阁夫打电话给主持总部日常工作的方圆：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又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无限期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 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方圆接到电话后，通知总部委员们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同时通知王振海，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进行动员。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来了五万多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於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後，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方圆与杨政率领纠察队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大客车，先行到达劳动部。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 伍才慢慢散去。 四、江青接见和进驻全国总工会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劳动部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方圆。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进行干预， 或直接来逮捕王振海等。所以，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 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方圆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 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於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 在就走，好吗？” 方圆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後，乘坐邵一海等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总部，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全红总”，交给方圆一张打印好的名单，一共有十五人。他要方圆秘密通知这十五个人，晚上七点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右侧的街口等待，在七点正会有一辆车前亮着三盏红灯的草绿色大客车来接载。
当天晚上七点钟，这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到达。上车後，车子先开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後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介绍，这两人就是大名鼎鼎 的《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声中车子开动，直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进入东会议厅。 坐下片刻，正当时针指到七点五十八分时，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这次接见从当天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江青 讲话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插话。江青讲话长达两至三小时。 方圆和唐静、邵一海都作了记录。方圆的记录经过邵一海的大量删节后，连夜交《工人日报》铅印，第二天发往全国。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当即由方圆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方圆草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後说：“我建议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 必再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
接着，她念了她亲手修改的“三条”。其中一、二条不动，只是第三条作了如下改动：“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这份记录时，方圆感到这种提法不妥，打电话给江青，经她同意修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
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二，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
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见结束时，江青给方圆留下她的电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
江青接见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汔车，把“全红总”接进全总大楼，从这天开始，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总的一切工作，完全取代了“全总”，直到“全红总”被取缔。
五、第二次总部改组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全红总”的会议上，江青给“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介绍了一位新朋友——李晋暄。李晋暄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内部的临时雇员。因江 青直接插手中央广播局的运动，所以颇为器重李晋暄。当天的会议上，江青推荐李晋暄加入“全红总”。李晋暄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为 “全红总”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红总”召开总部会议，讨论总部工作正规化和李晋暄等的职务安排问题。会上，许多未获江青接见的总部委员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两个无 辜的人身上——罗运泉、廖阁夫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分管对上联络工作，绝大多数总部委员，认为他们办事不和大家商量，“搞修正主义”，所以，由唐静等四 十人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改组总部。
这样，会议突然转向，成为“全红总”的第二次改组。在改组中，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有以下五人当选：方圆（贵州）、王振海（北京）、李晋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
改组後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王振海掌握全盘，方圆主持日常工作兼管理论、组织。李晋暄专司和中央文革联络和兼管广播系统的分支组织。金展云专管国际联络（外交）。郝维奇专管对内联络和北京分团。
