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中学语文教材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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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鲁迅的文章《风筝》从语文教科书中删除的消息,便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风筝》原本被选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出版的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在今年的新版本中,同一位置却被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所替代。

同样遭受删除命运的,还有沈复的《童趣》、蒲松龄的《山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等8篇经典文章,取而代之的则是丘吉尔、海伦-凯勒、贾平凹、纪晓岚等人的作品。

显然,这是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暂时忽略具体某篇文章是否应该被删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版教材在选文的视野和思路上,在积极拓展和谋变,这是一个好的动向。

回顾中共建政60多年来,大陆中学语文教材的变迁历程,一条时事政治与语文教材纠缠不清的脉络,显而易见。语文教材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被赋予了党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功能。

在 1950年颁布的第一套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第一册里,编辑们就对此直言不讳:“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 要。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

这样的编辑方针,虽然在日后不断被修正和纠偏,工具性和文学性成为更多的考量因素,但政治性始终是大陆语文教材选文不可逾越的标准。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少篇章中,看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子,要让语文回归其本质功能,路途依然遥远。
人教社一统教材出版江湖

1949年初,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赶考”,一个新生政权诞生在即。而此时,为巩固新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余毒”,一套符合新的国家意志需要、为新生政权意识形态服务的语文教材呼之欲出。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中共建政初期,叶圣陶是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关键人物,他不但主持编写了数套语文教材,还发掘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也正是他提出了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

1949 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 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筹建负责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12月,人教社正式成立,由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兼任出版社社长,社务委员会由刘凯风、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等9人组成,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从此,人教社一统中小学教材出版江湖,只在“文革”期间有所中断。

据 曾担任过人教社中学语文教研主任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主编的顾振彪先生介绍,直至今日,虽然语文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广教社、苏教社、中华书局 等都在出版中小学教材,但人教版教材仍然占全国小学教材的50%、初中教材的70%、高中教材的90%,教材出版界“老大”的地位无可撼动。

建政初:以苏为师与分科风波
中共建政之初,全面学习苏联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经验,刘少奇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以苏为师”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上,在教育上同样如此,在教学模式、院校设置、教材设计等方面,大中小学全面模仿苏联,这种影响根深蒂固,酿成今日中国教育诸多顽疾。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语文教材中,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生活相关的作品,占据相当大的版面。这些文章往往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宣扬苏联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先进性,描写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些作品主要由苏联作家创作,但也有少部分是国内作者所写。

描 写苏联领导人生平故事方面的,比如《列宁在学校里》《列宁给青年的教训》《见列宁去》《献给斯大林同志的寿礼》《伟大而质朴的人物》《在斯大林时代里》 等;描写苏联人民生活的有《苏联煤矿的劳动保护》《煤的对话》《团的儿子》《夜莺之歌》《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达尼亚和他的祖母》等;还有一部 分是宣扬中苏睦邻友好的文章,如《杜伯洛维娜参观师大附中》《苏联少年先锋队队员给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的信》等。

而所选的国内作 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状况和新中国精神面貌的,如《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泰尔曼集体农场》《李官祥》《一个模范青年团 员》《多收了三五斗》《石油城》《拖拉机开进高家村》《开荒速写》《打夯歌》,这类作品是该时期语文教材的主体,它们大都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工人日报》等报刊上,由编辑直接选用或改写而成。

在1950—1951年出版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很少,只收录了鲁 迅、茅盾、丁玲、朱自清、孙犁、赵树理、叶绍钧(叶圣陶)、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家当中,又以鲁迅的作品为最多,据本刊记者统计,在 1950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的作品共6篇,其他作者都只有一两篇。

随后几年,教材内容不断被修订,而其中最大的 变化则是分科。顾振彪老先生向《凤凰周刊》介绍,苏联的语文教育是分科的,分为俄语和文学两门。当时为了学习苏联,中央成立了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新闻 总署署长胡乔木为组长,他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部长陆定一因为身体不好,没能参加)、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叶圣陶等人参加。

1954 年,经中央批准,教育部确定中学语文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人教社语文组成立了两个编辑室,汉语编辑室由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主持,文学编辑室则由散 文家吴伯箫、张碧来负责。教学大纲跟教科书同时编,1954—1955年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等地方试用,1956年在全国推开,但这套精心编辑的 教材只用了一年半便停用了。

停用的原因,是因为遭到陆定一等人的反对,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据说陆定一养病回京,得此消息,大发雷 霆,他反对文学与汉语分科,反对搞这一套教材,并提出这是人教社一意孤行。这让叶圣陶很尴尬,也很恼火,因为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是人教社自己要搞的,叶圣 陶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事情真相,最后却在胡乔木、董纯才等人的劝阻下,没有发表出来。

