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否定的三十年，告诉一个怎样的文革
从那个彻底否定一出台，我就感到，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难以认同这个肤浅的武断的结论。一个持续了十年的运动，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一个仅仅是凭着理论号召而反对一个严密组织的执政集团的运动，难道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吗？难道那亿万民众都是愚蠢的盲动，反倒是那些在批判之下不敢为自己申辩一词并信誓旦旦白纸黑字“永不翻案的人们”倒都是完全冤枉的吗？
翻案之后，文革就成了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何谓动乱，何谓浩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堪称动乱，天灾人祸赤地千里，外族入侵民族危亡可以说是浩劫。文革的十年，动是有的，但是社会秩序基本井然有序。不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总比今天家家户户铁门自闭好得多。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那算不上动乱。是的，大多数干部都受到批判，社会精英的日子很难过。恐怕至少部分地也是跟他们平日飞扬跋扈有关。是的，有一段时间搞什么红色恐怖，殴打教师，作家，甚至致死，但是那些都是走资派企图搞乱文革的倒行逆施，跟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异曲同工。至于真正给老百姓，下层群众造成伤害的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其实并未进入彻底否定派的视野。
我劝朋友们今后慎用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类词汇了。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对反对文革的朋友们的形象十分不利。你们怎么就那么卑躬屈膝不顾国家的“浩劫”而统统跪下屈服投降了呢？难道你们就真的都是只为个人私利屈服于淫威的委曲求全的小人吗？其实还是毛泽东手里有些真理，抓住了你们的短处，你们才不得不在他面前表示永不翻案。
这个短处，基本上就是把国家机器从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
恰恰是永不翻案派在彻底否定文革中作为让我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
先看看彻底否定之后干了些什么？
这里我就不说那些走资派的家族几乎都在先富起来的浪潮中发达起来。不少人的吃相十分不雅。说这些，难免让人难堪。海华丝说政策吧。
首先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肯定会受到农民的拥护，那是农民的自发倾向。但是靠着一家一户的两千多年的生产模式（从春秋时代“租税亩”以来大抵就是这个生产方式）能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吗？人民公社可能是过头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退到“以大队为基础”，实际上和高级社差不多。文革期间左的东西太多，管的太死，只要给农民适当的自主权，给多种经营的发展的权利，农村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就可能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领域，而包产到户却只能阻碍集体副业的发展。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花了大量的精力搞的农业合作化，就这样被消解了。在这个问题上，文革后的共产党，甘当群众的尾巴，放弃了对农民的教育与引导，固然可以赢得农民暂时的拥护，却不能给中国的农业带来光明的前途。
文革时候批判走资派，主要的罪名就是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面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主要也就是指的包产到户。当时被批判的人们争辩说没有那么一条路线，有些说法也只是个别人笔记上的东西。但是，当文革被否定之后，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大行其道。看来，这条路线是有的，在受到批判的时候不敢承认，万般抵赖，而一旦可以卷土重来，就要忘乎所以大搞包产到户。
三十年的事实证明，这条道路的确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这不是中国农业应当走的一条康庄大道。而那些顶住了这风而坚持了集体经济的少数大队则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华西村。如果我们的政府，领导，从文革结束的时候开始，有一条正确的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方针该多么好啊。而现在要让农民再次合作，正像按手印的那个小岗村告诉我们的，真是难于上青天。我们都知道沈浩的名字，但是不甚了然小岗村现在怎么样了。我在凤凰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小岗村对外宣传引进来上亿的项目，3000亩土地与小岗村没关系了。土地被外资买走了，但又没有提供就业岗位，小岗村村民现在的身份变得很尴尬：作为农民，没了土地；作为工人，又没有岗位。等于是哑巴吃黄连。日前，小岗村村支书意外猝死，媒体去采访当年“大包干”领导人严宏昌，我们这才知道小岗村的村干部，从1993年到现在，一直都是空降而来的。严宏昌说：“上面来的干部，说走就走，对长远发展缺少规划，都喜欢临时性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缺少长远计划。”干部求政绩，可不就是要短期抓么。一语中的。这就是灰色的、复杂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现实。可人们总归要先面对它，然后才能想办法解决它。《小岗村的故事》正是把这个现实端到了人们面前，一瞬间，五味杂陈。】
如果说领导十分重视的，上边不断派来领导人的小岗村都搞不好，别的地方是否能靠包产到户富裕起来，我们应当有点概念了。
当年批判走资派还有一个观点，就是造船不如买船。文革后期，中国的造船业倒是开始上去了，这真要要谢谢对那个“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谬论的批判。但是文革之后，许多能买到东西的行业，我们都放弃了。运十，在文革中居然搞成功了，但是却不明不白地下马了。我比较关心的是半导体。这是我的专业，在文革中当然也受到相当的影响，问题不少，比如陈伯达就在大雨天到某厂视察，不肯换鞋，“就是要踩一踩资产阶级的框框”。这些极左的脱离实际的XX怎么不想一想，资本家会不会仅仅为了框框而花费那么多钱去搞无尘车间。我们就是败坏在这些愚昧的以极左为革命的人们的手上，一直不能过关。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本来可以迎来一个全新的蓬勃发展局面。但是当西方向我们倾销廉价器件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有不少靠倒卖外国产品发家的公司，但是我们自己的CPU最后还是靠有爱国心的梦兰床上用品起家的民营企业家钱月宝的支持才得以生存！这是钱月宝的光荣，同时也是某些人的耻辱！这本应当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支柱产业吧？可是握有国家的权利的人们干什么去了？小汽车，中国又一次成了万国汽车展览馆。只是在受到批评之后，国产的汽车才有所抬头。而我们的WTO代表龙永图先生就是不在乎有没有中国的品牌。
