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曾写过若干回忆其父亲罗瑞卿的文字，里面涉及到毛泽东时代中南海的权力游戏，现节录如下：
“扩大”开会
决定罗瑞卿下台的是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罗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60 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 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 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 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1、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 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2、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3、以政治 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4、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 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 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 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 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 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 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 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会议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 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 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 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 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的57%。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 易如反掌？
实 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那些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 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央委员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 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 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 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 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 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
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 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逮捕人，罗瑞卿便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 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 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 讲点人道吧？”
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 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邵华为了锻炼而 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 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 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邵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 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 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 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 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 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
4 月6日，毛泽东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11 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 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意见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 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 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 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 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 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住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 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 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 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 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 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 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 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 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 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 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