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记忆与中国道路

撰文：周海燕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哈耶克

 

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记忆，始自《南泥湾》的反复吟唱——为人所熟知的歌词中，描绘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经过中共军民富有创造力的艰苦开垦，改天换地，成为富饶美丽的家园。

 

在三十岁之前，我从未踏上这一在共产党创业史中被描绘得神奇和充满朝气的土地。然而，有关它的故事细节，我并不陌生：锄镐如林的垦荒竞赛、亲密无间的军民互助、在窑洞前开展纺线比赛的热烈场景，一幕幕都活生生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如同我曾经亲眼目睹那些场面。

 

它们是如何进入我的记忆？它们与生于70年代的我有何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我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那时，我还是个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记者，每日忙于记录明天可能就被遗忘的新闻，并认为这些信息是当前最为重要之事，对“故纸”与“故事”不屑一顾。

 

但 是，当我在实地采访中目睹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它们已经比以前的烈度和频度小了很多，但仍然是社会生活主旋律的一部分：大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 化”到新农村建设、小到推广沼气或生产大棚蔬菜，都沿袭着旧有的模式：制定政策、提出口号、广泛的政治动员，报纸上出现各地纷纷响应的报道，并推广其间涌 现的典型人物和集体，展现一呼百应的乐观局面，最终，这些运动渐渐湮没，被新兴起的另一些运动所替代，于是，社会进入另一个轮回——我不禁自问：这种运动 模式是如何成型，它们究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怀着这样的疑问，攻读博士期间，我开始接触社会记忆理论， 并尝试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如同我在阐述研究缘起时所提到的，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当时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其影响力 也绝不仅仅限于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经济危机。一方面，从农业、工业到商业，大生产运动铸就了执政党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整套运作模式，以政治动员式的生产 方式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新中国的国家生产建设中深刻地受到了这一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是国家权力操纵话语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传媒 全面渗透社会生活，人们可以“从未谋面的族群体认共同的传统遗产，也可以在没有地缘和生理关联的背景下获得相同的历史记忆”， 因此，由国家权力建构的话语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介塑造了民众的社会记忆，并建构了民众的集体认同。

 

权力的持续来自人们 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念的培养是任何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而对记忆的操纵——凸显、遗忘、修订和不断唤起、重构与嵌入——正是培养合法性信念的最 关键途径之一。如同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 攸关的。” 可见，如何建构和传播社会记忆，是直接影响到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因如此，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又如何被传播，它是如何被形 塑为我们今天之所见，才显得如此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说，梳理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记忆的形塑过程，并观察它在新中国历史中所产生的影响，我以为 有着重要的价值。

通过对大生产运动以来形成的、今日我们已习以为常甚至以为不言自明的众多叙事文本的话语分析，尽可 能厘清大生产运动发生的历史情境与相关史实，同时考察其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知识”逐渐积累成型的过程，揭示其间权力和话语相互纠缠的 关系，考察大生产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我在这一研究中为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我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事实、个体经历、艺术创作和感怀想象的混合产物， 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是如何不断被建构和重构，在其流变历程中，又是如何对不同的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最终，笔者试图传达的“再发现”，可简要地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作为战时紧急政治动员的大生产运动

就历史背景而言，大生产运动首先是一次应对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而进行的战时应急政治动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边区执政党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挽救执政党的政治危局。

回 顾这一段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入主边区之后，采取了土地改革、“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乡村教育和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社会建设措施，获得了边区 民众的认同，初步稳固了边区政权。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急于扩张实力，非生产性人口迅速增加，使得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向边区农民大幅增收“救国公粮” 来解决粮食供给的匮缺。这一矛盾在“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急趋恶化之后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迫使边区政府完全依靠向民众加征税负来维持日常运 转，1941年，“救国公粮”额度为20万石，是1938年实际征收量的12倍以上，此外其他负担如义务运盐、“公盐代金”、“救国公债”等也极为沉重， 这使得边区经济迅速走到崩溃的边缘。民众纷纷罢市、逃亡，甚至出现了群体性骚乱的迹象。

不仅基层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 认同度大为降低，即便在中共高层内部，此一阶段对政策争论亦多。对于一个实力尚弱、割据一方的年轻政权而言，来自内部和外部同时出现的认同危机，是极其危 险的信号——中共中央在1941年所面临的困境，已不是简单的供给困难，而是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双重挤迫下，民众认同感急剧降低所致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由 此可见，大生产运动的首要起因，并非如我们所习知的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是因急于扩展军事实力而导 致人口增长过速、财政入不敷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继之而来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危机当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不得不通过紧急政治动员发动边区各界开 展大生产运动，以挽救政治危局。但这一政治动员的行动必须被赋予正当性理由，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以具备合法性，因此，最初由于军队膨胀、人口扩张而致的边 区经济危机，被中共中央直接归因为由于国民党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的“三光”政策，并由此推出了以“大生产运动”对抗国民党封锁和日本侵略的 国家议题。同时，在抗战时期不同的阶段，它体现为政治口号的核心诉求不断因应时势之变而变，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