与三自一包相对应，还有一个“三合一少”。我们在文革之后的确是对帝国主义很温和，人家要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行证，攻打伊拉克，大利比亚，我们就绝不使用否决权。一直在跟人家接轨。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现在也不用争论了，苏联都已经不存在了。至于那一少，就是对外援助要少。毛泽东时代，援助，在亚洲主要有两家：朝鲜和越南。许多人对这个颇有微词。但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那么现在中国的安全形势就是：北方，美国就在鸭绿江边，而南面可能就在友谊关外。这对中国是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给以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才让中国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才会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如果我们一直都韬光养晦绝不出头，我们会有朋友吗？
这样的事情还很多，点到为止吧。我感到，这些年的彻底否定文革，让我们知道了，当年批判走资派，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那么一条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又对毛泽东阳奉阴违的错误路线。这些年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一些事情也让我触目惊心。比如原子弹的实验。在1964年研制工作已经一切就绪的时候，要不要实验却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法做出决定。我的理解就是一线的几个巨头都不主张实验，他们也不准备报告毛泽东。是专委办公室主任罗瑞卿看不过去，要张爱萍起草一个报告，以他罗瑞卿的名义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批示，“既然是吓人的就应当早响。”（大意，一时找不到原文。）我们的宣传总是说谁谁谁如何如何重视，从来不说如何犹豫。这也是一个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的一个例子吧？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即使研制成功也可能胎死腹中。
仅仅以我们现在知道一些事情，毛泽东对于那些主持一线工作的人们很不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闹革命，本来是要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全新的政权。可是短短的十几年，这个政权已经与老百姓有了巨大的隔膜。57年的整风，应当是一次恢复党的优秀传统的尝试，我们不知道为何变成了反右，据说现在要出毛泽东全集，希望能给我们一些解开历史疑难问题的线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然而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延安时代，就可以发现，1965时的这个政权简直不敢相信是1945年的那个政权的同一批人。这个变化可能是逐渐的，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但是却是巨大的，不容置疑的。毛泽东有过几次努力。比如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且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但是这个运动迅即被五反代替了，而五反的对象是谁？是资本家。整风，变成的反右，从整顿共产党的歪风到整肃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文革，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而他的战友们几乎把这个运动搞成一个更大反右。而且到最后，也还是变成了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创造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杀人记录。最后还是毛泽东愤怒了，批评说我们的政权不是靠杀人维持的。
如此说来，到文革的时候，提出搞文化大革命也应当说是事出有因。的的确确存在路线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也曾经尝试过各种努力都没有成功，于是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也许毛泽东感到他已经来不及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他只能通过一场革命，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演习，来提出这个问题，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至于能不能通过这场革命解决问题，恐怕毛泽东也没有把握。能稼者未必能穑。从这个角度，文革，的的确确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革命实践。被批判被打倒者，固然有误伤的，但是的的确确也有错误甚至罪过。
有人说，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就是毛泽东为刘少奇下的一个套。他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好结果。这个说法也未必没有他的道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让他们去抓成千上万的反革命，仅仅在清华就是七百多反革命右派学生，比反右大大的超过了。这些愚蠢的政治家怎么不想一想，难道共产党的教育就是那么失败，就是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反革命吗？在这个王光美亲自坐镇的由国务院各部位派出大量干部的学校里，公然搞车轮战疲劳战术这种变相体罚，对此本人就是证人。甚至逼得学生自杀。幸亏他们好景不长，只有四五十天，如果让他们得逞还不知要有多少人冤枉。而这个并不是我的猜测，而是在大抓五一六的运动中实实在在变成了现实，毕竟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势单力孤老百姓和各级干部也有了经验，他们并不能完全得心应手。我在文革中没有摸过枪，没有碰过钱，甚至没有去大串联。但是照样是怀疑对象，在单位里是什么控制使用的对象，连去三线都免了。（我们厂援建过两个厂，去三线当然是我们这些没有根基没有关系的人差事。有的人就去问领导，xxx怎么不去，于是我知道原来是查五一六。）
无论如何，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就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相当深入人心。这应当是文革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其次，文革批判了驯服工具论，消除了法西斯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否则，上层一声令下，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实在难以估计。