进入“五人小组”的金展云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的波兰语组翻译。他的背景是中央广播局当时掌权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李敦白。文 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广播局，成立“三人小组”，王力任组长，李敦白任副组长。以後李敦白被打成“美国间谍”，关押至七八年才被释放。
由方圆提名，会议批准了以下职务变动：杨政（湖南）任保卫部长，余云庆（湖南）任组织部长，毛胜年（贵州）任内务部长，张德明（贵州）任接待部长，唐静（吉林，女）任宣传部长，韩琳（陕西，女）任财务部长，李宝城（黑龙江）任联络部长。
首都三司的史学忠等则是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协助“全红总”筹备大会，他们和江青、周恩来都有密切联系，和周的联系超过和江的联系。
至於身为中央文革联络员的邵一海，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更是公开坐阵“全红总”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了。
六、“三家联合通告”
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方圆和杨政叫到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全总大楼四一六号办公室。
邵一海当时表情沉重地告诉这两位“全红总”最年轻的领袖：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方圆问邵一海：“刘邓不是垮了吗？彭真不是倒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给毛主席唱反调？”
邵一海沉默片刻说：“彭真是倒了。但刘邓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前段时期陶铸不是暗中还在保刘邓吗？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就是刘邓陶全部都垮了，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啥？”
方圆问：“阻力是否来自国务院？”
邵一海听後深深望了方圆一眼，猛吸香烟。政治经验老道的邵一海用默认的方法想把矛头引向周恩来。
杨政则直接提出：“既然总理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炮打总理！”
邵一海一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炮打总理，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邵一海对方圆与杨政说：“你们要多动一下脑筋。克服阻力要想办法，蛮干是要吃大亏的。你们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广益，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
为了“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全红总”的领袖们认为，应该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两件扎扎实实的事情，更有利於临时合同工。
六七年元月一日，王振海通知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当晚到达全总大楼会议厅共同拟定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三家联合通告》由方圆草拟，全文如下：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１、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２、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 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３、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 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郗占元、李正亭、王志杰三人当时非常配合。因此，《三家联合通告》迅速通过，并由王振海代表“全红总”，李正亭代表劳动部，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签 名并盖上鲜红的公章，在元月二日的凌晨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和由郗占元向国务院报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诉大家，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但印刷厂因印刷量太大（三十万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元月五日未到，事情就出现惊人变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气喘吁吁跑来找方圆，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方问邵是何原因？邵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说完就匆匆走了。
当天上午十点正，江青亲自打电话给方圆，要“全红总”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方向江请示“缓发”原因，江只说了几个字：“现在发太被动”，就放下了电话。十一点，李晋暄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后，邵一海再次找到方圆和杨政，告诉他们，中央文革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压力”，“中央文革不愿在此时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在中央的压力下，这份通告被销毁。
这时，正值我和杨爽秋来京汇报贵州分部情况。方圆把三份偷偷留下的《联合通告》交给我。告诉我，中央文革已下令销毁。方圆对我说，这是好不容易取得一点可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
方圆还把毛周不和，江青出尔反尔的情况一一告诉我，希望我能珍藏这一历史的见证，如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设法在边远地区印发，造成既成事实，使处 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我当即表示，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为此，我和杨爽秋在北京仅仅停留半天，就匆匆南下。而这份 《三家联合通告》在我和云南分团的同志们努力下，终于在昆明大量印发，传播全国。
七、“国际记者招待会”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後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云在“五人小组”碰头会上告诉大家，为了让国际上了解“全红总”，应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 会。“五人小组”一致同意了金展云的提议，决定元月八日召开此会，并责成他和李敦白去筹备这个会议。关於会议名称，原订为“国际记者招待会”，但考虑到这 个名称太敏感，改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
方圆把“全红总”的这一决定告诉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邵一海听後很吃惊，他告诉方：“对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们要特别小心，最好少和外国人打交道。这些外国朋友中混有别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说他立即报告中央文革，要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开会。
