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奢俭之争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林彪
得益于改革开放，国人思想不断解放，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对已经过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解读也呈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深深地影响几代人，他是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人物。但由于某些原因，有关毛泽东的大量关键档案仍未解密，现在所有争论所依据的资料大多是与毛有关的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特殊单位的研究成果。囿于档案材料的局限和国民的性格，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时机尚未成熟。
尽管如此，因毛泽东深深地影响当今的中国社会，品论毛泽东，现在和将来仍是史家和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谈论历史人物，不可避免或褒或贬。多少年来，中国人论史，往往权衡利弊，择利而述。更有甚者，凭感情用事，亲者讳过扬功，仇者显恶隐善。所以我们只听到林彪的亲属呼吁为林彪平反，没听过他们说一说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同样我们也只听到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号召大家发扬毛泽东思想，甚至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经营（2013年10月30日， 毛新宇少将专程来到武昌东湖宾馆，向湖北数百名统一战线成员作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专题讲座所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有一个“投机倒把”罪），没听说过他要研究他爷爷犯的错误给国人的教训。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龙剑宇著有《毛泽东家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一书，全景呈现毛泽东简朴的家居生活；一个名叫“卸甲一书生”的学者，一连写了4篇文章对《毛泽东家居》提出质疑（发布于共识网）。······。笔者也提起笔来，从钱、衣、食、住、行、乐六个方面列出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让读者自辨。
钱：稿费124万元，工资404.8元∕月，多乎少乎？
关于毛泽东逝世后留下多少稿费，境内较早看到的是《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2004年05期《党史文苑》）一文，该文说：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费达1.3121亿元人民币。该文注明是“陈昌喜摘自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此文查不到作者，就连《精品书摘》这份刊物在网上也查不到什么信息，后来的多家报刊转载均来自此文。2012年03月06日《京华时报》刊有《毛新宇澄清：毛主席哪有稿费留给我们呢？》，予以否认。所以我们对于毛泽东亿元稿费之说也只好抱着怀疑态度。
后来2013年12月10日，曾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做客人民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系列网上讲堂”上说：“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全部交给了国家”，“毛主席在临终前只剩下500多块钱，这就是全部积蓄。毛主席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见2013年12月1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实录：吴连登回忆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因吴是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直接见证人，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毛泽东的稿费≥124万元。
毛泽东没有留下一块钱给子女，但124万元稿费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既然只讨论毛泽东的奢俭问题，这124万元稿费给不给子女与毛泽东的奢简无关，不予讨论。
问题是，这124万元是多了，还是少了？从吴连登的口气来看， “只有”一词显然是说这124万元实在不多，不足挂齿。
《毛主席语录》在国内外出版了50多种文字，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多亿册，而当时，全世界人口才30多亿，人均拥有《毛主席语录》1.5册有余（项东民《〈毛主席语录〉的故事》，载《文史精华》2011年第04期），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位居世界第二，其他著作还不算。这样高的发行量只拿到124万元稿费，的确太少；再跟现在的贪官动则数千万的贪污受贿金额相比，124万元的确是不值一提。
注:根据《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的统计，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为：1951年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1－4卷，总计出版发行150万部，600万册。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1－3卷，共计559.7万册。1960年5月开始，《毛泽东选集》第4卷，精装本9万册，平装本200万册，普及本200万－300万，共计459万册。也就是说，从开国到60年，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总量大约1600余万册。到了65年底，这个数量上升到：《毛泽东选集》1－4卷：1146.7万部，约有4586.8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共计7500万（部）册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出版发行了65种，6.1亿册。仅仅在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出版汉文版2亿3651万部，少数民族版289万部，外文版202.9万部。据统计：1964年至1967年，《毛主席语录》共出版汉文版10.55亿册；用6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1600万册；用37种外文出版2000万册。从1966年至1976年，全国共出版图书9.1869种，总印数300.17亿册（张）。而在这300.17亿册（张）的数字内，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毛泽东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108亿册（张）之多，这仅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
