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卫兵的几次奇怪遭遇
美国沈宁
发表于《随笔》杂志2013年第6期﹐题目改为北京男八中一段往事
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钦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到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楈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 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后来知道 ﹐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 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 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 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 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份上， 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 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胡衕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胡衕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胡衕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 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么﹖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 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 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纔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胡衕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家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嘴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们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他们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 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 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 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