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流行一种很普遍的看 法：似乎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关心不够。甚至於说，中国人想回避对文化大革命的回顾。为甚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笔者认为，说中国 人对文革历史不够关心的看法是很值得探讨的。一方面，由於各种各样的原因，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想尽办法来避开对文革的回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文革开始至 今，在中国，有关文革问题的各种各样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方兴未艾。有官方发布的正史（即中共中央文件及党史出版社等出版的书），也有民间出版的众多野 史（即非官方的讨论）为证。

　　其实，中国人讨论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相当类似德国人在战后的很长时间内对德国二战、第三帝国历史的态度。本文试图将德国的有关历史过程和今天中国对文革的态度加以对比，最终说明道德记忆的力量。

　　二、德国的经验

　 　1967年，德国学者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夫妇1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在德国，第三帝国失败后，虽然不少知识份子提出要面对德意志民族在战争当中，以及在对待德国和所有 被佔领国的犹太人的问题上所犯的滔天罪行进行反省，但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大部分德国人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那时候国家和人民同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为德 国建设一个在经济方面非常成功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

　　也就是说，德国人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没有学会面对历史遗留 下来的问题。根据米切利希夫妇的分析，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於，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失去他们的最高领袖，而这个领袖曾经能让其每一个崇拜者作出常 人所不可想像的事情来，并且这个最高领袖还使得每一个人通过崇拜他而提高自己的尊严和信心。没有对领袖的崇拜，几乎很难想像发挥出超过本人才能的事情，也 就没有了一种超越自己的认同感。一旦这个领袖不复存在了，原来那些因崇拜这个领袖而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人一下子觉得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支点。在这种情况下，所 产生的历史反应是：在忘记过去而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人人都将自己看成了当年领袖的牺牲者。

　　米切利希 夫妇针对德国60年代的情况，向德国民族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一个民族在经历了这样一种灾难性的集体经验之后，只有克服了简单地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过程的 牺牲者的倾向，才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共识。唯有如此，这个民族才能最终学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对真正的受难者产生同情心，并且认 识到，活下来的人不可能都是牺牲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活下来的人，往往既是牺牲者，又曾经当过同路人，甚至加害者。活下来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 接受过去的两面性的同时，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责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真正受难者的同情心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说，今天的德国人已经学会了面对自己的历史，那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产物。自从二战刚结束后不久，胜利者对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 进行了法律上的处理，此时德国知识份子提出罪责与责任问题。到了60年代，德国年轻一代强烈要求对第三帝国时期作出公开讨论，则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这之 后，从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到前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Weizsacker ）在德国议会前公开承诺德意志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她对过去的责任，都表明了德意志民族最终转向了能够对受难者产生同情感和道德的反省，实现了米切利希夫妇在 60年代提出的要求。

　　上述历史过程的成功转变，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所有複杂的历史问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还需 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很多须要公开讨论的问题尚未能够提出并加以讨论。其中承认有责任，甚至有罪的人说出自己所受的苦是否有其正当性，则是今天德国人最关 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在等待一个能够说服人的答案。

　　三、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局限性

　 　参照德国战后的历史，可以这样说，那些认为中国人对文革历史讨论不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的。问题在於，既然有关文革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到现在为止，人们仍 没有形成关於文革的共识。为此，有人始终感到不满足、不甘心，他们在期待着人们继续寻找这种共识，期待着一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过的讨论，还期待着到现 在为止还没有给予的回答。

　　在中国，官方的结论一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那么，人们是否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对文革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或者说，在共产党还没有作出有关文革的全面评价之前，中国人民对文革难以有自己的历史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已经发布了《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看起来，这个决议还没能够满足人们的所谓共识要求，这是因为：

　　·《决议》只涉及到上层权力斗争的问题

　　·《决议》对文革作为群众运动的说法甚不明确

　　·《决议》也不能深入评判文革的是与否、有理与无理的问题

　 　官方为甚么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是因为一些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者在文革结束后，虽然被公认为是受迫害的，但事实上，他们在受害的同时，也曾经紧紧追随着 毛泽东；他们确实是文革的受难者，但同时对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即使在受到激烈批判之时，也不敢公开反对文革。因此，他们不可能称自己为反对文革的 英雄，也不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受难者，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是文革中紧跟着毛泽东的同路人。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在文革当中表现的两面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对 文革的是与非做出明确的判断。

　　至於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部分属於高层领导的后代，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因为这样做的话，就等於否定他们自己，也就等於关闭了他们日后成为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道路。

　 　从中国的决策层来说，则处於两难状态：如果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无疑等於否定高层领导的后代，导致共产党后继无人。但是，如果为了保护这些高干子弟，而 不去批评那些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要人物，却只批评造反派，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即导致再度出现分裂的可能，而这种分裂不仅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分裂，也会 引发社会的分裂，对文革以后的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不仅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子弟的保护，也有可能被那些干部子弟误解，似乎他们会在不用受到 批判与教育的情况下就可以马上参与政治领导阶层。但是文革的经验告诉了他们的前辈，高干子弟具有政治野心，并不甘心等待老一辈主动退出政治舞台。

　 　正是由於上述的种种原因，1981年的《决议》不能对文革作出很明确的评价，没有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反而把中国人都说成是文革的同路 人，都先被毛泽东和文革的理想所迷惑，以后才成为毛泽东和文革的牺牲品。同时，这个《决议》也无法对文革的很多问题作出回答，自然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 正因为这样，为了保护自己，这样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共产党既未能按照受难者的要求为他们平反，同时也不可能减轻当年加害者在心理上的负担。

　　四、非官方讨论的局限性

　　如果说官方的文革结论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在众多的非官方讨论中，是不是可以产生出一种对文革是既全面又公平的评价呢？也不能。为甚么？这是因为：非官方的讨论至今仍是十分分散的，每一个记忆团体只关心他们各自在文革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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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当局一天不能公正地对待人民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文革的评价，就不会为全体人民所接受。 -XYZ101- ♂ (0 bytes) () 04/10/2014 postreply 21: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