注:根据《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四卷》的统计，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为：1951年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1－4卷，总计出版发行150万部，600万册。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1－3卷，共计559.7万册。1960年5月开始，《毛泽东选集》第4卷，精装本9万册，平装本200万册，普及本200万－300万，共计459万册。也就是说，从开国到60年，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总量大约1600余万册。到了65年底，这个数量上升到：《毛泽东选集》1－4卷：1146.7万部，约有4586.8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共计7500万（部）册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出版发行了65种，6.1亿册。仅仅在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出版汉文版2亿3651万部，少数民族版289万部，外文版202.9万部。据统计：1964年至1967年，《毛主席语录》共出版汉文版10.55亿册；用6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1600万册；用37种外文出版2000万册。从1966年至1976年，全国共出版图书9.1869种，总印数300.17亿册（张）。而在这300.17亿册（张）的数字内，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毛泽东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108亿册（张）之多，这仅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语录和选集成为类似于圣经式的东西，成为每个革命群众必备的东西，也成为礼物和装饰品。
但“124万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贵州省《岑巩县志》记载，1976年年末该县人口151920人，当年该县财政总收入是358.19万元，包括三个方面：县预算内财政收入124.38万元，上级补助213.36万元，上年结余20.45万元（《岑巩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P80， 662，），从数字知道当年该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是县预算内财政收入，为124.38万元。
贵州省《剑河县志》记载，1976年年末人口141122人，当年该县财政总收入是272.4万元，只包括两项：上级财政补助收入163.0万元，县级财政收入109.4万元。（《剑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P108，795）
贵州省《安龙县志》记载，1976年年末人口277744人，当年该县财政总收入是409.24万元，只包括两项：上级财政补助收入250.43万元，县级财政收入158.81万元。（《安龙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P133，437）
看来，毛泽东的稿费收入大致跟当时贵州省的一个中小县级的地方财政收入相当。随着经济的发展，贵州安龙县2008年人口发展到44.40万人，地方财政收入达14100万元（见贵州省安龙县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安龙县历史》，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8月，P261）。
著名作家巴金不要工资，全靠稿费生活，但查不到他的稿费究竟有多少。现有公开的资料还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前谁的存款超过毛泽东。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查到刘树林《用等价值方法分析中学教师工资收入》一文（载《教育与经济》，1986年03期），引用国家统计局1978年《劳动工资统计年表》说，1978年全国职工（全民）总人均工资是644元∕年（54元∕月），中学教师则更低，为542元∕年（45元∕月）。
而知青的工资才384元∕年（32元∕月）。（王英琦：《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换言之，毛泽东124万元稿费相当于2288个中学教师一年的工资总和。而毛的工资则是中学教师的9倍。
稿费的去向
日常支出：
毛泽东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用于个人生活，而从稿费清单中，我们看到他1960年度总共从稿费中支出不到一万四千元(还不到这年的存款利息)，扣除用于自家生活的一万元，用于其他方面的也就四千元。这四千元中，扣除每年给章士钊的二千元，还剩二千元。
赠送支出：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曾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
1966年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程思远。
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毛泽东从稿费中拿了8000元给李讷。
1975年，毛泽东给贺子珍2万元，又给毛岸青8000元。
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据说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以上支出超过100万，这在当年是任何一个月薪几十元的老百姓绝对不敢想象的数字。
这个稿费合理不合理
稿费顾名思义是智慧所得，不过稿费的前提是两个：一，必须是自己的脑力劳动所得，二，必须是自行或者委托发行，不能利用非正当手段。毛泽东的语录是否是自己的脑力劳动所得呢？
《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中有一部分文章并非毛泽东自己写的，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由毛的笔杆子胡乔木，田家英等人起草写作的。而文章中有些精神是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思想，用后来邓小平的话就是：本来就是全党集体智慧结晶，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
那么毛选的发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文革时期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的语录和选集成为类似于圣经式的东西，成为每个革命群众必备的东西，也成为礼物和装饰品。国家印刷机器全部腾空大量印刷这些作品，由于是“革命任务”，其质量和数量都是最好的。
国家各项工作都为了这些让步。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考试人数达到600万人造成现有印刷纸张数量不够。教育部通过国家高层层层批准，最终才将印刷毛选剩下的一些纸张用于高考，足可见国家对毛选印刷的重视程度。
中央为了完成印刷毛选的政治任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早在1944年抗战时期，毛选就开始发行。当时负责人邓拓回忆，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我们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真是奇迹。
当然，这些毛选也全部给了毛泽东稿费。