通过诉诸民族主义，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意义等一系列行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引向边区之外，将“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无奈之举成功转换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行动，激起民众对国民政府封锁边区、停发军饷的不满，激发民众通过自己动手战胜困难，抗日救国的民族自豪感，凝聚了边区社会对政权的认同，度过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二、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大生产运动

与长征叙事多为后来补叙演绎不同，大生产运动的相关叙事文本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时记录、创作的“即时神话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风运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 大生产运动中后期，同时进行的整风运动对大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上的全面改造。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群众路线”的洪 流，在“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号召下，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等一系列革命口号进行政治图解式的创作，创造出一大批生动的文艺作品，将权力所指定的话语秩序以程式化的叙事嵌入大生产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这个过程中生产的大量叙事文本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语义代码，通过文件、新闻报道、传记、回忆录、戏剧、歌谣等多种形式将其传之后世，“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网络”。

简言之，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是一次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话语的体系化构建，由于其丰富的多义性，这段社会记忆也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反复重新建构，为作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在这个完整的话语系统中，“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组织起来”、“鱼水情深”以及“官兵一致 人人平等”四种核心语义代码构成了后来大生产记忆的核心——“南泥湾精神”，它形塑了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传统”，成为其革命创业史中的重要一章。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被官方表述为“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记忆，其实是不断形塑的结果，即福柯所谓历史的 “沉积层”。作 为研究者，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切开历史的剖面，查看相关社会记忆“深层地质层面的各个层次”， 以解读它形成的过程。通过对吴满有、赵占魁和三五九旅这三个典型或隐或显的命运的个案研究，我剖析了大生产记忆是怎样在权力的需要中被制造出来，又不断被 重新建构的过程。在不同时代里，它们被利用为政治资源，以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执政党的立国之本。党的一代又一代执政者，也正是通过对 这些民众所熟知的符号的再次建构和运用，来唤起民众的社会认同。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指出的，“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加深或扩大 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是“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必须指出，我们今天以为不证自明的许多观念，都与话语生产中权力的控制有着密切关系。厘清大生产记忆中话语生产与权力操控的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大生产记忆形塑过程中存在的凸显、扭曲、遗忘、排斥和建构，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运动式生产模式在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它在经济领域之外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这个部分，我通过对《人民日报》上大生产记忆三个高峰期的分析，证实执 政党每一次对大生产记忆这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高频度调用，都伴随着深重社会危机的政治背景。权力频繁唤起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仅是试图通过重复来 确认社会价值及行为规范，维持和确立社会成员对它的顺从和忠诚，更是为了将当前的政治需求嵌入这段记忆的核心语义代码，以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凝聚各阶 层民众的社会认同。

在第一个高峰期，对大生产记忆的频繁唤起和重构出现在大跃进之后的1960-1966年，其目的是度过连续数年的大饥荒所造成的政治危机。

在 第二个高峰期，大生产记忆在《人民日报》上的频繁出现与两次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办“五·七”干校。通过将“到农村去”、“接受再 教育”的政治话语与大生产记忆中“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核心语义符码相联系，国家权力为干部的思想整肃行动和本来是解决“老三届”就业困难的下放知识青年务农政策找到了政治合法性依据，将“上山下 乡”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使其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政治色彩——它要求知识分子相信这一行动是必要的、神圣的，并以其行动 表现自己的忠诚追随。

在 第三个高峰期，《人民日报》上有关大生产的记忆频繁出现在89年之后，彼时，每一个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该记得，当时的政局已经飘摇到了何等程度。作为国 家副主席的王震在此时多次亲笔撰文叙述当年三五九旅的光辉业绩，其意当然不应该仅仅视为为自己带领的部队夸耀旧时荣光。通过对当年革命传统的回溯，权力的 掌控者再次强调了“伟大、光荣而正确”的执政党及其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再次向民众重复只要忠诚追随就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的断言。很显然，这是又一次社会记忆的唤起和重构过程。与以往一样，其目的在于消除民众中广泛存在的质疑，凝聚社会认同，重建政治合法性。

它 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同米尔斯所说：人们共享的相同价值“把社会连接到一块，因为被社会期望的东西成了个人所需要的。” 这些共享的相同价值，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记忆承载——正是政权所控制的、民众共同享有的社会记忆，维持着政权的合法性并保证了社会稳定。

