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一）
作者：徐方
【应《老照片》杂志社约稿，对《母亲》一文作了大幅修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修改意见，使作者能够大大拓展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母亲张纯音出
身于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上世纪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译成十几国外文，是研究中国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我的外祖父张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由清华学堂保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并亲任中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心理学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是李大钊、胡适的亲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等三位女性，并称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
1943年，母亲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初 相 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4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当时经济所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木制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准伯伯回到所里第一天上班，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原来事情始于1956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安排顾准去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任副主任，并根据顾准自己的要求兼做经济所的研究工作。而顾准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一些理论禁区，并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该文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界还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正是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使顾准逝世二十年后，获得了“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而在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恶异端。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试论》一文中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成了顾准的罪状之一；另一项罪名是“反苏”。他在综考会时，参加了中苏联合考察队，赴黑龙江探讨两国合作利用水力资源。那时正值“一边倒”时期，别人见到苏联专家一般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顾准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针锋相对，争执得很厉害，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表示不满。他的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兼任文教系统领导的康生，在看到顾准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这一表态，把顾准划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组织决定。①
顾准1960年代证件照
顾准1960年代证件照
1957年母亲刚到经济所不久，顾准就被划成了右派。经济所要对他的右派言论进行“消毒”，上方给母亲布置了一项任务:写文章批判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母亲很年轻，刚三十出头，属于进步青年一类。她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标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后，当母亲和顾准伯伯一起回忆起母亲写的那篇批判文章，顾伯伯哈哈大笑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②
给母亲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顾准那铮铮铁骨。“文革”初期，顾准受到更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据母亲讲：顾准做事非常讲原则，从不畏惧强权。“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给本所的人先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实事求是，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写不负责任的话。从1967年3月起，找顾准外调的人逐渐增多，1968年冬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就要应对三、四拨前来外调的人。当时如果不顺着他们的口径来讲，就要吃苦头。一次，有几个红卫兵来到经济所，要求顾准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可他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准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后来顾准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③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顾准那刚直不阿的品质与渊博的学识令母亲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顾准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1972年他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顾准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都险些没钱吃饭了，几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到：“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稖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⑤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税务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们不都是人品好、学问高的好人吗？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在亲友、同事当中是有名的。
记得刚下干校那会儿，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老经济学家骆耕漠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骆老是个知识分子老干部，某些方面很像顾准伯伯:早年参加革命，没上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杨事件受牵连，被削去职务，贬到经济所。文革期间更被打成“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冠以“叛徒、特务”嫌疑，一直挨整，没人敢跟他沾边儿。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东岳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变得异常泥泞。正所谓：下雨一泡脓，天晴一片铜。骆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来。可骆伯伯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经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中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诉他雨夜行走千万别往亮处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骆老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到这样一件事：干校期间，他因挨整被彻底孤立，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只有张纯音悄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你可千万要挺住啊！”⑥几年后，高建国见到笔者，谈到那次采访。他说骆老讲那件事时老泪纵横、激动不已，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那句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
顾伯伯的胞弟陈敏之在他故去后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⑦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到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想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花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⑧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在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