在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下令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选（毛选1951年才大量印刷）。
1951年春，毛选出版工作全面上马，4月17日，出版总署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成立相应的工作委员会，毛选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担。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分别到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作动员讲话。田家英除参加编辑工作外，还亲手操办发稿等具体工作。他到会动员说：“毛主席为人人，人人为毛主席”，鼓励大家共同努力，完成光荣任务。
为保证毛选的校对质量，不出差错，领导郑重研究确定各校次和付印的校对人员名单，明确职责，要求大家聚精会神，尽心竭力，保证一字一点不错，并且要求遵守纪律，对发下的稿件要绝对保密，不得遗失和外传，由专人将原稿、清样收发登记；不得将组内的情况向外透露；固定工作地点，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干扰，保证大家集中精力认真校对。工作需要突击加班，就通力协作、全力以赴。
大家可以看出，毛选的发行根本不是普通的出版刊物，从开始到结束都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与其说是一个刊物，不如说是类似于圣经般的全国强制发行的政治读物。
一个人利用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发行个人作品，毛泽东显然没有支付给这些人一分钱的报酬，但是始终拿着最高级别的巨额稿费，这合理吗？
衣：补丁衣服？20多件睡衣？
龙剑宇在《毛泽东家居》一书中说：“世界上诸多伟人中，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为节俭的了。”（P96）毛泽东“两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缝补的次数难以计算，一件有67个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P96）；又说毛的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补丁有73处（P119），此件睡衣收藏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有实物为证（从龙教授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至少3件补丁睡衣，分别有67个补丁、59个补丁和73个补丁）。小时候有课文”南京路上好八连“，说的是解放军某部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要穿9年。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好八连“学习，自己以身作则，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73个补丁的一件衣服，不仅我本人，就是我全家人，虽然我祖祖辈辈生活在偏远贫穷的贵州农村，阶级成份贫农，在毛泽东时代每年都是超支户（年终结算欠生产队的钱，要补齐钱才能领回平均口粮），但我敢说，我们全家人，别说是73个补丁，就是20个补丁以上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也没有一件衣服能穿20年的。不仅我全家人，除了毛泽东以外的中国人，我估计也很难找出这样一件衣服。我相信，别说是今天的乞丐”犀利哥“，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乞丐，甚至是民国时期的乞丐，要想在他们家里找出73个补丁的衣服，我看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毛泽东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
至少在延安，毛泽东的确穿过补丁衣服，有照片为证。龙剑宇在《毛泽东家居》一书里说：进京时，毛泽东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卫士李银桥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像样儿的衣服，于是毛泽东穿着带了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人；1954年8月，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穿的就是一条屁股上轧满罗纹补丁的裤子，这条裤子现在就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展出。这倒不是没钱买，崇尚简朴是也。但从后来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大量照片来看，衣着光鲜，基本上看不到有补丁的衣服，这也是事实。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右一)。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解放后毕竟和艰苦的延安时期不同了。据《南方周末》载，为了给毛泽东等领导人缝制衣服，还是动了一些人力的：
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指示，京城名剪王子清等人前往沪上，挑选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装技师进京，组成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专为中央领导人制作服装。技师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日常通信也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他们获知，服装加工部的首要任务，是在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为毛泽东制衣的任务。中央办公厅人员再三叮嘱他，这是高级机密。
半夜12点，工作人员带领田阿桐来到中南海书房。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王緢，《中国的”红色裁缝“》，《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A03版）
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118页上说：“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而上文说的田阿桐为毛做衣服，正是1956年的事。
食：粗茶淡饭？
“粗茶谈饭”是龙剑宇教授对毛泽东饮食方面的概括。
关于毛主席的“吃”，有多种说法。
一种是说毛泽东曾经三年没吃过肉。
2010年第1期的《文史月刊》刊登了署名蒋益文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一文，文中称毛泽东在1959-1960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吃肉。曾经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易以禄老人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公开表态：“那时传闻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实”（见凤凰网·历史《教科书之外》第14期，2013年02月26日）。说困难时期毛泽东三年不吃肉，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信的，一是经过体检证明吃肉对毛泽东的身体有害；二是全国人民都脑残。
