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小学上了一年级
上小学的年龄到了。我是七周岁上学，如此推算，准确地说是1959年的秋天。爸爸调到刚组建成立的内蒙古军区步兵学校工作，步校在呼和浩特城郊，背靠大青山，一个叫“攸攸板”的地方。内蒙古军区所在地叫“麻花板”。
上学一年级就在当地农村的攸攸板公社小学，学校是个大院子，有操场，好象三面都有校舍相围。还有旗杆，上下课使用一根旧铁轨当钟敲。黑压压教室都坐满，我们都有书桌有椅子——说这话是因为九十年代初，教育部还要在农村学校实现“一无两有”的目标，即：无危房，有教室有桌椅。我就在哈尔滨郊区的呼兰县（现在是哈尔滨市的呼兰区）萧红故居旁边的萧红小学，亲眼见到三个孩子坐一条板凳的情景。说明五十年代末期攸攸板小学办得还真不错！
小时候个子就高，座位靠后，站队靠后，但是学习还是靠前的，还当了中队长。记得有一次军民联欢，是老师把我抱上台给解放军叔叔系红领巾。这位解放军叔叔真的是很亲的人——爸爸的发小，一起上小学、上军校、一起起义参加革命的索兴保大爷，他那时是炮团团长，炮团驻扎在攸攸板附近的“刀刀板”。
那个时期的同学还记得两个，一个叫张爱云，是学习委员。我去过她家，很干净，应该不是普通农民。另一个个子比我还高，人挺厉害，男生都怕她，是三道杠的大队委，叫王爱华还是爱什么，忘了。当地老百姓很喜欢给女孩子起名叫“爱”的。
攸攸板距离营房还有一段路程，当年觉得出大院上学还要走很远很远。后来故地重游，才发现顶多也就1公里——2里地的样子。那些个“板”都成了市区的一部分。
我的第一个老师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名叫刘凤仙。个子挺高的，两条垂在胸前的辫子。爱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翻领上衣，皮肤黑黑的，但是一笑两个酒窝，特别可爱。她还是大队辅导员。一年级下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当了中队长，开大队会要向大队长报告，很是紧张。刘老师站在一旁，笑瞇瞇地看着我，很夸张地一再两腿并拢。我明白了：她是悄悄示意我，要立正姿势站着才对！
刘老师的丈夫在步校当电影放映员。每天也从步校大院赶往攸攸板小学。我那时也梳着两条长辫子，可是不会自己编。有时妈妈早晨来不及，都是到学校刘老师给我编的。
不知为什么，步校有了自己的子弟小学时，刘老师没有转过来。好几年以后，我和爸爸在内蒙古那达慕大会碰见了她，原来她家就在赛马场附近。于是征得爸爸同意，刘老师把我带到她们家，我吃了新收获的煮玉米，还睡了一个午觉呢！
小学老师一半是现役军人
二年级的时候，步校有了自己的子弟小学。孩子少，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班不到20人，绝对的小班教学。女老师都是当过教师的军人家属，因为缺额，还有几个老师是从步兵学校的各个部（三大部：政治部、训练部、后勤部）临时抽调的现役军人。
校长兼教导主任中尉军衔，是我们班同学王克勤的爸爸，很重的山东口音，对学生都好，对儿子极其严厉。王克勤见了爸爸，就像老鼠见了猫，吓得话都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的，把“根本”怎么怎么样，硬说成“本根”；体育老师姓赵，少尉，外号“赵光腚”，嘴唇厚厚的，特别忠厚老实的样子；自然老师，少尉，名字记不得了，湖南人，瘦瘦高高，口音很重，管“湖泊”叫“浮拍”，好玩！美术老师也是少尉，瘦瘦小小，姓什么忘了。
班主任孔老师
孔老师，是他们中间最帅气的年轻军官，少尉，就像电影明星。那是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得了中耳炎，在医院住了一段。出院后已经冰天雪地，家属大院的冰场已经浇好，寒假里，孩子们有很多时间消磨在冰上。我去滑冰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愿意让一个年轻的军人带着滑，我也挤上去喊着：“带我！带我”他盯着我看，对他来说一张陌生的脸。就先拉起我的手，带着我滑。开学到校，发现原来他就是我们新的班主任，教语文的孔老师，心里特别高兴。
我记得他讲过的课《七根火柴》，那天窗外阴云密布，孔老师低沉浑厚的嗓音慢慢读着课文，彷佛把我们带到了雪山草地的岁月。我也记得他给我们唱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别》，唱得我们眼泪汪汪的。他的字也写得漂亮，是那种棱角分明像刻字一样的笔风。我的作文他很少给令人振奋的评语，但是常常会让我站起来念给大家听。
当时感觉他和另一个女老师常在一起，我们几个女同学神秘兮兮的私下议论，他俩一定在谈恋爱！结果议论的时候被一个男同学听见，马上跑去报告老师，女老师很不高兴，我们也有点战战兢兢。还是孔老师大度，依旧笑眯眯的，也不提这件事。后来才知道。孔老师在东北有个媳妇，比我们的女老师漂亮多了。我们这种议论实在有挑拨离间的嫌疑。
孔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就回步校训练部了。但是同住在一个大院，没事会跑去他那里玩，别人见了，就说“老孔的得意门生来了”，我听了自然也很得意。孔老师爱好文学，定了《人民文学》，我常常借来看。他还介绍我看过一篇短篇小说，好像是叫《卖烟叶》，不知道好在哪里，当时没看明白，至今莫名其妙。
五年级时候，我得了腮腺炎，两个腮帮子肿得大大的，吞咽什么都痛！吃的是药粉，连胶囊都没有，特别苦，我吃过一两次，死活不愿再吃。当时爸爸带部队野营拉练不在家，妈妈怎么哄也不吃，我哭她也哭。无奈，她就去找孔老师。也不知道妈妈怎么会想这么个招儿，反正孔老师到家，也没多说什么，坐在床边喂我药，我就乖乖把药吃了！
爸爸转业到东北，我还一直跟孔老师通信。文革时，妈妈说不要再写信了，唯恐连累他。可孔老师还是把信写到学校革委会，说是有个学生曾经借了他的毛主席诗词精装本没有还他，请组织上帮他找到这个女学生。“亲人解放军”的来信学校格外重视，专门把我叫到革委会办公室，把来信给了我，还再三嘱咐，借的红宝书要赶快还掉。
我何年何月拿过孔老师什么毛主席诗词啊！又不敢询问辩解，莫名其妙回到家，妈妈说，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小伎俩，因为不知我们近况如何。这样，和孔老师就又联系上了。这种书信往来持续到了我20岁。他后来也转业到了地方武装部工作，再后来听说是在乌兰浩特电信局退休。他现在应该年近耄耋吧？衷心祝愿他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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