元月八日中午吃饭时，方圆告诉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现在没有否定的指示，会议应该如期召开，希望邵能出席这个会议。邵一海听後脸色相当难看，情不自禁 地念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这是邵一海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生这样大的气。
元月八日晚八时，“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厅召开。有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
会议由方圆主持，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王振海代表“全红总”作了发言，其他的总部委员张宝成（辽宁代表）、余洪珠（贵州代表）等也介绍了本地 区的临时合同工的遭遇。“全红总”的几位代表发言结束後，外国朋友纷纷提问，由王振海和方圆回答。会议进行到近十二点才结束。
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采访。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全程摄影。会议结束後，记者们都来请示邵一海，关於会议的新闻发不发？只见邵一海黑着脸说了四个字：“一律不发！”，就匆匆走出了会场登车而去。
会後，周恩来与方圆通电话时批评：“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涕涕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於何地！”
八、周恩来遇刺事件
江青接见“全红总”时，指示开一个批判临时合同工制度的中型会议。这个会议原来准备在元月三日召开。协助“全红总”筹备会议的那伙首都三司的人，不知搞什么鬼，一拖再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召开。
这伙人的头头有两名，一名是“地质东方红”的史学忠，一名是“清华井岗山”的宗祥荣。直到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学忠突然把方圆拉到他的办公室，会见了已在其中等候的总理办公室的赵秘书。
赵秘书告诉方圆，周恩来明天（元月十六日）将出席大会，问方圆希望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些什么？
方圆对赵秘书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已经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了。我们希望在周总理不为难的情况下，对广大的临时合同工说几句关心他们疾苦的话，使他们看到改革临时工制度的希望。”赵秘书略为沉吟，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请示后，把电话交给了方。
周在电话中对方说，“全红总”的要求是可以办到的，他一定会表示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对的，党中央是支持的。
周说，他有一个要求，希望“全红总”不折不扣地执行——就是大会要提出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抓革命，促生产。”
周说，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乡，减轻中央的压力，便於整顿北京的社会秩序。
他最後问方圆，“全红总”能不能办到？方圆回答他：能。周说他会和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来参加会议，要“全红总”对刘宁一客气一些。
元月十六日晚七时，大会开始。王振海主持大会。方圆和杨政与赵秘书在休息室等候周恩来。邵一海、史学忠等人也在场。大约七点半钟，赵秘书和中南海通 话后告诉大家，周恩来和刘宁一分乘两辆小车离开了中南海，将在八点差十分左右到达工人体育馆。八点差一刻左右，刘宁一的座车先到。赵秘书问刘宁一，周总理 的座车是否在後面？刘说在後面，一两分钟就到。赵秘书带着方圆和杨政，还有近百名卫队在入口处等候周的来临。
寒风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赵秘书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时间已到八点，周的座车仍然未来。八点十分仍然不见周的座驾踪影。
赵等不住了，焦急地去休息室打电话。
不一会，赵自言自语地从休息室出来，他一边走边看手表边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方圆问他究竟怎么啦？他说，中南海说总理已经来了，怎么这样久还未到？大概到了八时二十分，周仍未到来，赵秘书已如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
这时，一位警卫人员从休息室走来，叫赵秘书和“全红总”的负责人接听电话。赵进入休息室听了电话，脸色大变。他放下电话，悄声对方圆说：“总理途中 遇剌。几十个骑摩托车的人向周总理的车子开枪，幸好红旗牌的防弹装甲很厚，马力又大，总理已经安全脱险回到中南海。你必须绝对保密，只能对群众说总理有特 别紧急的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大会了。你快去请刘宁一书记来，我和他们马上回去。”
方圆听後很吃惊，很沉重。只得去前台把刘宁一请下台来，让刘和赵迅速离开工人体育馆。当天会议结束後，方只将此消息告诉了王振海和杨政二人。
方圆说，当时事有蹊跷之点是：
一、江青等本是这次会议的提议者，会前一口应承要来，当天为什么不来了？
二、邵一海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当天为什么中途失踪？而他失踪的时间正巧和周遇刺的时间如此接近？
三、从这一天後，邵一海就与“全红总”失去了联络，中央文革也不愿接听“全红总”的电话，难道其中没有原因吗？
四、江青的座驾在长安街上也曾被“联动”的一群狂人骑自行车追逐碰撞，为什么周的遇剌如此相似？只不过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
以上这些疑点均在目前无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拔周恩来和“全红总”的关系并籍此嫁娲於“全红总”？抑或是周恩来玩了“全红总”一手为今後镇压“全红总”制造理由？还是周的政敌剌杀周选上那天的时辰，周之遇剌与大会无关纯属巧合？
九、王振海被劫持
元月十七日，也就是工人体育馆大会后的第二天。首都三司的史学忠、宗祥荣找到王振海和方圆，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中央希望“全红总”做“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模范”，自动撤销组织，通告全国。
元月十八日，李晋暄提出，她住中央广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和冲击的禁区，有解放军把守，她愿保管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当时，大家都认为她的提议很好，一致同意把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移送她家。
元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给方圆打来电话，告知周恩来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赵说：“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
元月二十日，国家科委夺权後的新当权派——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本（女）紧急约见王振海等。她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告诉王振海和方圆：