另一种说法是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7个月没吃肉（佚名《困难时期毛泽东1周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见人民网， 2013年10月30日）。一个人7个月不吃肉，按常理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油水充足，炒素菜照样好吃，不一定非肉不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很多说法有不一致的地方，现端出来，读者自辨。
1、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不过，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必须按程汝明研究的配方去烹调，因为在当上毛泽东的厨师之后不久，程汝明便发现，主席吃的菜里有些作料是不能放的。这是因为刚到主席处不久，程汝明做的第一盘红烧肉，毛泽东竟然一块也没吃。他当时问毛泽东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好，毛泽东只说自己不喜欢吃酱油。追问之下，程汝明才弄清为什么毛泽东会有这样一个习惯。
原来，主席少年时，家里曾开过酱油作坊。从那时起，毛泽东再也不吃酱油了，这可让程汝明感到为难了，以后红烧肉还怎么做呀？当然要做，而且后来的红烧肉还令毛泽东情有独钟。其实程汝明琢磨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糖色加盐，代替酱油为肉着色调味，这样烹制的红烧肉咸鲜不失、甜味兼得，毛泽东尝过之后很是满意。程汝明则由此发现一个现象： “只要上这道红烧肉，主席准保不会剩下”。
我想高薪的毛泽东在饮食上与普通百姓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而且有一定历史了。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王实味就是因为写文章批评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即大灶中灶小灶之别）而丢了小命。
住：简约而居？
“4000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1970年末，国家财政收入662.90亿元（见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4月，P317）；1970年末，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是3.36亿元（见《当代贵州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P342）；1970年末，贵州省铜仁地区财政收入仅1815万元（见《中共铜仁地区历史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P208）。4000万元，相当于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的1∕8，铜仁地区财政收入的两倍多。
行：轻车简从？
2014年4月8日，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 ：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专列》，邀请了曾担任毛泽东警卫队长的陈长江和服务员王爱梅作客回忆。据陈长江回忆，原毛泽东专列警卫最多时有200多人，后来有100人（前30人，后30人，中间40人）
乐：偶尔跳舞。
程汝明从另一位厨师李锡吾那里得知，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即便是名菜，烹制得多好，他也一筷子都不动。（此文记载程汝明是1956年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的。孟兰英《程汝明，红墙厨师回忆中南海往事》，载《老同志之友》，《老同志之友》 2012年19期 ）
一盘肉，仅因为放了酱油就一块都不吃；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即便是名菜，烹制得多好，他也一筷子都不动，这是“最节俭”人的表现吗？
2、那是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当夜，毛泽东对机要秘书高智说：“我好多年没有回家，要见的人很多，你安排一下时间，什么时候见谁。另外，明天晚上，我要请乡亲们吃顿晚饭，请些什么人，你跟公社书记一起排个名单。”
高智随即将主席明天晚上要请乡亲们吃晚饭的事告诉程汝明。第二天，程汝明为毛泽东招待乡亲们主灶。制作的饭菜如下：
莱肴：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香肠、咸蛋、卤味；
汤：莱心汤；
主食：米饭、稀饭、卷子。
这个菜谱，如今珍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这次宴会，共摆8桌，有七八十人参加。（单守庆《国宝级烹饪大师大师程洪明》，《老人天地》 2005年09期 ）
3、“你看到的这种说法，我以前没特别注意过，也没人这么问过我。我们在毛主席那里的时候，始终坚持死了的鱼不能给毛主席吃，像那种翻肚漂起来的不行，给他吃的鱼都是新鲜的，趁活着的时候宰杀的。毛主席每次吃鱼，基本上都是我们按预先开的菜谱，现打捞现宰杀。毛主席吃的肉也是新鲜的，基本上都不用冷冻保鲜的，虽然家里有个英国造很旧的小冰箱。像我那次做的武昌鱼，是特殊情况，本来我们是准备在长沙吃饭的，事先给他准备好了鱼，他突然动身去武汉，才把准备好的鱼放在自制冰箱里.从长沙带到了武汉。”
……程汝明说毛主席吃东西没有什么忌口的，什么都能吃，他比较喜欢吃鱼，鳝鱼、泥鳅，他都爱吃。但是他不太爱吃大鱼，喜欢吃小鱼。对鱼肉，毛主席喜欢吃鱼腹部的肉，不喜欢吃脊背处的肉。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鱼头，我们常给他做沙锅鱼头、沙锅鱼脑。吃起鱼头来，毛主席就不忌讳大了。我们常常给他炖两三斤重的大鱼头，煮熟了以后，把骨头剔除干净了给他吃。毛主席还喜欢吃牛肉、猪肉、羊肉……是肉他几乎都喜欢吃，社会上人们更熟知的是他老人家喜欢吃辣椒。但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我在毛主席那里发现他不吃酱油，无论做什么菜都不让放酱油。”
给毛泽东做饭菜的厨师，通常是经过好几次试、换才能选定的。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厨师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吃了一口，觉得不对胃口，还是这次没有兴趣，以后说不定会吃，还是怎么着，那么以后还给不给他做这道菜，很费思量。
这种情况不止程汝明遇到过，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的厨师们都遇到过，做得很好的菜端上去，毛泽东不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客人一次不吃，两次不吃，他心里马上就没底了，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领导一般见到这种情况，也就琢磨着赶紧换厨师了。因此被毛泽东选中的人，得在最初的几个菜中就做出让毛泽东觉得可口的菜，这里面就见真功夫了。（王凡《国宝级烹饪大师程汝明访谈(上)：在毛主席家主厨19年》《文史参考》 2010年20期 ）
不喜欢吃的菜，毛泽东不直接说，要别人猜，毛泽东的厨师也是够难当的。
4、“困难时期”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程汝明因此得到命令：以后不准做肉菜了。这事着实让程汝明愁了一阵。为保证毛泽东的健康，肉肯定还要做，但既然毛泽东已经嘱咐过了，程汝明又不敢把肉做到明处。
想到毛泽东爱吃的葱花饼之后，程汝明准备“把肉放在暗处”。 ……
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葱花饼里加了猪肉。