三、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

此前既有研究几乎不曾提及但却极为关键的是，大生产运动并不仅仅是一次应急社会行动，更是一次对边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成功规训和控制。通过“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边区社会被执政党全面控制并逐步走向准军事化，这也是后来新中国社会控制和改造模式的雏形。

被马克·塞尔登命名为“延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执政思想，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整肃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制度改造两个部分。前者贯穿于 “整风”和“抢救”运动之中，而大生产运动中经济建设上的一系列措施，则是从经济基础层面进行社会改造的突出体现，是利用经济手段对个体施加控制的方式。

哈 耶克曾经在论述经济控制对社会的影响时指出，“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 段的控制。” 因此，对“延安道路”的研究，不但应关注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施加的控制，也必须关注它渗透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政策中的控制和改造。今天，对前一方面的研究 已经突破了重重限制而渐趋深入，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但就大生产运动中的诸多政策、措施以及它们对后来新中国社会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个人以为，还有更多可以商榷和探讨的学术空间。对既有大部分研究结论中所给予的正面评价，需要持审慎态度。

作为规训的手段，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通过生产为主要方式的规训，执政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民的控制和改造。

要充分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就必须把它放进更长的时段中进行考察——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天高皇帝远”的松散化状态，如同曹树基在考察农民是如何对新中国形象产生 认同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从王朝时期直到民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联系都只“局限于维护地方秩序和征收赋税。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仅仅在于承认政权的权威。” 正因如此，农民也就难以被动员和使用为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的生产力；反过来说，农民个体一旦由于不堪压迫而“组织起来”，则通常是政权面临重大危险的信号， 即农民暴动与大规模起义。这种盲动的力量在暴动中具有强大破坏效力，但却难以被驾驭和驯服为建设性的组织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政治控制策略恰恰在于，在运用这种强大的破坏力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破坏既有政权的统治基础之后，更通过大生产运动摸索出一套前所未有的驾驭和使用它的规训手段——这就是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帮助”、惩戒，用满负荷的生产竞赛制度使边区农民被普遍驯服，从生产到生活普遍受到全方位的集体主义规训。这个过程中，边区广大地区尤其是乡村的民众被精心组织、定位和训诫，在三五九旅等模范的激励和“改造二流子”等运动的反面典型教育下，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全程监控的生产中成为可被驾驭的、驯顺而有用的生产力。

当然，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大生产运动中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控制和改造措施，之所以迅速被农民接受，有着一定的必然性。金 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中曾经指出，晚清之后，中国乡村宗法家族逐渐解体，城市的兴起又使得乡村的实际秉权者——乡绅逐渐流向城市，从而在乡村政 治中留下了权力真空，这一政治空缺的替代者是乡村的地方豪强劣绅。洪宪帝制流产之后，军绅合流的最大受害对象是乡村社会：自耕农纷纷破产，流落为匪，打家 劫舍的目标，往往是普通乡村百姓而非具备强大自卫能力的地方豪强。军队以平息匪患为名勒索粮饷，更进一步破坏了乡村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干部资源的不足，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直未能有效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各地农村能够得以长期割据，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

回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乡村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可以看到，盗贼蜂起、乡村社会全面失控的状态，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乃至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与上述研究结论高度一致。

乡 村政治的长期失控，组织化权力的全面缺位，让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贫困农民渴望有所改变，这种来自农民群体内在需求的强大驱动力，在中国共产党进入边区并且 表现出高度组织化能力与建设乡村的强烈意愿之后被极大激发，客观上为毛泽东全面改造乡村社会提供了可能。这是大生产运动得以实现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

但 同样必须看到的是，大生产运动对乡村实行的全面改造，在当时取得有效成绩的同时，其定额制生产（如不顾个体能力差异强行制定生产额度）、竞赛式生产（如从 个体到集体普遍组织的生产竞赛以制造强大压力）、标签化生产（如区分先进与后进、区隔“二流子”制造被群体遗弃的羞耻感和恐惧感）、集体化生产（如行政属 地管理的农业合作互助代替民间契约为基础的自发变工）、供给制生产（这意味着一旦被人群抛弃则失去生存权利）等一系列激发生产力的措施，将人们制度性地置 身于“由生存的向外抛出的恐惧” 之中， 蕴含了诸多威权主义的因素，本身就埋下了边区社会准军事化改造的种子，也为后来新中国实施的全面乡村社会改造提供了原型。

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它另一必须关注的重要影响是对边区知识分子干部群体实现的改造——大生产运动中期进入高潮之后，“整风运动”也在边区全面推开，两者紧密呼应的结果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树立劳动观点”，用超负荷体力劳动来改造人，改造思想。