“周总理要我转告你们，‘全红总’应该主动撤销。因为你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们迎来了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资派利用，走资派正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你们应该知道，毛主席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夺权。中央原来叫你们进驻全总，就是叫你们去夺全总的权。但你们进驻全总後集中精力去搞什么‘三家联合通告’， 完全没有领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现在夺也不行了。一下子冒出这样多全国性组织，你们夺了全总的权，别的组织夺什么权？夺中央的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 吗？”
她接着说：“所以，中央决定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至於你们，你们有些功劳。江青首长支持过你们，你们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理要 我告诉你们，最好有个善始善终。我想，你们是考虑组织撤销後自己怎么办吧？我看不用担心。振海可以回到情报所。如果你认为情报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 科委来，作为我的副手，你认为怎么样？”
张本说：“过来吧。不要担心待遇问题。我是行政九级，振海作我的副手不会低到什么地方去。”
王振海客气地拒绝了张本的邀请。
元月二十一日，大约有二三百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来砸“全红总”，因为看见近千名“前进战斗队”守卫在全总大楼周围，喊几句口号後跑掉了。当天晚上，总部会议决定，为了反击这股指向“全红总”的恶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红总”大旗飘扬在金水桥前。王振海主持了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当天的主要口号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
“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
“‘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青松不老，红总不倒！”
集会後，近三十万人的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到复兴门外大街的全国总工会大楼。
当晚近十二时许，郝维奇惊惊慌慌地跑来王振海和方圆。当时王振海与方圆商量一个大计——准备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後的一个月，“全红总”撤出全总大楼，搬到广州、上海或长沙，把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斗争坚持下去。
郝维奇送来一份打印的传单。这份传单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印发，内容是陈伯达的“六点指示”。这“六点”的大意是：
（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没有接见任何临时合同工代表。所谓江青支持 “全红总”的讲话是伪造的，中央文革正式辟谣。
（2）临时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运动後期改革。
（3）“全红总”是非法组织。
（4）“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应予取消。
（5）所有来京的外地工人，必须迅速回到本地区本部门参加那里的夺权斗争。
（6）各地的“全红总”分团必须立即解散。
看到这份“六点”后，方圆立即打电话给陈伯达，问他是否作过这“六点指示”？在电话中陈伯达一口否认，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在挑拨中央文革和临时合同工的关系。要王振海和方圆立即带着这份传单到中央文革。当时已是元月二十三日凌晨。
王振海和方圆商量后，决定通知李晋暄一起去中央文革。王振海、方圆、杨政三人坐前面一辆“别尔卡”黑色轿车，其他几名“前进战斗队”的队员乘坐一辆“嘎斯”吉普，驶向李晋暄家。
就在通往李晋暄家（广播局宿舍）的一条小街上，後面那辆吉普失去了踪影，一辆大客车横在前面路上。司机鸣号要前面的大客车让路，谁知这辆大客车不但 不让路，反而从车上冲下来二三十名戴着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人。方圆看情况不妙，立即叫司机掉头。但司机还未掉头，另一辆大客车已横拦在後面路上，同样冲 出几十名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彪形大汉。
这一前一後几十人迅速包围了王振海等的座驾， 强行拉开车门，两三个人挟一人，把王振海等三人强行挟到前面的大客车上，关上门就开走。这时，依靠路灯，可以看见其中这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国家科委革命造 反兵团”字样。车子到了公安部门口停下，几个人进去交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看样子公安部不肯收留。
车子又驶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约交涉了半小时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员上了车，把王振海、方圆、杨政带进北京市公安局。在进入大厅後，那几个押着王振海、臂带红袖章的人把王振海押进一间房子。
一位戴着眼镜。约四十开外的公安人员在大厅招呼方圆和杨政坐下，致歉说：“让你们受惊了，”他说：“国家科委系统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众组 织的坏人，现揪送到公安局审查。我们不予收留，因为这是他们本系统内的事。现在他们把王振海带走，去向不明。希望你们回去後不要告诉“全红总”的群众，以 免造成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你们要负一切责任。”
他劝告方圆和杨政：“快回家乡去‘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说了近两小时，他把方圆和杨政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门。此时，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点钟。
方圆和杨政出了门，立即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将夜间的事向中央文革和总理办公室报告。接听电话的人都是一个腔调地告诉方圆、杨政二人：中央将迅速去查 明情况。在情况不明前，千万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诉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方圆和杨政还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找到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 负责人和戚本禹通话後，说戚本禹听後很生气，中央文革将立即派专人清查。
方圆和杨政回到全总大楼时，已近中午时分。只见全总大楼内内外外都贴满了大标语，内容是：“王振海反对党中央已被逮捕法办！”“坚决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
这时，“全红总”正在毛胜年、余云庆主持下开紧急会议。总部紧急会会议作了如下决议：
一、以杨政、郝维奇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调查小组负责营救王振海的工作。
二、通知北京分团，每隔八小时派一个纵队来总部轮流值班，协助总部卫队保卫总部。
三、一旦有人来砸总部，力争做到骂不回口，打不还手，做好说明解释的工作。
四、责成李晋暄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报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振海的去向。