程汝明觉得，“放在暗处”最好能化肉于无形，恰巧毛泽东平时爱吃肥肉，于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块肥猪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葱花饼的时候，程汝明把这碗“液态猪肉”和进了面里，而且还在葱花里掺了几个肉丁。当时毛泽东并没觉察出这顿饭内藏蹊跷，只是盛赞“程师傅的大饼做得香！”
然而没过多久，“大饼”里的那点事还是露馅了，程汝明随即被告知“不许再做‘大饼’”。 （张旭《为毛泽东掌勺年夜饭》，《小康》2011年02期）
5、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曾兼任毛泽东秘书，据他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后，曾有一天去毛泽东的卧室谈话：“谈到9点钟，服务员进来准备晚饭。首先报菜单，第一个菜就是熊掌。”民主人士宋云彬1960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到了出席政协会议时品尝到的口福：“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兰台《年夜饭前聊聊吃 1960年谁能吃熊掌？》，凤凰网，“兰台说史”2014年第3期；又见：董国和，《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6、1960年3月26日，毛泽东外出视察5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召集身边工作人员庄严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政策：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从这天起，毛泽东真的开始不吃肉了。（邸延生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13年8月，P56-58）
7、1960年8月，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
中央对国家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的具体标准是：
1.四副二高：每户每天供应肉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2.正副部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4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3.正副局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2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邸延生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13年8月，P82页）
8、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佚名 《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7日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人民网， 2013-10-31）
9、据曾担任过毛泽东厨师的原上海锦江饭店国家特级厨师东林发回忆：（1960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苏林发、赵光《我为毛主席掌勺》，《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4年第4期，。转引自凤凰网·历史《教科书之外》第14期，2013年02月26日）
中南海首长们的饮食问题，还可以参考张宝昌、张事贤的《开启高级领导食品特供制度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一文（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龙剑宇教授在《驳对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质疑》中严格区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 “食谱”和“菜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很有必要。龙文说：“‘菜谱’是指常备而不一定实际食用过的饮食清单，相当于餐厅供食客点菜的菜单；‘食谱’是指实际吃过的饮食清单，相当于最后买账时的菜单。”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了。问题是，就像餐馆一样，既然菜的品种上了菜谱，那么菜谱上的菜应该是长期准备着的，如果你点了，就一定会为你奉上。你要节约，不点贵的，否认不了好东西已经为你准备的事实。
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回忆说：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还要报告请主席签上字，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来补贴家用。还详细列出毛泽东404.80元工资的各种开销，其中包括李敏、李讷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 周福明 吴连登 孟进鸿 王明富 王鹤滨 黄建新 (口述) □ 本刊记者 刘畅 张忆耕 王乐然 (整理) □ 本刊特约记者 余玮 (整理)，《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环球人物》， 第237期 2013 年 12 月 24 日 ）
吴1964年10月到毛家，1968年才被正式任命为生活管理员，李敏1964年夏天又已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作和工资，与丈夫共同生活，且已于1963年搬出中南海了；李讷1965年夏天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资。
我在此做一些补充：
第一，吴说毛泽东全家人吃饭每月要花100元左右。这个数字太笼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说清楚，不可能一直都是100元左右，跟江青、李敏、李讷在一起吃的时候和与江青分开吃、李敏李讷离开中南海后不可能都是100元左右（一说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吃的时候是实行AA制）。
上面说到1978年中学教师月平均工资是45元。1960年代中学教师的工资也差不多。中学教师的45元月工资要养家糊口，毛泽东每月100元生活费过得如何是不难想象的。
据王英琦先生回忆，1969年底，他在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8团22连当知青，工资是32元∕月。同一个连队的陈世增，不抽烟很少喝酒，每月32元工资寄给家中20元，余下去掉伙食费，只剩4元做零花钱，也就是说伙食费才8元∕月。（王英琦：《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第二，吴连登说毛泽东的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毛泽东一个月的烟钱比一个一般的中学教师双职工家庭总收入还要高，相当于12个知青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在抽烟这方面，不能说毛泽东“最节俭”吧。
