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家书。
1976年的中国真是挺衰的。每一个普通中国人也很迷茫。除了吃粗粮，穿旧衣外，主要是你不晓得眼前的路在哪。日子会不会慢慢好起来，还是连窝头也没得啃？
我家的情景就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例子。兄弟三人，大哥在一家工厂当锅炉工，我和二哥插队上山下乡。他在内蒙古乌盟的一个极贫穷的公社劳动，我在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当牧民。
牧区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不错的。常能吃到新鲜牛羊肉和奶制品，这点在当时的城里做梦也别想。另外，因为我精力充沛，干活从不惜力，队长给我一匹马，奔波在大队的七，八个牧场（点）之间，干些应急的活儿。大队里算上8个知青在内还不足200人口，但确拥有4公里长，2公里宽的一块牧场。并且还可以无条件地使用背靠着的乌拉山。生活好一点，肚子里有油水，日子也就过得飞快。
1977年10月底，我来到牧区也一年有余了。早晨草场上结着一层白霜，此时的活计是尽量多收割一些牧草，以备下雪时牲畜食用。
劳累了一天回到住处，看到一封家信。打开一读，大吃一惊。信中说，母亲重病住进了医院，要我马上回来探望。我母亲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信中这口气分明是。。。顾不得多想，也没机会找到队长请假。就和一知青哥们骑马十几公里到一公路上搭车，然后他牵空马会队帮我请假。
到家后，看到二哥也在家里，父母健康如常。父母开始给我解释，什么是恢复高考，为什么让我回来。我听了仍然很恼火，也不领他们的情。我的理由是，1. 就算是高考，最后的录取也是人家有权有势的人说了算。2. 我基本没上初中，只有小学到初一的文化程度，参加高考实在是免为其难。 3. 咱家政审行不行啊？我认为，两个哥哥从未间断自学，可以去试试。我恐怕不行。
没想到母亲出语惊人。她一口咬定，说我是兄弟中最有希望的。我运动成绩和潜能有绝对优势。虽然没好好读书，但记忆力极好，与体育同类考生比应属上乘。最后母亲说道，你不要争辩了，你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快去准备吧。考得上考不上，都要尽最大努力，就算帮妈一个忙吧。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泪水差点流了下来。
忙忙碌碌地找教材，做笔记，办理准考证，整理思绪。还要出早操和做一些必要的专项练习，以恢复体能。11天后我返回巴盟牧区。
带着父母的重托，参加高考。
先是去公社所在地开来了各类介绍信。回大队见到队长，告诉他我月底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五原县去考大学（体育类专考）。回来一周后12月5号在旗（县）里参加自治区统考。（77级没有全国统考）。这个月不能参加劳动了。
要去考试的那天，知青点儿有人给我换上他的新一点的军大衣。借给我一只大号军用水壶。队长牵来两匹好马，让人送我到公路上搭车去火车站。拿来一大包奶酪，足以让任何司机都不会拒绝我的搭车请求。
到达五原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在一个小旅馆安顿下来后，我想到明天考试的五原一中先踩点看看。五原虽说是河套平原的重镇，但只有一条主街。很快就找到了五原第一中学。这时天也开始黑下来了。
操场的尽端有两间平房还亮着灯。凭经验，这应该是体育老师的“教研室”。我探头进去询问，果然如此。一中年赵姓老师在一个大铁炉子边取暖，喝茶。我大胆进去和他套磁，并趁机吹嘘了一下我的运动背景。我说希望能考上北京体育学院，他便热情地鼓励我。我实话相告，天气太冷，如能明天容许在他办公室躲一会，减少在室外不必要的逗留时间，肯定会有利于发挥。赵老师一口答应，明天你直接到这里来好了。
第二天到考场一看，来的考生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很多是北京天津的老知青，几个人围着老师套近乎，不厌其烦地给老师们敬烟，自己嘴上也叼一只。我心想，哎哟哥们儿，你这不是给自己添乱吗？
北体来的汪老师和当地的三个老师分4组给考生进行测试。我很快被汪先生点到名字。三个考试项目：100米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我的自选项目1500米跑被否定，最后高考老师决定安排一个400跑，有十几个人参加。我在中午前就考完了。
正在犹豫是否该离开考场，汪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表情严肃地说，回去抓紧准备统考，我想我们不久会在北京相见的！我的下巴都快惊的掉下来了，我。。。
我回来一周后，到旗（县）里参加的自治区统考。由于有汪老师那句话，怀里像揣了块儿烤红薯，暖烘烘的。就我当时的水平，应该是每项考试都发挥到了极限了。作文写到最后竟然意犹未尽。
中央来调令了！
高考结束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给爹妈写了一封信去，详尽汇报两次考试经过，并告诉他们我的感觉良好，听天由命了。唯独没敢提起汪先生的那句嘱咐。牧区偏僻，没人把这当回事儿。只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女知青考了中专，时不时是会在那里发愣，嘴里自言自语。
公社照例进行冬季水利建设。摊派15名壮劳力到我们大队，我由于高考误了一个月的工，这次是责无旁贷地上了水库工地。我的工作是在石壁上打眼儿放炮。具体下来就是抡大锤，扶铁钎，装填炸药和引信。劳动强度大，收工后没力气瞎侃，很快就睡着了。两个星期后，我突然发现夜里睡不着觉了。走出工棚，眼望着天上的星星，惆怅起来。那高考上大学的事难道只是一个梦？是天边一闪即逝的一抹彩虹？唉，不去想它了，明天还得干活呢。
一天我抡着锤子叮叮咚咚地打着跑眼。公社武装部的一个通讯员飞马跑上水库工地，边跑边喊，小X, 小X，工地上近200来人都好奇地停下手中的活朝这边张望。他跑到我那里翻身下马，气喘嘘嘘地说，书记让我告诉你，中央给你来调令了！
我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问道，调令在哪？通讯员说，还在书记那里，他在等你。赶到公社书记那里，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书红字“中央体育学院”。书记说，想来是北京那边大学的文书，但我们公社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不能不重视啊！
两天以后，几个知青朋友和大队里的不少人，聚在公路旁为我送行。有人早早拦下一辆车子那里等候（需给司机一点报酬）。大家说着惜别的话，队长十来岁的小儿子凑到我跟前，小声说，你要去北京了，那个小收音机可以送给我吗？我心里一沉，早就答应过他的，一高兴居然给忘了。
别了乌拉特前旗，别了我的西哈拉汗大队！
后记：
1. 回到家后，得知我大哥考上了东北工学院，二哥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我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兄弟三人在困境中同时考上77级大学，也算当时小范围内的一段佳话。
2. 我曾写信致谢五原一中的赵老师，没有得到回复。
3. 四年后，我毕业留校工作，又有幸在这位搞举重专业出身的汪老师领导下工作过两年。
入学后同学们的第一张合影，后排右二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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