要保持国家机器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这个任务比推翻一个旧制度更困难，更深刻。一次尝试遭遇失败也是难免的。在短短的十年里，对于这个一场革命，要做到“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中国人如果热爱这个国家，就应当从文革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攫取“正能量”，而不是一概否定简单忘却。找到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的道路。
文革有没有找错误呢？当然有。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的把握一个新的革命的全部细节。毛泽东也只能根据当时的时局看到主要的问题。同时他自己也不是神仙也有错误的方面。比如他就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而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是必要的。而对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的漠视却换来对物质利益的病态追求。
考试录取上大学，我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一种平等观念。当然，平等的背后有不平等。但是如果放弃这点，到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取消考试，不但无法保证入学者的知识水平，而且给走后门制造了条件，更严重的不平等伤风败俗都因此而发生。
把打倒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三个任务统统搞到一个文革中来，恐怕也太贪大求全了。而且扩大了打击面。而企图搞乱文革的就加上了破四旧，就更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文革中的错误有两种。一个是毛泽东自己的认识上的错误，主要是极左的倾向。另一个是企图搞乱文革的人们制造的事端和极左派为了表现革命的胡作非为。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而彻底否定文革的人们则要一股脑把所有的坏事都扣到毛泽东的头上，扣到文革的头上。他们的这种做法充满了偏见。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犯这些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危险是那些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钻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的这个发现，以及他决心要打倒并改造这些过去的革命同路人的努力，必然引起走资派的刻骨仇恨。今天，如果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应当高度评价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重大的贡献。文革就像一切革命的探索，像巴黎公社，像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那样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闪烁着革命的光辉。
从那个彻底否定一出台，我就感到，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难以认同这个肤浅的武断的结论。一个持续了十年的运动，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一个仅仅是凭着理论号召而反对一个严密组织的执政集团的运动，难道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吗？难道那亿万民众都是愚蠢的盲动，反倒是那些在批判之下不敢为自己申辩一词并信誓旦旦白纸黑字“永不翻案的人们”倒都是完全冤枉的吗？
翻案之后，文革就成了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何谓动乱，何谓浩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堪称动乱，天灾人祸赤地千里，外族入侵民族危亡可以说是浩劫。文革的十年，动是有的，但是社会秩序基本井然有序。不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总比今天家家户户铁门自闭好得多。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那算不上动乱。是的，大多数干部都受到批判，社会精英的日子很难过。恐怕至少部分地也是跟他们平日飞扬跋扈有关。是的，有一段时间搞什么红色恐怖，殴打教师，作家，甚至致死，但是那些都是走资派企图搞乱文革的倒行逆施，跟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异曲同工。至于真正给老百姓，下层群众造成伤害的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其实并未进入彻底否定派的视野。
我劝朋友们今后慎用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类词汇了。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对反对文革的朋友们的形象十分不利。你们怎么就那么卑躬屈膝不顾国家的“浩劫”而统统跪下屈服投降了呢？难道你们就真的都是只为个人私利屈服于淫威的委曲求全的小人吗？其实还是毛泽东手里有些真理，抓住了你们的短处，你们才不得不在他面前表示永不翻案。
这个短处，基本上就是把国家机器从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
恰恰是永不翻案派在彻底否定文革中作为让我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
先看看彻底否定之后干了些什么？
这里我就不说那些走资派的家族几乎都在先富起来的浪潮中发达起来。不少人的吃相十分不雅。说这些，难免让人难堪。海华丝说政策吧。
首先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肯定会受到农民的拥护，那是农民的自发倾向。但是靠着一家一户的两千多年的生产模式（从春秋时代“租税亩”以来大抵就是这个生产方式）能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吗？人民公社可能是过头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退到“以大队为基础”，实际上和高级社差不多。文革期间左的东西太多，管的太死，只要给农民适当的自主权，给多种经营的发展的权利，农村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就可能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领域，而包产到户却只能阻碍集体副业的发展。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花了大量的精力搞的农业合作化，就这样被消解了。在这个问题上，文革后的共产党，甘当群众的尾巴，放弃了对农民的教育与引导，固然可以赢得农民暂时的拥护，却不能给中国的农业带来光明的前途。