第三，毛泽东常有一些公务接待，这可以省下一笔生活费；多次出巡（出差），在外地开了不少会议，很多会议一开就是数十天（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从7月2日开到8月16日，共44天；出巡： 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出巡历时249天，1974年7月17日至1975年4月14日，出巡历时270天）。大家都知道开会有会议伙食，出差有出差补助。不知毛在会议期间是吃会议伙食，还是自己掏钱开小灶？吃得既然简单，也应该省下一些钱才是，结果拿着全国行政人员最高工资还不够吃，这未免过于挑衅国人的智商。如果说享受全部免费医疗的毛泽东每月404.80元工资（在没有被克扣的前提下）连生活费都不够，那些每月几十元工资的职工们岂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没有工资收入的农民伯伯们岂不是生活在地狱了？
我想高薪的毛泽东在饮食上与普通百姓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而且有一定历史了。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王实味就是因为写文章批评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即大灶中灶小灶之别）而丢了小命。
住：简约而居？
“简约而居”是龙剑宇教授对毛泽东在“住”方面的概括。
先看龙剑宇教授在书和文章中的说明：
“毛泽东的其他寓所，在北京，除了菊香书屋、游泳池，还有玉泉山和新六所。玉泉山有温泉，毛泽东偶尔去休憩。新六所在万寿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修的六栋小楼的总称，五大书记一人一栋。”（龙剑宇《毛泽东家居》P33）。
“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龙剑宇《毛泽东家居》P33）
“ 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是他的故乡韶山滴水洞的一号楼”（龙剑宇《毛泽东家居》P34）
“首先不否认，有少数地方是毛泽东专建住处和毛泽东相对专用。”“滴水洞别墅与毛泽东说过退休后要在滴水洞建一所房子有关，所接待的第一位领导人并非毛泽东，而是胡耀邦。” （龙剑宇《驳对毛泽东生活起居的质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05月25日））
这就难怪“卸甲一书生”说龙教授“思维混乱”了。既说“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又说“不否认有少数地方是毛泽东专建住处和毛泽东相对专用”，“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是他的故乡韶山滴水洞的一号楼”，但“滴水洞别墅所接待的第一位领导人并非毛泽东，而是胡耀邦。” 好像是认为滴水洞别墅因首先接待了胡耀邦，所以也不能算作是为毛泽东专建。
事实上，即便是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一书中承认的毛泽东的住处，也就足以说明毛泽东并非“简约而居”了。仅在北京就有菊香书屋、游泳池、玉泉山、新六所四处，其中新六所是“五大书记一人一栋”。大概不能因为先接待胡耀邦而否认韶山滴水洞别墅是为毛泽东专建的事实，加起来就有五处了。
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一书中说，1966年8月，毛泽东弃丰泽园而住游泳池，龙教授的原话是：
“如此看来，毛泽东最后的家居其实是在极其简陋的中南海游泳池。这个地方实在太简单，以致我们无从下笔去描绘。”（《毛泽东家居》P35）
我们无缘亲见中南海游泳池的实景，龙教授说“极其简陋”“无从下笔去描绘”，其实还是描绘了一番的：
“整个建筑的中央是游泳池……过了游泳池，一进门有个门厅，里头两边是更衣室、淋浴室，南面是一个大厅，可以用作会客，东南角是一间住房，这就是毛泽东休息的地方……毛主席特别喜欢室内游泳池，一是那里的房间比较高，起码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间前面全是大玻璃窗，很有气派，也特别敞亮，相比之下，菊香书屋的房间就感觉有些憋屈。” （《毛泽东家居》P34）
这个“极其简陋”的地方房间层高“有五六米”，“很有气派，也特别敞亮”。众人可知道中南海原来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室专享的皇家公园！皇家公园都“极其简陋”得“无从下笔去描绘”，龙教授的文笔只能适合描绘偏僻乡村的“奢华”了。
龙教授说，毛泽东住在“极其简陋”游泳池，但游泳池这边没有厨房，还得从原来的住处厨房做饭送过来。看来丰泽园并没有弃让给别家住，毛老人家还继续占着。丰泽园居所如何？龙教授说是“两组四合院式建筑”。（《毛泽东家居》P31）我们都知道，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开始在北京安家时也就只住在八道湾的一套四合院。
龙教授又说：“丰泽园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去住，自己搬到西花厅。” （《毛泽东家居》P32），这又说明丰泽园是中南海里居住条件最好的。
我们再看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1、1959年，河南省一号工程正式启动，叫“5901工程”。“5901工程”就是为党中央和毛主席修建招待所。“三所”主体工程于1962年完工，后经多次改造，形成了今天黄河迎宾馆的样子。
黄河迎宾馆基本上被高大乔木所覆盖，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调节小气候，建设者开掘了一个人工湖，并积土成山，令院内步移景换。宾馆内有各种珍贵植物300余种，不仅有名贵的红花槐、冷杉、香樟、桂花、三角枫等，也有普通的法国梧桐树。上世纪50年代栽植的大法桐，要两人合抱才能搂住……从飞机上看，这里是一片森林。
三所共有接待楼房9幢，1至8号楼为别墅。除了7号楼是警卫楼、9号楼是中央委员住楼外，其他7幢楼按照“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顺序，象征着当时的7位常委。
8号别墅楼是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准备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四周廊柱环绕，中央正对房门处可拾级而上，两旁的环岛能让车子开到风雨亭下，由于毛主席喜欢游泳，8号楼前还建了一个游泳池……
除此之外，宾馆内的设施也与众不同。特意修建了火车专用线和车站，火车专用线直通毛主席专用的8号楼。在主席楼前，还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虽然自建成之后从未使用过，但至今仍然处于候命状态。……
他专用的抽水马桶很特别，底下是马桶，上面是办公桌，桌上有报刊、书和文件。……
靖永贵的任务是每天早上给主席送8瓶水、8条毛巾，就餐时给主席端饭。……
当时三所只有100多名工作人员。……（李万卿，《揭开河南“钓鱼台”的神秘面纱》《现代快报》，2006年11月11日第A26版）
2、如果仔细看一看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一：汪东兴交待为毛泽东建新居》和《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二：“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载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相信大家对毛泽东 “住之简约”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仅摘录一小部分内容：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无人工费支出）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因林彪“9·13”事件，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11月29日到12月4日间在室内游泳池内有了四次泳。12月5日，毛泽东再次下水游泳，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游泳。