五、由方圆拟定《告全国人民书》，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散发。
六、通知金展云和李敦白，随时准备在全总会议厅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
十、“一二三事件”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点左右，一批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包围了全总大楼。他们手持棍棒，也有少数人拿着汽枪、猎枪、小口径步枪等形形色色的武器。这时，听到总部被围，北京分团部分团员从各方赶来，把这近万名红卫兵反包围。
十点左右，几十辆卡车运着更多的红卫兵来到全总大楼下，把反包围红卫兵的北京分团再反包围。
到了近十二点钟，“全红总”各路增援群众赶到，又把第三批红卫兵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外面人声沸腾，如一锅烧开的开水。到了深夜一点多钟，双方开始扔石头砖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方圆等多次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希望他们出面劝导学生撤走。
到了三点左右，红卫兵开始用汔枪、猎枪、小口径步枪（也有可能有手枪）向全总大楼射击，“全红总”群众受伤人数已近百人。方圆看局势发展如此，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如不在一小时内叫红卫兵撤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局面。
约半小时后，几辆黑色小车从广播局方向开来，居然把这些疯狂的红卫兵叫走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得以制止。
十一、方圆临危受命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全红总”总部委员们，顾不得一夜的紧张和疲劳，召开了王振海被劫持後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应变。大家都认为， 劫持王振海後立即来砸“全红总”，是希望在“蛇无头不行”情况下一举铲除“全红总”。现在目的没有达到，对方决不会就此罢手。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 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逃回家乡寻找安全，但难保当局不会秋後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但只有这样才能为临时合同工争到权益和尊 严。就是失败了，也可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
因此，大家决定作一次无记名投票，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投票结果，与会的五十六名总部委员中五十五名选择坚持下去，一名选择撤销总部。
紧接着，大家提出应立即推选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经过选举，五十二票推选方圆出任“五人小组”（此时只有四人）负责人；四十八票推选杨政增补为五人小组成员，仍兼任保卫部长，其余成员职务不动。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大楼。发表声明，说明“全红总”总部将迁往广州。
二、杨政、余云庆、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飞到广州做好总部搬迁 的准备工作。
三、总部搬迁至广州後，北京建立“全红总”驻京联络站，地址设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负责人李伯特在云、贵、川三省物色一处条件具备的地点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团二月一日撤出劳动部，迁往石景山钢铁厂。
六、郝维奇立即和各全国性组织和外地驻京联络站联系，召开一次全国性组 织座谈会，建立全国性组织革命造反统一战线。
元月二十九日，方圆等将拟好的声明送李晋暄家，请她打印和盖上公章。
元月三十日下午，李晋暄将打印好的声明送到总部。一看此声明，大家大吃一惊。
李晋暄拟的这份声明竟然是宣布“全红总”在二月一日自动解散，临时合同工制度留待运动後期改革。大家问她为何不经大家同意作出这种根本性的修改？
李说：“告诉你们实话吧，你们不同意这种修改，我立即退出‘全红总’。公章和档案我早就交给中央文革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
十二天后，也就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於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针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通告， “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质问：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 勒令撤销？公理何在？宪法何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於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处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 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十二、最后的挣扎
中共的这个文件发出後，尚未离京的“全红总”总部委员约三十多人开了“全红总”最後一次总部会议。“五人小组”成员方圆、金展云、郝维奇一起主持了这最後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搬迁到广州的全国总部鉴於中共公开取缔“全红总”，立即改名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分团各自更改组织的名称，进一步整顿基 层，等待有利时机。各分团改名後，可参加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保障组织不散。会议最後决定印发《三告全国人民书》，大家尽快离京，六七年“五一”劳动节 在广州汇合。
会议结束後，外地赴京的“全红总”成员先後离去。方圆和毛胜年等待所有总部成员安全转移後，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贵阳。
三月二日，方圆和毛胜年在贵阳看见了以牟立善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在这份布告上，数十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其中赫赫头一名的就是“全红总”。
三月三日晚，我和杨爽秋一行回到贵阳。听方圆和毛胜年已回来，立即深夜赶到方圆家。我告诉方圆，我们已在云南红河地区建立了安全基地，早已买好次日凌晨到昆明的火车票，要方圆和我们马上去毛胜年家叫毛胜年立即动身。
大家正准备出发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方圆住宅。当晚，方圆、李伯特、毛胜年、杨爽秋（女）等被拘留。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邬光顺、廖蓉花（女）、王秉忠等数十人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关押。
此时，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红总”领袖中，方圆被判得最重——被判刑二十年。毛胜年被判刑十五年，石应宽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杨政被判刑七年，欧阳林被判刑七年，王振海被判刑五年。
“全红总”的最后挣扎终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