与对农民的生产规训有所不同，对于知识分子的规训是同时从生产和整风两个层面推进的。这种“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而贬低脑力劳动的价值。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执政党片面地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其实质并非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要迫使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干部阶层把劳动作为苦修手段，对照执政党钦定的道德体系，在灵魂的自我审查中放弃“五·四”以来“左翼”知识分子中已经形成的独立与质疑的传统，选择追随与效忠，完成一元化改造。

在这一点上，福柯在解析监禁中的劳动惩罚时的观点，最为一针见血：“劳动是形成秩序与规则性的原则，发挥着让人们懂得权力的威严的作用”。

从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通 过生产为形式的规训，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对农民的高度组织和严密控制，这是几千年来的掌权者均未能成就之“大业”；同样也是通过生产为形式的规训，大生产运 动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与整风运动并行的“生产-整风”双重规训，在延安时期完成了干部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

如果说在战时阶段上述措施尚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后来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军事化改造和建设中，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设计的一部分，这些因素被视为“延安道路”的成功经验，在日益激进的政策中被放大和累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它 罔顾人的差别，轻视人的尊严，人为区隔和制造敌人并进行无情打击，鼓励不惜代价甚至可能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就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五·七”干 校、“上山下乡”等运动中的境遇而言，体力劳动正是国家权力借以贯彻其至高无上的旨意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将人异化为达到既定政治目标的生产工具。

在 此有必要提醒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施拉姆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思想已经内含在“毛泽东的经济学”的早期理论之中的观点是“太片面了”。 但是，如笔者在本论文第三章、第四章的研究中已经阐述的，这种观点并非缺乏论据支持的武断结论。同时，更加关键的是，对毛泽东时代乃至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 国社会，它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经济生产异化为驯服民众的手段，与思想改造始终同步进行，并进而全面控制民众的社会生活。

哈 耶克曾经引述希莱尔·贝洛克的话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在对大生产运动的研究中，必须关注的是，“延安道路”或曰“延安精神”，对后来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不限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而同样体现于大 生产运动诸多“形而下”的具体生产政策和措施之中。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比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影响来的浅淡。

在 某个意义上说，如同别尔嘉耶夫在70年前就已经指出的——“正是手段和途径见证着人们所渗透的精神。” 我们今天也许已经在思想上认识到强调“大一统”的威权意识形态的危险所在，也对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所进行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个人崇拜塑造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但是，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体，无论是否有所反思，人们往往在实际的工作中却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威权意识形态的手段和途径。个人之见，习焉不察，恰 恰是因为对“形而下”的手段和途径所形塑的社会记忆的深远影响缺乏反省的结果。比如，在乡村普遍推行的许多做法，如包括南泥湾镇在内的中国农村为进行新农 村建设而普遍建立的“示范村”等，可能就需要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由此看来，经由社会记忆的路径重新理解和思考上述“手段与途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价 值。

综上所述，本论文在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上尝试对大生产运动进行基于话语文本的“再发现”，从紧急政治动员、政治 合法性资源和社会规训手段三个方面对大生产运动的相关社会记忆建构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从运用社会记忆的理论框架及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中可以清晰地 看到，这是国家权力因应需要而操纵社会记忆以塑造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典型个案。

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记忆， 在数十年里被逐渐形塑为罗兰·巴特所指的“含有各种意象和信仰的神话系统”。 这种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匠编织的人工之物” ，其间充斥的政治象征符号与其伴随的社会记忆，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今天想要回忆起那些荒诞年代时，即使想要诉说的是它所带来的黑暗和苦难，却在不 知不觉中哼唱着权力所有者刻意制造的激越昂扬的音符。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sars.come》中准确地表述了这样的感受：“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 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另一方面，如同本文在深 度访谈的内容中所揭示的，即使是在国家权力话语占有绝对优势的南泥湾地区，这段社会记忆之中秉权者不愿提及的某些段落，虽然曾经，也正在不断被改写和抹 去，同样也在被反复唤起和争夺。“过去不会自动保存于记忆，它要被说出来才能成为记忆。” 应该看到，民间的声音有如刘亚秋所言“记忆的微光” ，尽管非常弱小，但却从不曾被扼杀，并“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可以想见，未来，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如同有关其他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的政治争夺，还会不断继续。

最后，我想 再次引用景军《神堂记忆》中的一段引述来结束本文的写作，同时也借此表达对在社会记忆的研究道路上诸多前行者的敬意：“历史是对记忆进行社会规范的制度。 那些能够对规范集体记忆的方法进行控制的人，可以指导未来历史的走向。政治策略中最大的心理——政治工程之一，就是通过重写国家的历史重构国人的记忆。”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通过大生产运动的个案对“记忆的政治”的话语解读，显而易见地，只是这个庞大课题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