“4000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1970年末，国家财政收入662.90亿元（见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4月，P317）；1970年末，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是3.36亿元（见《当代贵州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P342）；1970年末，贵州省铜仁地区财政收入仅1815万元（见《中共铜仁地区历史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P208）。4000万元，相当于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的1∕8，铜仁地区财政收入的两倍多。
毛泽东逝世后其尸身居所更不“简约”：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所使用的水晶棺，便是以有“水晶之乡”之称的苏州东海水晶为原材料的。这口通过8级地震试验的“水晶棺”如今依旧是我国石英玻璃技术的一大突破。（《毛泽东水晶棺 可抗八级地震》，《老人报》2013年3月13日第A16版）这口水晶棺如果放在汶川，即使大地震后所有学校教学楼都坍塌，它也会安然无恙。
保留毛泽东尸体、特制可抗八级地震的“水晶棺”、修建占地57000多平方米的纪念堂，这不能怪毛泽东，也不能怪全国人民，谁让我们在伟人面前跪着呢？谁让我们只怕钟馗呢？
我们都知道早在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书）上签字，我们违背了毛老人家的志愿，在他死后两小时内给他开膛破肚，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洗全身血管，然后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如果毛泽东死后有知，他会原谅我们吗？我想如果他老人家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会把违背其遗愿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发动群众批斗他们，把他们打翻在地，然后再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行：轻车简从？
据吉米《毛泽东在专列上》一文中叙述：
从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毛泽东乘火车“进京赶考”，到197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南巡，26年风云变幻中，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他大多乘坐铁路专列。铁道部专运处至今保存着详尽的乘务记录。数据表明，毛泽东曾72次乘坐专列，共在专列上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累计起来有5年10个月零23天的时间。（吉米《毛泽东在专列上》，《交通与运输》，2009年第3期）
铁道部专运处副处长、原毛泽东专列的列车长程岳泉说：1958年至1975年，几乎每年毛泽东都乘专列外出视察，一般是春、秋各一次。最长的是1974年那次，差两天不到9个月；最短的是1970年到庐山“整风”那次，29天。（才铁军《毛泽东专列的故事》载《海内与海外》1996年8期）
龙剑宇教授在《毛泽东家居》第40页说：“毛泽东的‘节用’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住、行、食、衣和所有物品的使用上。”根据句义，我们把毛在“行”方面概括为“轻车简从”，与龙剑宇教授的“节用”同义。
为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为毛泽东配专车、专列、专机是必要的。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为保障领袖安全，建议毛泽东主席尽量不要乘坐飞机。（席志刚，《中国专机师揭秘》，《凤凰周刊》2010年28期）
问题是，毛几乎每年的专列出巡是否都有必要？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家居》和有关资料的叙述，毛泽东出行还是颇为兴师动众的：
铁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列车又具有很强的时间性，一趟列车如果不按规定时间行驶，势必造成其他列车延误，秩序错乱。而毛泽东的专列一开，可以想见的是，这一条铁路就成了专线，沿途所有的火车都得靠边稍息。又因为毛泽东的专列具有最高级别的保密制度，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开到什么地方，要见什么人，要办什么事，只有毛泽东一人掌握。因此，专列一开，整个铁道线都要叫停，清场，拉窗帘，待避……如此一来，必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社会主义的晚点”似在情理之中了。（见孙贵颂《毛泽东的专列》，载《杂文月刊》 2010年05期 ）
“主席乘坐的专列，由三组列车构成。前面是先锋车，驻有一个警卫连，并装有安全测试的仪器设施，探测范围达四周60米。后面则是押道车，也驻有武装警卫，置有无线电通讯设施。”（《1971：惊心动魄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金华区段专列副司机华春南亲历记》党史博采2004年第4期）
毛泽东的专机有主机和副机两架，主机为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即让毛泽东坐副机。副机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1956年5月3日，毛泽东飞往广州，这一天禁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毛泽东家居》P332-333）
毛泽东专列是“防弹、防核辐射的，有一个警卫连前后护卫”；“第一节行李车厢里还载有北京带来的、斯大林送的‘吉斯’小轿车”。（《毛泽东家居》，P336）
1964年毛泽东与张玉凤在专列前合影
2014年4月8日，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 ：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专列》，邀请了曾担任毛泽东警卫队长的陈长江和服务员王爱梅作客回忆。据陈长江回忆，原毛泽东专列警卫最多时有200多人，后来有100人（前30人，后30人，中间40人）
1959年3月8日妇女节，毛泽东与专列女服务员合影，照片上共有30人（7男23女）（王爱梅回忆，葛爱琴整理《毛泽东在“流动在中南海”》，《中华儿女》·海外版，1994年第3期，）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带头席地而坐，与专列乘务员们在专列前合影，从照片上看专列乘务员共52人。（才铁军《毛泽东专列的故事》载《海内.与海外》1996年8期）
从上面的资料看来，毛泽东专列上的警卫员、乘务员等在不同时期人数不尽相同，后来大概稳定在150人左右。
因为毛泽东身份特殊，其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据毛泽东专列司机华春南回忆：“（在杭州）我们司乘人员与厨师、警卫人员一起吃住在车上，中断与外界一切联系，短则一周几天，长则几周、个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离车，直到再一次把专列开到城站，主席上车离开杭州为止。”（文楚《1971：我为毛泽东主席开专列》，载《文史博览》2002年第6期）
特别是那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员，要忍受长达数月的与家人离别之苦。