但是教材已经编好,也没有其 他教材可用,所以这套教材还是用了一年半,到1958年停用。而当时正读初中的顾振彪,就是用的这一套教材。他向记者回忆道,这套教材的文学课本可圈可 点,是一批真正的专家,根据郑振铎的《中国通俗文学史》中的顺序精心编制的,按照历史脉络收录了大量古典文学精品,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等人的现代 优秀篇章。

顾振彪告诉记者,莫言对现代语文课本意见很大,但是对这套文学课本是肯定的,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这套课本让莫言受到了最初的文学启蒙。

“大跃进”:个人崇拜与中苏破裂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中共拒绝了苏联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令赫鲁晓夫大为不满,加上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中苏关系从此恶化,苏联在多个国际场合向中国施加压力。

而在国内,5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与之相对应的,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兴起。

在语文教材深受政治裹挟的年代,这些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无一不在语文教科书上得以反映。顾振彪说,“1958年版的语文教材,把之前的内容完全推倒,另起炉灶,没有继承,完全断裂。”记者在人教社图书馆查阅了这套教材,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关于苏联领袖的文章几乎绝迹,记者只找到《列宁的性格》一篇,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亦大幅减少,与50年代初期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随着国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与日俱增,歌颂毛泽东的文章也随之增加,比如《永远跟着毛泽东》《毛主席使红光社大放红光》等。而最为明显的是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以及与毛相关的新闻报道被大量选入,成为这一时期语文教材的主要内容。

试举几例,入选的毛泽东诗词有《西江月 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长征》《蝶恋花·游仙》等,毛泽东的文章有《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坏事能否变成好事》《纪念白求恩》,与毛相关的报道有《毛主席在武钢》《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等。

再 者,为了配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形势需要,语文教材从报纸、杂志中选入了大量政治运动的文章,比如《人民公社好》《平地兴建 钢铁厂》《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千斤》《我国小麦总产量压倒美国》《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四分干劲》《步高师傅所想到的》等。

顾振彪分析道,“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编写教科书都是计划行为,都是行政任命,而不是学者讨论的,人教社也是半机关性质。除了人教社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教材,像上海出版社、北京师大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很‘左’,强调思想政治,强调要配合形势。”

时 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亲自 对这篇报告作了修改和批示——“
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 益。”
对于那段时期的就学经历,顾振彪仍然历历在目,“学时缩短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可是当时苗头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时候,要帮人民公社劳动,吃了晚饭后还要修建校舍、建食堂。当时每搞一个政治运动,会速度非常快地普及到每一个单位。”

这套教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1961年开始实行十年制教材,即小学、初中、高中压缩为十年,学时缩短了,难度加深了,再加上语文教材过度突出政府,与政治挂钩,学生的语文水平明显下降。

陆定一也承认,不及国民党时期,也不及北洋军阀时期。他一改常态,说“语文就是语文,语文能培养马克思,也能培养法西斯,语文本身没有阶级性,就是听说读写,是写作的工具”。

在 这种情况下,出台了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提出语文课是培养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根据大纲精神,教材应该是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让 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突出语文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目的”里面删除了,但在“选文标准”中仍提到要“有利于学生的政治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

因此,1963年版是一套彻底纠偏的教材,“比较注重多读多写,课文的数量也增加,经典型的文章也增加,文言文也增加,比较注重语文知识。”

“文革”:人教社解散,地方教材兴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人教社的教材被批判为“封资修的大杂烩”,是反面教材,要彻底砸烂。1966至1971年,人教社被迫停止工作,已编辑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停止使用,全体干部、职工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

厄运还不只此,1972年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撤销,大批干部从“五七”干校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工作,而顾振彪当时被分配到安徽师范大学工作。

据顾振彪回忆,在60年代末“复课闹革命”后,各地自己编教材。此时教育部已撤销,由各地“革委会”下设文教组,组织人员编写教材。虽然各地教材版本不一,但大致面貌差不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毛主席的文章、鲁迅的文章、革命大批判文章。

大批判文章由各机关单位或写作组所写,影响最大的有“梁效”(北大清华两校批判组)、“罗思鼎”(“螺丝钉”谐音,上海市委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唐晓文”(“党校文”谐音,中央党校写作组)、石一歌(复旦大学写作组)等。

