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励之“赴宴”,到许志永维持原判,看美国的“关切”
从方励之“赴宴”,到许志永维持原判,中国“异见者”都受到了美国的关切。但是方励之到了美国,可以自由“赴宴”的20多年时间里,从未受到白宫的邀请。中国“异见者”真的来到美国,什么也不是。方励之曾埋怨,“美国有双重标准”。
1989年年初,美国当选总统(老)布什,未宣誓就职前,就首访中国,会见老朋友邓小平。中美关系当时有一个“小高潮”,美国已批准向中国出售部分高科技产品,包括先进的直升飞机。
1989年2月26日傍晚,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他们的美国朋友林培瑞夫妇陪同下乘车前往长城饭店,应邀出席(老)布什主持的答谢宴会。布什总统的智囊邀请著名的异议分子参加国宴,使得邓小平感到“被人在背后插了一刀”。布什政府也对该事件做出了实质性反应,(老)布什首访中国的一片热情化为乌有。
后来方励之自已在文章中,颇为自豪地写到,“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2004年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就中共一高级法院驳回许志永上诉发表声明,称对该起案件维持原判深表失望。中国外交部14日敦促美国勿以所谓的“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4月14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我们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在类似案件中的横加干涉,同时停止以所谓的‘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许志永是一名因触犯法律遭受处罚的中国公民。”
许志永以后真的来到美国,大慨也会什么都不是。
附: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节选)
宴会事件
就在呼吁信“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了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娴和我之外,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唱到“摆酒设宴”一场,就知道好戏要到了。
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厉害。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我认识):我收到了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及时婉谢。
按常识判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更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宴会一事,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所以,我估计,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事实上1986年后,凡不准出国、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
3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和李赴会。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止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可见,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最高特工”的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pm,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总之,一两个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
8:30pm,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待命状态。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很想知道详情。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一个中央计划政权,原计划中没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限)计划而奋斗”。)
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