不光如此，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得围绕毛泽东的行止和作息时间转。我们都知道毛有晚上工作的习惯，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凌晨以前还是以后，只要他要召见谁，谁都必须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芦荻给晚年的毛泽东讲古诗古文，往往都是深夜凌晨以后；在专列上想开会了，与会领导都必须从四面八方赶到专列上来。1958年11月，通过《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间题的决议》的著名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专列上开始举行的。（才铁军《毛泽东专列的故事》载《海内.与海外》1996年8期）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期整整7天。就连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式都定在下午三点举行，据说是要等毛泽东睡醒了才能开始。（见孙贵颂《毛泽东的专列》，载《杂文月刊》 2010年05期 ）
前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5进上海，6住杭州，历时8个多月长达249天；最后一此出巡，1974年7月17日至1975年4月14日，历时270天（以因公出差计，当有出差补助）。特别是前一次出巡，途经华北、华南、华东和中南10个省、市。出巡期间一直在办公，或接见外宾，或召集会议，或批阅文件，或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只要他一个电话或电报，被召的人就得乘专机到他的住处向他汇报工作或听他安排工作。特别是他住在滴水洞的11天，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准时把周恩来上报的文件运来（丁洁琼，《钱嗣杰：我做主席摄影师》，《文摘报》2014年01月25日06版）。
这种传统有没有被毛泽东的继任者们继承呢？
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照
乐：偶尔跳舞。
先看孟锦云：
有一本书叫做《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作者郭金荣），讲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的。书中这样写道：“那时候后（1959年），中南海的首长们，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几乎每周一两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孟锦云，12岁考入空政歌舞团。1963年4月的一天（请注意：这是1958年“中南海文工团”解散了之后），14岁孟锦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首长跳舞）从此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特别的情谊（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P2）。14岁的孟锦云是否未成年少女？这是个国人至今无法解决的课题。
孟锦云和晚年的毛泽东
再看左大玢：
1959年（左大玢才16岁--笔者），左大玢在湘剧界已小有名气。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们到湖南省交际处（现在的长沙市湘江宾馆）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果然，当她登台表演时，发现了台下竟有毛泽东！……
戏刚演完，又开舞会。那时左大玢还不会跳舞，她打算卸完妆早点回家。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毛主席可能会来跳舞。”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直奔舞厅。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舞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刚坐下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问她：“你是演王玉环的吧？”左大玢点了点头。这位女同志又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戏很高兴，等会儿你陪他跳舞吧。”能当面见到毛主席，这当然是做梦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会跳舞，她怕在毛泽东面前出丑，因此有点儿犹豫不决。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说：“你还不会跳吧？没关系，我找个人教你，很容易学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泽东的卫士，姓封。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转了几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门道。要她陪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侯波。两个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过来问：“学会了吗？”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厅的一侧走。一站定，天啊，她发觉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泽东面前！左大玢激动不已，手足无措。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动，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左大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随着毛泽东跳起来，但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一曲舞跳下来，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后，毛泽东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见到毛泽东时再也不紧张了。……
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工作之余举行舞会时，毛泽东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的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警卫员们和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便悄悄地给左大玢布置了一个任务：“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黄禹康，《“观世音”与毛泽东的忘年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年09月07日）
除了跳舞之外，应该偶尔还看看电影。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
作者 麻昌贵 20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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