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文
可 是，性如烈火的陈独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分居后，他耐不住寂寞，终于与一位女医生发生感情。这不是陈独秀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 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的孤独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为。人生犹如旅途，有时很累，很艰难，很孤独， 需要外来的温暖、安慰和帮助，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憩息、补充给养以备继续跋涉。所以，陈独秀这次恋情及以后与潘兰珍的结合，与"富贵思淫欲"有本质的 区别。按照当时陈独秀的经济状况，既无力帮助高君曼，同样也不可能有钱挥霍在情人身上。
陈独秀的"地下恋情"，终于慢慢"失 密"。先是同志们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来看文件或开会，修饰穿着得比较整齐，猜想他一定有一个女伴照顾着他。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说：彭述之猜这人大 概是一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1但是，这种事还 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终于被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识破，与独秀大吵一场。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7月
10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晚8时，仲翁（即独秀--引者）来，想见君曼女士。"
14日日记写道："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话，抱怨陈独秀不管她。
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说道："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这么一来，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喷发出来：说她去看病，穷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为要省一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宁后，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而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其实如上所述，他哪有钱"接济心爱的人"，更没有"过天上的好日子"，不过是苦中找乐，孤独中找点安慰，在繁重而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 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 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 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可见他也与父亲一样，并非无情，而只是 把感情隐藏在心底深处。一天天过去，大家近乎绝望了，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以为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江浙区委甚至派高尔柏回松江 去打听。江苏省长陈陶遗是松江人，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想从陈陶遗口中得到一点风声。结果也不得要领。于是，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张国焘在与工人部 闲谈时，甚至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差不多要哭出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 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 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但是，中央通告 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仲甫因病而"失踪"月余，是事后陈独 秀本人的解释。当天，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广州，已经上船了，中央交通员立即到轮船上把他找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 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陈为自己的冒失行为开脱说：他原先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也看到《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 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会。他就是这样的人，有一点自由主义，不知道他这个中共总书记的重要性，以致造成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 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 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不料想，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 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个美丽而不俗的名 字，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这足以说明当初这对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陈独秀这个人和与他相处的这一 段浪漫生活。可见陈独秀此人的魅力，虽然其貌不扬。
这时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轻松环境解除了人们对"陈独 秀"这个名字的恐惧感，在新疆工作的这个年轻人，这时也明白了他母亲当初硬要认陈独秀为父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伙同另两位兄弟 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信，说要认亲--认陈独秀后代传人，而陈独秀是他们的外祖父，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做起了与他们的母亲同样的梦。又说母亲陈虹 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后在"文革"中--1969年、1973年病故。众所周知，由于江青在30年代以"蓝苹"艺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混迹过，为了掩盖她在这段 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丑事（有一张坐在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厂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残的重灾区，许多著名的演职人员，受尽残酷迫害，有 的死于非命。陈虹的死，之后施芝英的死，以及他们的子女去新疆"建设"，乃并不偶然。
三位年轻人并不知道，陈独秀问题的复杂性，远 远超出"文革"中发生的一般的冤假错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倾史的沉淀物，更涉及中共头30~40年的主宰--联共党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大问题。所以，当 时以忧国忧民、满怀激情做拨乱反正、推翻了许多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总书记，虽然对陈独秀案也给予了同情和关注，并专门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给这位年轻 人去了长途电话，表示中央将对陈独秀功过重新评价，询问他们现在的生产状况及要求。3但是，当他们几次提出简单的要求时，却再也杳无音讯了。于是他们寻求 社会的帮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吁。有一份材料转到了已过八旬的历史见证人郑超麟的手里，于是，郑超麟终于知道了这个隐藏在心中60多年的这个陈 独秀"神秘情人"真相，并把记忆碎片黏合起来，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说：陈独秀这位医生女伴，看来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两 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可是，这个小家庭持续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动前不久（1927年二 三月间），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边安慎坊今33号。"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 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 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4
"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在北伐战争轰轰烈烈， 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时，陈独秀为策划并亲自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天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怎能让施芝英放心。即使陈独秀不能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也 难以说清自己每天的行踪。如果她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知道他干着"造反""杀头"的最危险的事体，一个热爱生活而没有革命观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的。她哪里知道，情况还不仅如此，这个多情的男子，乃是当局要缉拿的、报纸上天天形容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样， 虽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踪，也令女方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1937 年8月23日陈独秀在南京出狱后到武汉，因在武汉接连发表抗日演讲，频频在媒体上露面。某日，陈虹找到陈独秀，自称是他的女儿。陈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 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从上海电影制片厂保存的陈虹档案中看到，陈虹自填出生于1921年，到施、陈同居时（1925年、1926年）已经是四五岁的女 孩了。所以，陈独秀的说法是对的。但是，陈虹也没有错，因为施芝英领养她的那一年，也是施与陈的同居期，所以，陈虹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把陈独秀认作"养 父"。因为陈独秀与施芝英相好的日子里，这个女孩还小，不懂事。以后十来年，陈独秀又是被国民党政府万金悬赏缉拿的"共匪首领"。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诉已 经长大的陈虹关于陈独秀的事。现在，陈独秀成为经常见报的"大名人"，于是，施本人因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让陈虹来认这个"父亲"，这也在情理之中。要 不然，当年四五岁的陈虹，哪还会有陈独秀这位"养父"的印象。不过，对于陈独秀来说：既然当初那段恋情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认，况且又不是亲生骨肉，再 加上自己还在"浪迹"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这个累赘。对此，当时武汉的反动报纸就很感兴趣，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陈独秀既然不 认此事，报纸炒作一阵后，也就平息了。从此，无论是施芝英还是陈虹，再也没有来打扰陈独秀，只把那段思念埋藏在心底，将陈独秀的那张照片藏在施芝英照片背 后，镶嵌在镜框里。施芝英的这点隐私，竟然瞒过了与她同床共枕几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见这"情"字了得！
可是，陈虹却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敬仰陈独秀这个名人而要求陈认她为"女儿"这件事，却给她后半生及其子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