文革时候批判走资派，主要的罪名就是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面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主要也就是指的包产到户。当时被批判的人们争辩说没有那么一条路线，有些说法也只是个别人笔记上的东西。但是，当文革被否定之后，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大行其道。看来，这条路线是有的，在受到批判的时候不敢承认，万般抵赖，而一旦可以卷土重来，就要忘乎所以大搞包产到户。
三十年的事实证明，这条道路的确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这不是中国农业应当走的一条康庄大道。而那些顶住了这风而坚持了集体经济的少数大队则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华西村。如果我们的政府，领导，从文革结束的时候开始，有一条正确的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方针该多么好啊。而现在要让农民再次合作，正像按手印的那个小岗村告诉我们的，真是难于上青天。我们都知道沈浩的名字，但是不甚了然小岗村现在怎么样了。我在凤凰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小岗村对外宣传引进来上亿的项目，3000亩土地与小岗村没关系了。土地被外资买走了，但又没有提供就业岗位，小岗村村民现在的身份变得很尴尬：作为农民，没了土地；作为工人，又没有岗位。等于是哑巴吃黄连。日前，小岗村村支书意外猝死，媒体去采访当年“大包干”领导人严宏昌，我们这才知道小岗村的村干部，从1993年到现在，一直都是空降而来的。严宏昌说：“上面来的干部，说走就走，对长远发展缺少规划，都喜欢临时性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缺少长远计划。”干部求政绩，可不就是要短期抓么。一语中的。这就是灰色的、复杂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现实。可人们总归要先面对它，然后才能想办法解决它。《小岗村的故事》正是把这个现实端到了人们面前，一瞬间，五味杂陈。】
如果说领导十分重视的，上边不断派来领导人的小岗村都搞不好，别的地方是否能靠包产到户富裕起来，我们应当有点概念了。
当年批判走资派还有一个观点，就是造船不如买船。文革后期，中国的造船业倒是开始上去了，这真要要谢谢对那个“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谬论的批判。但是文革之后，许多能买到东西的行业，我们都放弃了。运十，在文革中居然搞成功了，但是却不明不白地下马了。我比较关心的是半导体。这是我的专业，在文革中当然也受到相当的影响，问题不少，比如陈伯达就在大雨天到某厂视察，不肯换鞋，“就是要踩一踩资产阶级的框框”。这些极左的脱离实际的XX怎么不想一想，资本家会不会仅仅为了框框而花费那么多钱去搞无尘车间。我们就是败坏在这些愚昧的以极左为革命的人们的手上，一直不能过关。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本来可以迎来一个全新的蓬勃发展局面。但是当西方向我们倾销廉价器件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有不少靠倒卖外国产品发家的公司，但是我们自己的CPU最后还是靠有爱国心的梦兰床上用品起家的民营企业家钱月宝的支持才得以生存！这是钱月宝的光荣，同时也是某些人的耻辱！这本应当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支柱产业吧？可是握有国家的权利的人们干什么去了？小汽车，中国又一次成了万国汽车展览馆。只是在受到批评之后，国产的汽车才有所抬头。而我们的WTO代表龙永图先生就是不在乎有没有中国的品牌。
与三自一包相对应，还有一个“三合一少”。我们在文革之后的确是对帝国主义很温和，人家要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行证，攻打伊拉克，大利比亚，我们就绝不使用否决权。一直在跟人家接轨。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现在也不用争论了，苏联都已经不存在了。至于那一少，就是对外援助要少。毛泽东时代，援助，在亚洲主要有两家：朝鲜和越南。许多人对这个颇有微词。但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那么现在中国的安全形势就是：北方，美国就在鸭绿江边，而南面可能就在友谊关外。这对中国是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给以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才让中国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才会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如果我们一直都韬光养晦绝不出头，我们会有朋友吗？
这样的事情还很多，点到为止吧。我感到，这些年的彻底否定文革，让我们知道了，当年批判走资派，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那么一条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又对毛泽东阳奉阴违的错误路线。这些年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一些事情也让我触目惊心。比如原子弹的实验。在1964年研制工作已经一切就绪的时候，要不要实验却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法做出决定。我的理解就是一线的几个巨头都不主张实验，他们也不准备报告毛泽东。是专委办公室主任罗瑞卿看不过去，要张爱萍起草一个报告，以他罗瑞卿的名义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批示，“既然是吓人的就应当早响。”（大意，一时找不到原文。）我们的宣传总是说谁谁谁如何如何重视，从来不说如何犹豫。这也是一个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的一个例子吧？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即使研制成功也可能胎死腹中。
仅仅以我们现在知道一些事情，毛泽东对于那些主持一线工作的人们很不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闹革命，本来是要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全新的政权。可是短短的十几年，这个政权已经与老百姓有了巨大的隔膜。57年的整风，应当是一次恢复党的优秀传统的尝试，我们不知道为何变成了反右，据说现在要出毛泽东全集，希望能给我们一些解开历史疑难问题的线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然而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延安时代，就可以发现，1965时的这个政权简直不敢相信是1945年的那个政权的同一批人。这个变化可能是逐渐的，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但是却是巨大的，不容置疑的。毛泽东有过几次努力。比如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且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但是这个运动迅即被五反代替了，而五反的对象是谁？是资本家。整风，变成的反右，从整顿共产党的歪风到整肃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文革，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而他的战友们几乎把这个运动搞成一个更大反右。而且到最后，也还是变成了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创造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杀人记录。最后还是毛泽东愤怒了，批评说我们的政权不是靠杀人维持的。