1972年3月,人教社总编辑戴伯韬请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人教社业务停顿、人员星散的情况,并写信给周总理,陈述培养一支强有力的中小学教材编辑队伍之不容易,希望经过考察后,人教社能够恢复建制,投入工作,为中小学教材建设作出贡献。
7月,经周恩来同意,人教社得以恢复重建,从“五七干校”抽调部分干部回京。随后,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通知》,由原人教社和高教社部分干部、编辑重新组成人教社,逐步承担原来两社的一些任务,人教社筹建组最初由张玺恩、叶立群、张继堂三人组成。

据人教社档案记载,1973至1976年,人教社人员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并编辑出版了少量教材和教育书籍,其中主要包括:工农兵大学生文化补习教材、农村应用科技书籍、简单医疗卫生常识等,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改革初:政治脱敏与作者审核
1977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首先抓的就是科教,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而教育又主抓两件事,一是恢复高考,二是编写中小学教材。邓小平指示,应恢复中小学教 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而此时,人教社原来的办公地点已经被部队所占,“我们就转到了西苑饭店,后来在香山饭店,我们在饭店里面待了两年多,把初、高中教材和小学语文教材编了出来。”顾振彪对此印象深刻,他在1977年从安徽调回人教社,并参与或主持了此后20多年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

这套教材是一边编一边用的,编好了就用,到1978年就开始用新教材。这套教材继承了1963年的传统,“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完全编新的也很难,另外,当时思想也没有完全解放,‘极左’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心有余悸,所以当时编出来的教材还有一些‘左’的痕迹。”
此 时,“文革”中一些被批斗的作者还没有平反,他们的作品就不能选入教材,比如散文家吴伯箫,他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当时还没有恢复,他的《记一辆纺 车》就不能入选;臧克家因为“叛徒”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的诗也不能选;而沈从文由于“思想不够进步、属于落后角色”,其作品也不能选。

顾振彪回忆,“当时的作者选择面非常窄,我们必须把所选作者的名字报告中宣部,经中宣部批准才能用,结果吴伯箫、臧克家、梁实秋、胡适、徐志摩等作家都不能选,很多名字都给圈掉了,所以1977-1978年的教材还是不大行。”
而即便对于已经过审的作家,编辑们在选文的时候,还是得细心删改,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不能放过,有的甚至要大动“刀子”,而编辑与作者之间难免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一些“大牌”作家甚至为之动怒。

让顾振彪印象深刻的是编《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结尾写道“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顾振彪当时是语文主编,他认为这句话有“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嫌疑,他和几个编辑商议决定删除。
结果文章作者魏巍大为光火,出版社让顾振彪给魏巍打电话道歉。在正式通电话时,魏巍倒是客客气气,只是说“以后恢复吧”。回想起来,顾振彪觉得当时过于小心谨慎,其实留着也蛮好。

还 有一次是编茅盾的《风景谈》,其中有写男女在窑洞里面依偎在一起的段落,两位老编辑把这段话删掉了,同样惹得茅盾很不高兴。当时,茅盾住在医院,他的儿媳 把改后的文章念给他听,茅盾大怒,说编辑是“封建卫道士”。当时人教社负责人叶立群当面向茅盾道歉,经过协商,最后恢复了部分内容。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中国政府更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次年,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提出要对小 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 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但从80年代开始,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逐步增加,选文的思路更为解放,袁枚 《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画鸡 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等也入选。

新世纪:语文教育“返璞归真”
上世纪90年代末,部分专家开始对语文教学进行新一轮的反思。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的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

随 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关注语文教育改革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关注和批判,也倒逼了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改革。比如作家叶开,在《语文教学 与研究》的“语文之痛”专栏上,撰写大量批评语文教材的文章;又如“浙江三教师”蔡朝阳、郭初阳、吕栋合写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都产生了较 大影响。

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文学性、艺术性、科学性成为更主要的考量,在2000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此前一些“敏感”话题或从未涉及过的题材,逐渐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编辑的“法眼”,比如爱情、经济学、武侠、电影文学、生态环境保护等题材。

例 如,2005年,广东版高中语文教材进行了大面积改革,新课文占了54%,并开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 治》、王则柯的《钱》等文章,被认为适应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文化氛围,独具广东特色。2009年,金庸的《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也成为一时的热 议话题。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这在以前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回头再 来看鲁迅《风筝》被替换一事,可以发现,这不过是此轮大的语文教材改革浪潮当中的小风波,因为鲁迅独特的地位而受到格外的关注。搁置单篇文章的争议,可以 看到大陆语文教材正在逐步走出政治藩篱,返璞归真,而各种地方教材的蓬勃兴起,也在打破人教版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虽然语文教材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这种改革的尝试还是值得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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