如此说来，到文革的时候，提出搞文化大革命也应当说是事出有因。的的确确存在路线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也曾经尝试过各种努力都没有成功，于是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也许毛泽东感到他已经来不及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他只能通过一场革命，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演习，来提出这个问题，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至于能不能通过这场革命解决问题，恐怕毛泽东也没有把握。能稼者未必能穑。从这个角度，文革，的的确确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革命实践。被批判被打倒者，固然有误伤的，但是的的确确也有错误甚至罪过。
有人说，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就是毛泽东为刘少奇下的一个套。他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好结果。这个说法也未必没有他的道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让他们去抓成千上万的反革命，仅仅在清华就是七百多反革命右派学生，比反右大大的超过了。这些愚蠢的政治家怎么不想一想，难道共产党的教育就是那么失败，就是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反革命吗？在这个王光美亲自坐镇的由国务院各部位派出大量干部的学校里，公然搞车轮战疲劳战术这种变相体罚，对此本人就是证人。甚至逼得学生自杀。幸亏他们好景不长，只有四五十天，如果让他们得逞还不知要有多少人冤枉。而这个并不是我的猜测，而是在大抓五一六的运动中实实在在变成了现实，毕竟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势单力孤老百姓和各级干部也有了经验，他们并不能完全得心应手。我在文革中没有摸过枪，没有碰过钱，甚至没有去大串联。但是照样是怀疑对象，在单位里是什么控制使用的对象，连去三线都免了。（我们厂援建过两个厂，去三线当然是我们这些没有根基没有关系的人差事。有的人就去问领导，xxx怎么不去，于是我知道原来是查五一六。）
无论如何，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就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相当深入人心。这应当是文革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其次，文革批判了驯服工具论，消除了法西斯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否则，上层一声令下，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实在难以估计。
要保持国家机器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这个任务比推翻一个旧制度更困难，更深刻。一次尝试遭遇失败也是难免的。在短短的十年里，对于这个一场革命，要做到“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中国人如果热爱这个国家，就应当从文革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攫取“正能量”，而不是一概否定简单忘却。找到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的道路。
文革有没有找错误呢？当然有。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的把握一个新的革命的全部细节。毛泽东也只能根据当时的时局看到主要的问题。同时他自己也不是神仙也有错误的方面。比如他就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而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是必要的。而对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的漠视却换来对物质利益的病态追求。
考试录取上大学，我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一种平等观念。当然，平等的背后有不平等。但是如果放弃这点，到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取消考试，不但无法保证入学者的知识水平，而且给走后门制造了条件，更严重的不平等伤风败俗都因此而发生。
把打倒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三个任务统统搞到一个文革中来，恐怕也太贪大求全了。而且扩大了打击面。而企图搞乱文革的就加上了破四旧，就更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文革中的错误有两种。一个是毛泽东自己的认识上的错误，主要是极左的倾向。另一个是企图搞乱文革的人们制造的事端和极左派为了表现革命的胡作非为。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而彻底否定文革的人们则要一股脑把所有的坏事都扣到毛泽东的头上，扣到文革的头上。他们的这种做法充满了偏见。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犯这些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危险是那些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钻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的这个发现，以及他决心要打倒并改造这些过去的革命同路人的努力，必然引起走资派的刻骨仇恨。今天，如果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应当高度评价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重大的贡献。文革就像一切革命的探索，像巴黎公社，像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那样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闪烁着革命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